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胡适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本著作中，胡适对我国古代哲学做了系统的梳理，重点论述了老子、孔子、庄子、墨子等人或流派的哲学思想，阐释了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流变。它是我国历史上首部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国哲学史。一出版，即引起轰动，多次重印，至今仍然有很重要的影响、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经典著作。

浅读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三）完结

因此，墨家思想，主张一个利字，这个利，并没有贬义，而是功用的意思。他主张所有种种，后面一定需要实践来检验，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而儒家，是偏向目的论，是我的脑中已经构建了一个好的社会，我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那么所有的思想与制度落到实处，如果现实不符合，不是我的理论问题，是人心不古，要调整人心和现实。从这一点来看，儒家偏向于理想主义，把实然与应然混淆了。

但反过来讲，世界实然如此，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有一个“应然”的理想，这一点来看，儒家的理想主义又是令人憧憬的，而墨家却过度注重实际，缺乏理想，况且，所谓之实际，很可能也是此一时彼一时，受制于时代局限性，当时当下的你，看不到一个事物的好处，但如果拉到一个大的时光图景上，又会呈现出另外一个状态，因此过度实际化就会陷入目光短浅的小格局之中。

3.墨家的宗教思想

胡适归纳，一共是9个概念，分别是天志、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明鬼、节用节葬，其实是一整套逻辑，就不一一论述，主要体现的还是墨家的功用主义，他的人生哲学就是没有一个“施诸四海而皆准，行诸百世而不悖”的绝对真理，而是一切都要以实践作为根本的准绳，经过实践锤炼的，才是真理，这个实践所产生出来的效果，就是利弊。

简单说一下“兼爱”，为什么要兼爱？因为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只有兼爱了，所有人才平等，大家的利益才得到了保障。这和孔子的仁是有区别的，孔子讲仁爱，是要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的，而不是一概而论，是等级阶次分明的，对不同身份的人要有不同的态度，要有不同对待方法，只有这样，社会才井然有序。但是，兼爱非攻，注定只能是理想主义，对于统治者而言，一定要求的是等级制度分明，人人都一样了，他怎么办？非攻就更不靠谱了，战争的本质是当双方博弈平衡被打破后，也就是政治失效以后，唯有通过暴力来获取别人的利益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使然，反人性的思想，无论你多么理想和高尚，都无法落地，但吊诡的是，墨家的初衷却是实用主义的。

4.别墨的思想

本来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各家之思想，就打算论述主要人物的思想即可，但出于本人的原因，对于认识论方面较感兴趣，因此单独拎出别墨的思想出来论述一番。

别墨的知识论，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材”，指的是我们的感觉官能，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我们的先天认识形式；第二层是“接”，也就是感觉官能从外物所获的感觉；第三层是“恕”，光有感觉还不够成知识，还需要把杂多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印象，并对印象进行抽象，形成概念，而概念再形成判断，是为知识。

那么问题在于，我们其实是有五感的，看见一个事物，比如一批白而坚的石头，如何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再需要两个范畴，一个是“久”，也叫“宙”，即时间，一个是“宇”，即空间。事物通过我们的感官，形成感觉材料，这些材料是杂多的，这就需要通过时间与空间进行整合，比如白是视觉印象，坚硬是触觉印象，如何汇总在一个事物之上？因为空间上，这个事物是统一的，摸到的和看见的是一个事物，而在时间上，它也是连续的，刚才是这个事物，现在也还是它，因此，时间和空间，把杂多材料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印象，进而才能够形成概念和知识。看到这里，如果熟悉西方哲学的同学，一定有感觉，这不就是康德和叔本华的认识论吗？没错，基本相同，但有一点小区别，别墨的宇和宙，是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在客观，而康德与叔本华，则认为宇和宙是人的主观先天认识形式。

别墨的知识，还分三个类别，闻、说、亲。闻，是被传授的意思，泛指通过别人告知我的知识；说，倒不是是自己说出来的意思，而是一个推字，什么意思？比如你听到别人说一个人和宋小宝一样黑，那么你不需要看见这个人，只要见过宋小宝，你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的肤色；亲，亲身经历，也就是通过自己的五官感受直接从事物身上获取材料。

5.墨家名学的影响

其实，名学各家都有，只不过墨家和别墨的名学几近成熟，老子主张无名，孔子主张正名，都有点走偏了，尤其是儒家，仅仅关注于名，却忽略了实，而墨家的名学却是辩证的看待名与实的关系，根据同异有无的道理，设为效、辟、侔、援、推各种方法。墨家名学的方法，不但可为论辩之用，实有科学的精神，可算得“科学的方法”。另外，墨家注重经验和实际，以实践作为理论的准绳，这也很接近于西方科学了。

但为何墨家后来没落了呢？一方面，由于它与儒家相对立，而儒家的思想，由于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颇得统治者口味，那你又要问了，为什么统治者就可以独大呢？说来话长，个人看来，取决于中国这片土地的特殊性，我在另一篇文章里专门论述过，因为中国地理（母亲河黄河的泛滥成灾）以及周边环境的特殊性（北方的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迫使以小农经济的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历史中国，各个分散的地区必须要组成一个大的统一体，而一个大的统一体，若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得建立砖制政体，那么儒家思想是一套不错的方案，而儒家兴起，自然墨家也就没落了；另一方面，墨家的苦行思想，确实有点反人性，你墨子自己这么干可以，后世门徒可不堪重负，自然也就逐渐没落；再三，墨家的名学，太过于精妙，这在古代中国，很不吃香，别人觉得你在胡说八道，而且与儒家的正名主义大相径庭，天天神神叨叨，类似于古希腊的诡辩论，又当不得饭吃，在古代中国没有生长的土壤，也甚是可惜。

五、所谓法家

胡适以为，法家其实并不存在，这其实和“名家”一样，各家都有法理的概念，却并没有单出一个法家的流派来。而所谓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管仲、商鞅、韩非子等人。尤其是以商鞅为甚，众所周知，法家之思想，其实是通过一系列严刑峻法，快速提升国家战斗力，是为霸道，秦国因此灭六国统一中国。

六、儒法并用

但我们从如今的角度回过头去看，中国的法家思想，由于是建立在以皇帝为绝对核心的砖制集权体制下的国家之中，它更多体现一种我称之为“君主之法”的法制，一切的所谓法制，只不过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而已，这又与西方后世的“民主之法”完全不同，因此，它代表的是统治者的绝对利益，那么我们要知道，一边倒的事物它必然是不能够长久的，马背上得天下，马背上再治天下必然要出问题，因此秦二世而亡。那么中国古人在经历不断试错，一直到刘秀，终于摸索出一套所谓儒法并用，外儒内法的套路来，才最终将中国的基本制度确定下来。那么你就要问了，为何选中外儒内法呢？其实儒家本来就有法理的概念，但相对而言比较松散和温和，因为其实儒家思想大体是周制思想，但因为周朝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够，社会规则可以比较松散，不需要太过细致和严苛，比如我们新中国时期，所谓“夜不闭户”，你会觉得人人道德水平极高，实则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偷，那么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法律”，但随着生产力提高后，隔壁家如果买了个金项链，但还是天天夜不闭户，那就对住在他隔壁的人的道德水平提出了太高的要求，这是反人性的，这种时候，自然就需要更细更严底限更低的法家思想出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法家的施行，前面讲过，一味执行所谓的“君主之法”，老百姓会受不了，那就需要在这层制度的表皮，蒙上一层儒家的外衣，也就是打你一巴掌，再给你一颗糖吃，最大限度拔你的毛，但又要保证你叫最小的声。所以，外儒内法，不能说是最好的制度，但可算是最为不坏的制度。

七、总结

儒道法墨，乃至诸子百家，主要因当时的礼崩乐坏的历史条件所驱使，急需重新建立一整套完善合理的社会秩序，那么道家主张破坏，主张无为，彻底否定原有的周制；而儒家主张克己复礼，恢复周制；墨家则在儒家的反面，试图建立一套全新的思维逻辑，由于历史的惯性，太过于新奇且过度理想化的思想无法适应渐进的社会形态；法家源起于各家，主要是儒家，其实是儒家在社会制度上的更细化、具体化，甚至更低配的版本，儒家靠德，靠礼仪，是对人格上限的要求，法家靠法，是对人格下限的要求。这有点像我们常说的中医与西医的区别，中医靠养，西医靠治（尽管我不认可这个说法，但暂且借用这个说法作为比喻）。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已病入膏肓，法家最终因其药力强见效快而最终胜出，但随着历史变迁，历史的轮回，潮起潮落，兴兴亡亡，儒家这套系统、合理的制度，还是逐渐凸显出了它的历史地位，虽然对于帝王而言，真正的底层思维是法家，但至少面子上还要过得去，因此形式上还是儒家的，一代代的儒生通过儒学进入国家核心，借助法家制度治理国家，进而走向人生巅峰，于是我们的几千年就这样跌跌撞撞步履蹒跚地走了过来，直到近现代的西方入侵，完全打破这套僵化的格局，遂才步入到现代世界，此为后话。

李俊

2019年3月30日于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