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守困与突围 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梁启超

本书是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的经典名作，解读晚清重臣李鸿章的功业与悲情，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之一。在本书中，梁启超以“常带感情”之笔，从李鸿章的早年经历落笔，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再到甲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全书在叙述李鸿章生平事功的同时，对于李鸿章的才华、功过和地位进行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读来引人入胜，令人耳目一新，既是了解李鸿章的经典读本，也是解读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欲了解近代中国，不可不了解李鸿章——这位上承曾国藩，下启袁世凯的晚清改革总设计师。

李鸿章传：守困与突围 读书笔记

清末国运不是李鸿章这只蚂蚁能拉的大车。李鸿章仅为一方总督，并非可以执掌朝政、勘定国策、深得圣眷的军机大臣、元首阁魁、亲王圣眷。李鸿章只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其能量完全无法担当清末兴衰与外辱的责任，他的权力地位话语权压根没到那么高的层次。外交国防上，李的权力就更小了，只是一个称职的背锅侠而已。作为没有话语权的朝廷决策的忠实执行者，李鸿章背负了太多本不应该由其承担的骂名，承担了太多超出其能力权位的期待和失望。

李鸿章是适应旧时代旧思想旧体制的权术高手，缺乏团结人、凝聚人的新式武器，尽管其不辞辛劳不畏谤言敢于任事为世人所不能及，但依靠的仍然是君主专制集权下通行的靠权钱利益笼络收买跟随者。在个人私利上，他和清政府其它大员一样，乐于和宦官勾结营私，在权势范围内纵容亲属亲信贪污敛财。

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年-1894年），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唯一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

李鸿章担任海陆军大臣，却视其为花架子工程，不以提升战力为核心任务，不趁欧战有利间隙发展军备，不能踏踏实实练兵备战，而指望靠虚张声势吓阻外敌，将其视为克敌捷径。李一生误国，以此为最。李成于走捷径，剿匪剿捻善出奇兵；也毁于走捷径，朝战日战外交战被揭穿画皮。

至于个人操守，李忠于清廷忠于慈禧，却又大挖清廷墙角，以花架子造假坑国，以贪渎害国，其禁烟则大肆卖鸦片，办海军则克扣火器购置与粮草军饷费用，办洋务则大收干股分红，办外交竟敢与俄罗斯私相授受。

梁启超评李“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算恰如其分。

但当时地位高于李的军机大臣与王公贵族其贪渎与李相当，而军事外交见识却比李还不靠谱。可见李已是矮子中的高个，怂人中的将军。与其说李误国，不如说清廷全盘糜烂，非李糊裱匠所能救。

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

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宁谓彼分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义和团运动绝不仅仅是排外的那么简单。拳民对教民无情杀戮的背后，是身为少数族群的教民依仗法律优势地位欺凌占人口大多数的非教民之结果，而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巨大差异，更让这种屠杀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根本不会有共情效应，而天灾引发的产业萧条只是解开了非教民们被生活劳役捆住的双手，使大规模群众参与的屠戮成为可能。

类似的情况，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并不罕见。在粮食短缺的江户时代，普通日本人对基督徒进行灭绝性杀戮；1933年经济危机下，德国人对生活方式与其格格不入的“一战背后匕刺”之犹太人无情屠杀；2011年后的埃及，经济萧条使得普通穆斯林对支持军方的当地基督徒进行无节制的族群凌压甚至杀戮。

今天的中国穆斯林问题，同样有着当年义和团运动中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隐忧。因宗教组织能力而存在的事实法律不对等，以及生活方式巨大隔阂导致的误解，都是在经济危机之下可能引发大祸的干柴。这些亦亟需各方一起努力才能解决。

为了避免过去悲剧的重演，后人无疑需要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惩前毖后对于自大的后人来说，从来都不容易。”（王陶陶）

“近年来，大陆的穆斯林问题逐渐在两个方面呈现出令人忧虑的现象。

1、旧有的“工地诈骗”、“饭店打砸”、“强租强卖”等层出不穷的小部分穆斯林同胞违法难治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这就使得相当多的非穆斯林屡受欺辱而无处伸张，民间怨愤和恐惧不断传播累积。

2、政府、企业出于维护非穆斯林、穆斯林团结之初衷，而推动的“清真立法”、“美团外卖”等措施，引发部分非穆斯林的不解甚至恐慌。这种不解的背后，是非穆斯林与穆斯林群体在习俗、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彼此隔阂和误解。

而这两种现象，很可能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在1900年，华北地区的农民在干旱的逼迫下，以义和团的身份对当地的基督徒举起了屠刀，即是如此。”（王陶陶）

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加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簧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

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待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厥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李鸿章短于战略、长于将才。其“痞子腔”式外交，往往为解决、减少短期危害而造成更大祸端。引英俄德干预日本侵辽，结果却正中俄国更大奸计，便是“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的例子。

总体上看曾国藩诚字诀外交反而是最理性的，以诚待敌，尽管不能避免由国力弱导致的割地赔款，但能避免损失扩大。实际上，在强敌面前，弱者可战可守可和，但绝不可在外交上耍花招。

李的“痞子腔”引俄英德等狼入室，尽管有错，但相比之后其它大臣怂恿慈禧引拳乱灭洋人，却又成了老诚谋国。由此看来，李式外交尽管自作聪明，效果不佳，但在当时，却已经属于超出大多数军机同僚的高见了。

李外交军事有小聪明无大智慧，有小手腕而无好战略。曾国藩定下剿洪剿捻战略，李在战斗中非常出彩。而李直接定战略的朝战日战外交战，则终成败局。

附录：

“津门论道”：曾国藩问李鸿章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做何主意呢？”李鸿章回到说：“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李鸿章不假思索地说：“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国藩：“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磋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虽然，李鸿章当时曾国藩的话称“是，是，门生准尊奉老师训示办理”，时隔多年也对别人称“不知我办了一辈子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但其实他并未放弃本性中就有的“痞子腔”，而是“痞子腔”和“诚字经”两手都用。

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于是。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署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