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 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吴晓波

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作者的写作表明，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政府与工商阶层的对立、紧张关系，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国时期。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达两千多年的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中国公元前七世纪至今商业发展脉络：

一、管仲。齐桓公时期，管仲为相，由商入官。后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治国四民分业，专业分工，父子相袭。并不轻商，鼓励消费，但盐铁专营，形成制度。

二、范蠡。佐春秋五霸之末勾践，勾践复国后，范蠡由官入商，后称陶朱公，经济周期先觉者，从周代起，将工商业生产纳入行政管理，一是坊（居住地）市（经商地）制度，二是市籍制度。

三、商鞅。佐秦孝公，变法农耕、军战、中央集权。

农耕：禁止贩卖粮食，重商税，户籍登记（禁止人口流通），敌视货币。

军战：建立军爵制，人头论赏。连坐制度。

中央集权：土地改革，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推广郡县制。

商鞅的中心思想是把人民的贫困和无知作为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四、汉代。汉律基本上沿袭了秦律。仍然是抑商原则，汉初的几位皇帝禁止商人从政，市籍禁止获得土地，刘邦时期商人禁华服、禁止乘坐马车。

但在实际的微观层面，工商业解放：开放关津（节约运输成本，终汉一代，再未征关税）；放松山林矿藏专营。

农业：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军事：委曲求全、免耗国力。

30年后，文景之治。商人阶层崛起：盐铁、流通、种植、金融。

在文景之治期间新的矛盾：中央集权旁落，分封制下各方诸侯形成权贵力量，大商成“素封”，官商勾结，败坏吏治。后成七国之乱。

平定七国之乱后汉武帝一改休养生息政策，颁布《推恩令》，要求封地自我裁剪。刺史监察。

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军事：攻伐四野，国库挥霍一空。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推出国营化经济政策，由桑弘羊操盘。

五、桑弘羊。

产业：铸钱、煮盐、冶铁，相继国营。但官员从中牟利。

流通：国有化改造，均输（统购统销）；平准（物价管制）。

以上两点，江民间流通商人及权贵的经商途径完全堵死。

盐铁专营的政策颁布一年后，与匈奴战，同时山东水灾，双重压力下桑弘羊提议向大商征收资产税，为“算缗”，即财产的1/10。一出，富商争相匿财。

汉武帝再出“告缗”，鼓励举报，举报成功，奖励没收财产的一半。三年后，富贾之家皆被抄产，国库大饱。

汉武帝这场“告缗运动”有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清零，第二，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

尽管对经济制度创新如此早慧，但在随后的2000年间未有寸进，这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方向的缺失有关。道家、黄老以清心寡欲为终身诉求，排斥权利管制，放弃制度进步。除了法家兼并天下，其余都以小国寡民为主要政治诉求。而儒家虽然积极入世，但经济制度以复古为目标。

六、世族。汉武帝之后继位者虚弱，由于国营化运动动荡太大，各项政策收回废止。

地方上逐渐出现世族势力。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对中央政权缺乏忠诚度。

原因：军爵制（拥有土地、人口）；官僚推举制（收纳门客、唯亲是举）。

朝廷之上左右政策方向和人事安排，地方上官商勾结自成体系，兼并土地盘根错节，成豪强气候。

世族模式，到魏晋晚期已经极度腐败，财富聚集太过容易，世族子弟失去上进心，耽于享乐，所谓魏晋风骨就是日薄西山的象征。

后世开国皇帝皆是寒门出身。

七、隋唐。建立科举制，打败世族影响（其他成才方式皆视为为异端）。

蔑商。但财政下放，地方富足。藩镇自负军事经费。官员禁止入市，因而唐太宗提出“公廨钱制度”，向富商增收特别财产税，用于养活官员。

随着国力强盛，治国者自信开放，重新打通丝绸之路。

唐代出现两个新职业：行头（商业组织领袖）；牙人（中介）。在当时最有名的牙人是安禄山跟史思明，开元年间，这两个人终结了盛唐。

八、安史之乱。地方割据势力渐大，安禄山反叛时拥有1/3兵权。平乱后，百姓人口锐减，国库虚空，再度向商人重复收税。恢复专营，由刘宴主管财政，基本是桑弘羊翻版。

李适继位，次年听信谗言，处死刘宴，专营渐渐走样。征收间架（房产税）、除陌钱（交易税），等同“算缗”“告缗”。

此外，宗德还向富商“借钱”，每户只留万贯，其余上交。又是两次合法抢劫。

盐业上，德宗时期盐枭盛行，权贵经济势在难免，但地方割据并无改观。

此时钱比物贵，屯币之风盛行，经济难以流通。是百姓对财政无安全感的表现。

后因盐暴动，领头者朱温篡唐自立，改国号为梁。

九、宋。政权温和，水稻种植发展，没有对外扩张的必要。人口膨胀。

取消四条禁令：坊市可混合；取消宵禁；取消行政限制，认可“草市”“墟”；取消价格管制，由市场波动决定。

小商品贸易繁荣，纸币交子出现。海商利益跟风险较大，故股份制出现。职业经理人出现。

但几乎找不到大商。

另一方面，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则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宋太祖鼓励官员经商，利润丰厚，故官员巨贾不胜枚举。

另一方面开放民间授权，“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较高的盐业，它是对刘晏盐政的进一步完善。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

全汉升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做资本，以公物做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籍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官商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工商经济制度在此时基本定型，往后再无变革，只是逐步走向极端。

同时科学发明在此停滞。原因：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大陆孤立主义政策，产业革命再无动力。“从北宋之后的1000年里，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并非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国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因此，维持与重建国内秩序，既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之下，任何变革都只可能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其他的、有可能挑战中央威权、引发社会秩序变化的尝试都会被严厉地扼杀在摇篮之中。

十、王安石。宋神宗时期，国库虚空。王安石极恨商贾，认为商民对立，在他看来，那些富商所得的财富都是从民众那里剥削来的——“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因此，政府是在代表“细民”与“奸回之家”争利，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性，因而变法，大至盐铁，小至水果，将几乎所有商业变为专营，落到执行，民不聊生。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可以说，发生在历史上的种种变法无非是对这些制度建设的不断探寻与优化，从秦朝的军爵、郡县制度，到汉初的“独尊儒术”，再到隋唐的科举制度等，帝国的治理体系不断得以完善，到了宋代，以上制度均趋精致，唯独“不如人意”的是经济制度。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虎虎有生气的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这一事实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到北宋中期之后，多次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变法都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当体制内创新没有出路的时候，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900年中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格局越来越小，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种停滞同样体现在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上，自宋之后的1000年里，再无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

也就是说，自王安石以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1085年，宋神宗驾崩的那一年，意大利北部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第一个由市民选举执行官的城市——比萨城，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

就在比萨城成为“自由城市”的两年后，1087年，也是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城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众多拥有自由身份的学者聚集在这里，共同评注古老的《罗马法》法典以及研究医学。到了1158年，皇帝费德里克一世颁布法令，规定大学作为研究场所享有独立性，不隶属于市政当局，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独立的大学体制的建立，让欧洲的知识精英阶层与国家权力之间达成了平等钳制的关系。

从此，“自由女神”在沉闷已久的欧洲大地上展开了她的翅膀。1209年，在英格兰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剑桥大学。1215年6月，英王约翰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著名的《大宪章》，这份书写在羊皮纸卷上的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的方式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六十一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表现君权不再无法扼制，《大宪章》日后因此被称为《自由大宪章》。1231年，约翰之子亨利三世授予剑桥大学“教学垄断权”。到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城市自治权的确立、独立的大学制度，以及对君权的法律性限制，是欧洲最终走出“黑暗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它们分别催生了自由的经济土壤、思想土壤和法治土壤。而在中国，城市与学院一直为政权所牢牢控制，限制君权更是从未被尝试，这是东西方文明走向不同演进道路的重要原因。

相对于欧洲发生的那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建立了大大先进于同时期欧洲的经营模式和工商文明，但是，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原则”、“对君主权力的限制”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相反，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更强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逼得商人不得不“绕城而走”。

因此，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的法国学者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写道：“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承认，并形成了自己的实体。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接着，谢和耐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世界的这两个部分有如此不同的演进过程，这该如何解释呢？”

他的答案是：“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任何看上去会威胁到国家至上权威的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尤有甚者，国家本身还会利用此一时期的活跃经济增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它还会摇身变成商人，通过专卖制度和对私人交易课税，来获得其大部分岁收。”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政权偏安于江南，又勉强支撑了100多年。在这期间，尽管工商业有所恢复，甚至首都临安的繁荣一度堪比汴京，可是，在制度进步上已乏善可陈。“多数汉学家认为，大约到公元1200年，中国已出现制度化的停滞和帝国的‘改朝换代的循环’，而没有任何动力。”

在意识形态上，南宋出现了程朱理学的兴起，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它与科举制度相呼应，把人们的思想创新彻底纳入专制统治的体系之内，最终使得知识阶层挑战集权制度的能力大大减弱。因此，黄仁宇认为，程朱理学“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其一，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是这一规律的揭示者之一。他把市场分为两类，一类是低级市场，包括集市、店铺和商贩；另一类是高级市场，包括资源性产业、交易所和交易会。在他看来，纵观各国历史，“在初级市场这个阶梯上，最完善的经济组织当属中国，那里几乎可以根据确定的地理位置量出市场的数量”。可是，在高级市场上，中国从来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允许自由贸易的存在，“在中国，商人和银行家不能在受法律保护和受国家鼓励的公共事业中进行投资……政治等级能够压倒其他一切等级。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拉回原地”。

为了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

其二，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

其三，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其四，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引用吴晓波的话说，“这样的帝国不亡，仅仅是因为它的敌人懒得让它灭亡。”

因宋代后经济制度发展几成定局，心中疑虑已解。故不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