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安建设

本书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选取了一组反映周恩来在“文革”时期重要思想和活动的文章，包括他倾尽心力、辗转周旋地保护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他费劲心思地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保证特殊时期的生产建设正常进行；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毛泽东粉碎林彪、江青等人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他全力辅助毛泽东积极落实和促成邓小平接管中央工作，促使中央日常工作一如既往地运行；他用高超巧妙的外交政策开启中美两国的友好之路，促使中日走向正常的外交交往。

述而不作，看起来是有些枯燥，但有助于理解文革期间各派立场，有助于对历史人物的深层认识

（注：再激情的运动也是无法替代理性教育的，精神层次上的变革是无法一蹴而就的，欲速不达的道理在文革这一段历史中再一次被证明）周恩来之所以没有公开与林彪、江青等集团决裂斗争，缘于他个人的处世哲学，因为只有活在这个位置上，才是并且才能够真正的斗争。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邓小平）

他愤怒地说：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个原则”问题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斗争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其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来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种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

“红卫兵运动”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坦露心迹：我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局面，想不到会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

1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上海说得更加露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

周恩来是有不同看法的。他从一开始就坚持一条：造反派只能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取各业务部门的权力；各业务部门仍应当由原来熟悉业务的干部掌握、领导，造反派只能实行“监督”。这样，周恩来不可避免地与中央文革一伙人发生了冲突。

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恩来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一下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恩来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中国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

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国家政府军队的存在本身就是阶级的象征，其中精英人士作为顶层阶级最为符合稳定的内在要求，任何国家皆然）

突来的林彪事件成为许多人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尔后人们更信服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盛行的口号式的说教。 林彪自我爆炸的严酷事实，打破了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固有观念，人们不能不开始对毛泽东的绝对正确、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疑虑。“文化大革命”--这件“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开始发生从未有过的动摇。

如同1958年冬至1959年春纠正“大跃进”中的某些具体错误、但未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一样，毛泽东虽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坚信“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反修防修这样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

“（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

20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有着世界最多人口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正是通过接触周恩来本人所感受到的。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统奈温在悼文中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总是平等待人”；“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峥嵘”：“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