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本书对《传习录》原典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解读,不仅涵盖了原书的理论框架及译文翻译,而且,在剔抉其精义奥妙,探索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的同时,在后面的“解读”中对原文进行了辨析,能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收获更多人生的智慧。
传习录读书笔记浅读《传习录》(二)
三、知行合一
前面我们讲到,所谓心学,意思就是说,要找终极真理,不必到宇宙和万事万物当中去找,只要在你的心里去找;每个人的心里都深埋着一整套完整无缺的终极真理,每个人所该做的就是回到内心,从心底把终极真理发掘出来,然后再拿这套真理去影响别人,影响社会,这就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要领“致良知”。
1.格物致知
它在当时之所以很有颠覆性,就是因为朱熹教人格物致知,从万事万物当中认识终极真理。在这一点上,心学和理学完全是反着来的。心学出现的契机,就在王阳明青年时代著名的“格竹子”事件。
根据王阳明弟子的记载,王阳明在二十一岁那年认真研究理学,对朱熹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这句话就是“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意思是说,终极真理无所不在,即便小到一草一木,也蕴含着完整的终极真理,这就是朱熹版本的格物致知。
所谓格物,就是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探索事物的终极原理;所谓致知,就是将已经通过格物获得的知识向外类推,触类旁通,逐渐由一事一物背后的终极原理而掌握到万事万物的终极规律。
朱熹将格物比作吃果子:先剥掉果皮,再吃掉果肉,最后把中间的果核咬破,这才能晓得这只果子的全部味道。如果只吃掉果肉,却没有咬破果核,这就不能算作对这只果子有了完整的认知。还有一则比喻是:比如南剑人到建宁县去,只进了县境是不够的,必须进到衙门里,才算是真正到达终点了。
看上去这很像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精神,譬如探究物质的构成,咬破果核还不算尽处,还要进一步把这只果子分解到分子,由分子再到原子,再分解为质子、中子和电子,直到当下的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极致。继而触类旁通,果子既然由基本粒子构成,天下万物是否都是由这些基本粒子构成的呢?果然,石头也是,金属也是,甚至连空气都是。于是我们渐次掌握了一切物质的基本构成法则,而这是否就是格物致知了呢?
确实在十九世纪,西方的物理学读本被译介到中国时,中文就是将物理学表述为格物学或格致学的。但是,儒家理论怎么会突然关心起科学来了?
答案是:儒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并不关心科学,一切貌似带有科学色彩的理论都不过是为了政治哲学或人生哲学寻找终极依据。朱熹的理解是终极真理只有一个,但终极真理在具体事物上的表现存在差异。反过来看,万事万物各具其理,这就是“分殊”;每个“分殊”之理都是本源之理的具体化,这就是“理一”。“理一分殊”,这是朱熹的著名命题。具体到社会伦理上,人人都生于天地之间,都是天父地母的子女,这是“理一”;而人人都对自己血缘上的父母儿女有特殊的爱,这是“分殊”。接下来的推理尤其重要:因为这个“理一”,所以我们才能够推己及人;因为这个“分殊”,所以我们的爱必须从最亲的人开始,渐渐及于遥远的陌生人。
那么“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句话,它意味着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蕴含着完整的天理,只要凭着格物致知的方法,就可以体认天理,窥见整个宇宙的终极依据。理论上说,既然每一细微的事物里都蕴含有完整的天理,那么只要“格”一朵花或一片叶就足以认识全部的宇宙与人生了。但人力毕竟有限,所以朱熹给出的方法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积月累,最后由量变而质变,豁然开朗。
2.知行合一的由来
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论让王阳明跃跃欲试,正好身边有竹子,那就认真“格”一下竹子好了。你也可以找一根竹子,或者身边的任何东西,用朱熹的方法“格”一下看,看看能不能发现朱熹所谓的太极或者天理。
根据我们现代科学理论,如果你“格”的真是一根竹子,那么你首先要将竹子的“表里精粗”做出细分,“表”这部分又可以做很多细分,诸如颜色、质地等等。单以颜色论,竹子为什么是绿色,因为它的表皮吸收了其他可见光而反射了绿光,而绿光之所以是绿色,只因为这种波长的光经由我们的视网膜,被大脑解读成绿色。所以颜色只是表象,它的本质其实是距离,光波两个波峰之间的距离,等等等等。你还可以用生物学的手段穷究到基因层面,发现一切生命的奥秘,然后进一步地细致入微,从分子到原子,再认清质子、中子和电子的关系,继续探究到底的话,真的可以发现宇宙运行的终极规则。只不过时至今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至于物理学上的发现会和道德有什么关系,那就说不清楚了。
你在“格竹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用到从生物学到物理学的各种高精尖设备,然后就会疑惑:难道古人的格物功夫只靠着血肉之躯、一己之力就够用吗?再好的眼力也看不到DNA的双螺旋结构,再如何殚精竭虑也想不出电子的运动轨迹。朱熹貌似指了一条明路,但走上这条路的人只会陷入一片黑暗。当然,前提是他必须走得很认真。
越认真就越容易碰壁,这个道理很有一点吊诡。我们正好可以从这里理解王阳明学术的心理基础,那就是“认真”,比别人都认真。
王阳明信了朱熹的话,认认真真去格竹子。结果累虚脱了。但他并不以为是自己搞错了方法,只是怪自己精力不够,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做圣贤是一件很耗精力的事,普通人没有这样的精力,所以做不成圣贤。后来阳明才和弟子说“格竹子”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朱熹那套格物致知的理论错了。这时候的王阳明已经敢于怀疑权威了,还不怕把自己的怀疑讲出来,这样的自信同样来自于他的认真。
站在王阳明的角度来看,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朱熹讲的格物致知明明行不通,只要别人也像自己一样认真去做,都会发现行不通,但为什么偏偏只有自己发现了呢,这是因为大家虽然把朱熹当成圣人,把朱熹的话当成真理,但在学习圣人圣论的时候只是从书本到书本,只求考试过关,从没想过真去实践这些学问。整个社会都是这样,老师拿着圣贤书来教学,其实只是照本宣科,学生把圣人圣论奉为天经地义,但从没真正走过脑子。
这还真的是王阳明时代里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朱熹的学说不管是对是错,目的是教人体认天理,向着圣贤的方向自我修养,至于学了这些知识之后能不能升官发财,那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儒学的特点是只重原则,不计后果。换句话说,是教你去做道义上正确的事,至于做到之后你会飞黄腾达还是身败名裂,你会给全社会造福还是为害,都无所谓。你也许不理解,难道为害全社会也能符合道义吗?其实真会这样,比如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来挽救全社会的灾难,这到底可不可以,功利主义者当然觉得可以,但极端的道德主义者,比如“北宋四子”当中的程颐,就认为这完全不可以。
同样,很多人读《传习录》,也是为了学一套内功心法,帮自己走向成功。如果说这套心法和得失成败毫无关系,那还有几个人会对它有兴趣呢?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一套学说无论对错,只要站稳了脚跟,能给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就足够了,人们就不愿意再找一套新的学说来替代它,除非哪一天它遭遇了真正的危机。
在王阳明的时代里,程朱理学早已经站稳了脚跟,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更重要的是,科举考试完全在理学体系里出题,无论你想升官发财还是为社会做贡献,学好理学就有机会中举、做官,就有了人生最好的垫脚石。理学就这样从终极真理变成了晋身阶梯,无论你是不是真心相信这套真理,也无论你对这套真理到底掌握了多深,只要能应付考试,它也就完成使命了。到时候你大可以把书一扔,专心享受荣华富贵。如果你对真理太较真,非要拿自己用心得来的独到理解和主考官争论一番,那么无论输赢,你都输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王阳明其实只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用真诚的态度对待公认的真理。
朱熹格物致知的道理,当时所有读书人都能讲得头头是道,但只有王阳明拿出全副精力去照做,等碰得头破血流,再拿出反思的态度,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就“格竹子”这件事本身,王阳明真没多少资格来怪朱熹,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来对待所有人嘴里的金科玉律,那个著名的“知行合一”的说法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比如当时好多读书人,都能把儒家经典读得比谁都熟,但是,倒背如流是一回事,真把这些书本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价值观就是另一回事了。满嘴仁义道德的人未必真会做仁义道德的事,这是不是意味着“知”和“行”脱节了呢?我们普通人当然会这么想,这叫“说一套,做一套”。今天的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说一套,做一套”,很容易陷入认知失调,这种感觉很不舒服,而为了消除不适感,必然要有一些自欺欺人的努力。最好的情况是大家都去自欺欺人,这样的话,终于连最后一点认知失调都察觉不到了。这种时候最怕遇到王阳明这样较真的人,一旦较起真来,所有人都会觉得尴尬。
3.知行合一的逻辑问题
王阳明认为“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意味着“知”和“行”的脱节,而意味着“不知”,或者“不是真知”。简单讲,真知必能行,没做到一定因为不知道。
比如说吸烟问题,王阳明会说:“这意味着只要一个人真的知道了吸烟的危害和戒烟的好处,就一定能把烟戒掉。那些嘴上说自己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拿意志薄弱做借口的人,本质上的原因是他们并不真的知道。在真知的层面上,知和行是一体的,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真知一定会表现在行动上,否则就不是真知。”
但是,拒不戒烟也许不是缺乏真知的表现,恰恰相反,而是在理智权衡之后,觉得自己得肺病的概率并不很高,为此放弃每天的吸烟享受并不划算。这些人是在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选择,而并非不知。
再比如你看见一个美女从你身边走过,他穿着超短裙,你的心里突然泛起一个念头,就是想偷看的她的裙底风光,但你转念一想,这样很不道德,还是算了,不道德的念头只是在你的心里闪现了一下而已。但是,王阳明会语重心长地说:“不道德的行为真的发生了,因为‘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你动了这个龌龊念头,就是做出了这样龌龊行为。”这个道理是从《大学》发挥来的。《大学》有两句话:“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这是说君子要有真诚的心意,不能自欺,这种真诚就如同厌恶臭味、喜爱女色一样,是一种当下直截、自然而然的反应。王阳明说,《大学》就是这样把真正的知行指给我们看了,只是大家理解得不够仔细。
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
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是说人闻到恶臭自然就会厌恶,见到美色自然就会喜欢,这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心态。在王阳明的解释里,“见好色”,属于知,“好好色”属于行,虽然貌似知是知,行是行,实际上一个人在看到美色的时候就已经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喜爱上了,并不是看到美色之后又生发出一个喜爱的念头去喜欢她,同理,闻到恶臭的时候就已经自发地、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厌恶感,并不是闻到恶臭之后再生发出一个厌恶的念头去厌恶它。
这就是说,当一个男人看到美女的时候,会马上一见倾心,这个反应是一瞬间的,并不是看到之后再斟酌一下“我到底要不要喜欢她呢?哦,她是美女,而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我当然要喜欢她”,想通了之后,才开始产生爱慕的心理。所以,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是一回事。
这样的逻辑,貌似合理,其实并不严密。首先,根据现代神经科学的知识,一个男人看到一个美女(知),需要通过视觉神经信号传导到大脑,大脑再对此信号产生出一个爱慕这个美女的反应来(行),这期间并非瞬间,而是存在一个绝对的神经传导上的物理时间间隔的,当然,古人想不到这一点,倒是不与他过多计较。其次,我们知道,无论“看到”与“爱慕”也好,“闻到”与“厌恶”也好,都没有“行”的发生。换言之,看到美女,心生爱慕,然后走过去搭讪,搭讪才属于“行”,倘若在心生爱慕之后不动声色地走开,正如我们绝大多数人会做的那样,“行”也就无从谈起了。同理,当我们看见皇帝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虽然我们都心生反感并感到荒唐可笑,但大多数人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行”同样不曾发生。这样看来,知与行毕竟是两回事,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可能是为了把道理说圆,王阳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这就是刚刚讲到的“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想到了就是做到了。耶稣也教育过人们相似的道理:“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心里已经犯了奸淫。”但耶稣是神,怎么说都对,也不必论证自己的话,王阳明只是凡人,既然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就必须论证清楚才行。如果我们顺着他的思路来想,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落水了,你马上动了恻隐之心,想去帮他,但转念一想,万一没救上把自己搭进去了怎么办?算了,就当没看见吧。当有人谴责你见死不救的时候,你大可以说:“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我想过救他,所以我已经救过他了。”
如此这般,怎么破?这是因为王阳明把“格物”的道理做了新的解释,所谓“格物”,就是一种自我反省的功夫,心里每动一个念头,只要其中含有不道德的,或者说属于“人欲”的成分,都要立即纠正;只要无时无处都这样做,“人欲”就会彻底消失,心中满满充盈着天理,这就是所谓“穷理”,也就是《大学》三纲领之一的“明明德”。“格物”不再像“格竹子”那样向外界事物去“格”,而是返回来“格”自己的内心。而当这个崭新的“格物”命题和“知行合一”的命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矛盾也就出现了:恶念等于恶行,必须严厉禁止,但如果善念也等于善行,我们只要动动善念也就够了,是不是也不必真的去做善事。
发现了核心问题没有?他为了让我们致良知,就需要格物,通过反省,去除我们心里的恶念,提出了恶念就是恶行,是要格掉的,但我们不光只有恶念啊,如果说恶念就是恶行,要格,那么善念就是善行了,也就不需要动手去做善事了,这个致命问题,王阳明怎么办?
四、心学四句教
前面讲到,王阳明重新定义了“格物”的概念,而当这个崭新的“格物”命题和“知行合一”的命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矛盾也就出现了:恶念等于恶行,必须严厉禁止,但如果善念也等于善行,我们只要动动善念也就够了,不必真的去做善事。这个尴尬有没有解决方案呢,你觉得王阳明能把话说圆吗?
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陷入这种僵局,有一个很经典的哲学化的解决方案,其实很多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到,那就是上升一个层面,再重新审视原有的问题,这样一来,视角就从平视变成了俯瞰,原先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时候不需要特地去解决就已经自行消解掉了。任何难题只要上升一个层面看,或者再上升一个层面,都会自行消解。我们所有的纠结和挣扎,从本质上说,都是因为我们上不到更高层面的缘故。
我们当下的问题是善念、善行、恶念、恶行这四者的关系,在现有的层面上确实无法自圆其说,但你可以深究一步,想一想善和恶究竟是怎么来的。
王阳明说:“无善无恶是理之静,有善有恶是气之动。不动于气,就是无善无恶了,也就是至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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