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陈道明、巩俐主演） 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严歌苓

【张艺谋最新电影《归来》原著小说】陆焉识本是上海大户人家才子，聪慧倜傥，会讨女人喜欢。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为了巩固其在家族中的地位，软硬兼施地使他娶了自己的娘家侄女婉喻。没有爱情的陆焉识很快出国留学。毕业回国后的陆焉识博士开始了风流得意的大学教授生活，也开始了在风情而精明的继母和温婉而坚韧的妻子夹缝间尴尬的家庭生活。五十年代，陆焉识因其出身、更因其不谙世事的张扬激越而成为"反革命“，在历次运动中，其迂腐可笑的书生气使他的刑期一次次延长，直至被判为无期。这位智商超群的留美博士由此揣着极高的学识在西北大荒漠上改造了二十年。枯寂中对繁华半生的反刍，使他确认了内心对婉喻的深爱。婉喻曾是他寡味的开端，却在回忆里成为他完美的归宿……

“大墙文学”的概念源于1978年从维熙的中篇小说《红墙下的红玉兰》，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极端政治的产物，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所特有的文学题材。所谓“大墙”，即监狱，也就是劳改场。顾名思义，“‘大墙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里，描写因不同政见或为政治运动波及的群体，这类人因为坚持传统的道义价值和普世的真理，做出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起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讫于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基本完结。漫长的十七年给整个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巨大的灾难，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苦痛。

古往今来，苦难一直是人类生存异化的表征，是中国文学表现的主题之一。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政治风暴后，许多作家拿起手中孱弱的笔，带着书写苦难、反思历史的使命感，向那段激进的政治进行了铿锵有力的口诛笔伐，引起广大读者和民众的关注与反思。

近年来，这种“大墙文学”和苦难的书写蔓延到海外作家。北美华人作家严歌苓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2011年出版的《陆犯焉识》是她首部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被贴上了严歌苓“最具颠覆性转型之作”的标签。一年之后，同是北美作家的于疆在大陆出版的《苏北利亚》也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两部作品高度还原劳改场景，揭示众多历史真相，因而它们在大陆的相继出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知识分子的身份让作品更加敏感，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作家“大墙文学”中知识分子在大墙内外生存处境和精神世界的关注。作为旅美作家，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苦难、对于“伤痕故事”的书写特色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意义是值得我们探求的。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现代所有题材的小说中，是最为丰富、复杂、深邃的，它所包含的内涵也是最为丰富的。米兰·昆德拉有一个观点：要体现深刻的思想和复杂的精神莫过于写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由于受了文化的熏陶，带有很大的掩饰性。这既给写作带来了难度，但同时又带来了深度。陆焉识和于疆只是微小的个体，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匆匆一瞬，但是在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变化中的折戟沉沙。

虚实之间：异国书写与抗拒遗忘

根据法国自传研究的奠基人菲利普·勒热呐给自传下的定义“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那么于疆这部以第一人称纪实的形式来书写的《苏北利亚》是具有自传体的性质的，这种自传体性质的回忆录带有高度的真实性，让读者在阅读时不仅仅是当做小说来品读，更会将它作为史料来研究。《苏北利亚》讲述的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东南大学电力工程系高材生因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名而被流放苏北东直劳改农场。罪名很长，但是获罪的原因却很简单：1957年5月底，文昌桥广场上的民主论坛上发表了一篇他的演说，随后这篇演说被当做了“反右”的批判材料，他也因之而被判刑。而这个罪名一经安上，便是整整二十二个春秋——时间漫长到足以让一个对未来怀揣着梦想的年轻小伙子演变成一个历经沧桑、看淡世事的中年男人，漫长到足以让一个充满斗志的战士消亡成一个看淡生死的苟且者。年轻的于疆虽然在此前有过一些思想准备，但是对突如其来的逮捕还是感到愕然。在“宣判”的那一刻，于疆的自我表述是“我的生命就在宣布逮捕的这一刻破碎，破碎在刚满二十的年龄”——其实，生命还在艰难延续，只不过转移到了一个乾坤颠倒的空间维度；而真正破碎的，是他那颗年轻鲜活、追求理想、报效祖国的心。

《陆犯焉识》展现的时间跨度更加宽广，从二十年代中期陆焉识的父亲去世到九十年代初，陆焉识带着婉喻的骨灰离开了上海，重新返回大草漠。从数字上看，不过是二到九的递增，但是却占据了一个人生命长河的绝大部分。六十多年里，一个14岁的少年做主留下了继母；18岁时为了摆脱包办婚姻的束缚，远赴美国留学；留学期间与一个意大利女学生相恋无果；求学归来当了大学教授，却因为拒绝借论文给好友大卫而引发了一场文字谩骂；抗战初期，他随学校迁移到重庆后与韩念痕恋爱，却因为自私最终与她失之交臂；在重庆因为发表文章惹怒了当局而被关押，染上肺病；回到上海后，陆家败落，房产被没收；五十年代，陆焉识因为侄子与大卫再次发生争吵，而这次争吵为他判刑入狱埋下了伏笔；1954年，陆焉识因为“江帆事件”被加刑，因为与法官进行辩论，加刑至死刑；1976年，流放西北二十二年的陆焉识被释放；1979年，他终于回到了上海的家，但是冯婉喻已经老年痴呆，儿女对他已经有很深的误会和隔阂……严歌苓的《陆犯焉识》虽不是自传体小说，但是这部作品中的陆焉识是她祖父的原型，因而这部作品就具备了相当一部分有据可考的真实性。严歌苓在新浪访谈中说道：“我这个故事有一点是我祖父的原型，我的祖父在上个世纪20年代得到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到美国去留学，他大概在25岁的时候，就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中国来，抱着报效祖国的心理。他认为他的婚姻是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监狱，是很不自由的婚姻，但是后来他通过这一生认识到并不是在你不自由的状态下得到的妻子就不美好，实际上他的妻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人。当然了，这样一场大误会使他意识到，通过他的婚姻，通过他的流放来体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是心灵的，自由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这样的故事，就是写这个人的人生历程。”如果从他祖父主要人生脉络来看，这部小说基本再现了祖父传奇的一生和坎坷的遭遇。这种高度还原性让作品更加扑朔迷离、引人注目。除了在参加访谈直接谈及小说的真实性之外，严歌苓在小说中也多次强调这部作品绝非仅仅是虚构的小说，有意识强调《陆犯焉识》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作品中她多次提及祖父的回忆录，以及自己与这份承载厚重历史的手稿之间密切的关系：“我在1989年第一次阅读我祖父的回忆录时，被那样壮阔的迁徙场面震住”、“冯雪锋后来是从陆焉识的回忆录中得知了老伉俪最后的情话”、“从这天起，学锋每天都来帮祖父抄写书稿。祖父背诵他储存在记忆中的文字，学锋把它们如实写到纸上，标点都不改动”。其次，小说中还多次提到陆焉识盲写日记、回忆录，也多次出现与婉喻的通信。严歌苓在介绍冯学锋这些一手材料来源的同时，也是在强调这部小说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两位作家在写“大墙文学”时，都如此强调作品的真实性，主要有两个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与他们在国内的生活体验和对根文化的眷念有着重大关系。严歌苓12岁时便考入成都军区文工团，成为一名红色芭蕾舞文艺兵。作为部队的一名女兵，她亲身经历了“文革”，虽然她不像于疆有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涯，但是严歌苓的祖父、父亲和家中的另一位长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残害，她的祖父也就是陆焉识的原型严恩春因受不了政局的迫害而自杀，另一位家族长辈在流亡西北释放回来之后写了一本笔记，这本笔记就为她揭露了许多流亡中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和细致入微的流放细节，让她这个并没有亲身体验的人也对劳改犯们的“大墙”生活有了详尽全面的了解。于疆自己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的牺牲品，二十二年的流放生活是他心口永难愈合的伤疤，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真实素材。“文革”十年不过是历史长河的匆匆一瞬，但是它所造就的苦难却深重如海，而这种苦难也渗透到作家的作品中，化为一个个沉重的铅字，碾压读者的心。作为亲历者，严歌苓和于疆想高度还原彼时彼景，为读者展现广阔的流放生活的图景；作为有良知、有深度人文关怀的作家，他们也不能不用笔墨书写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独到感悟。当严歌苓和于疆对历史的细枝末节慢慢反刍、细致再现时，他们也是对故国根文化的一次深入思考和理性批判的过程；当国内读者在阅读他们的作品并且接纳认可这部作品的时候，也是读者对于他们这份思考的深度和广度的肯定。这种双向的互动虽然有时间上的断层，但是空间叙述上的亲缘性让国内读者对他们文字的接受度提升。自“文革”结束以来，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现在的后伤痕文学，“文革”始终是作品中绕不开的背景，或多或少、似隐似现表现在多数文学作品中，就像断壁残垣上的青苔，除不尽，易生发。国内作家对于“文革”的书写已经泛滥成灾，而海外作家想吸引国内读者和文学界的关注，“真实性”就是他们作品最大的卖点之一。

其次，与他们特殊的海外移民身份有密切联系。中国经验与异国文化的碰撞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让他们的作品散发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不仅仅吸引着国内读者，更满足了海外读者对中国“文革”的好奇。虽然国内作家对于“文革”的书写佳作数量颇丰，但是很少作品会翻译到国外，即便在国外翻译出版，也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外国读者对于海外作家的创作就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异国文化的熏染让他们的作品与本土读者的距离缩短，而书写的又是备受世界关注的中国的极端政治，这就更加吸引国外读者的眼球。作为外国人，他们无法亲历这段历史，而国内的许多相关资料经过粉饰后面目全非，真真假假无从考证，所以当海外移民作家有相关作品问世时，就会受到广泛的关注。所以作品的真实性是海外读者关注的重点之一，越真实的作品史料价值越大，也越能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窥视心理。作为一种营销策略，严歌苓和于疆刻意强调自己作品的真实性是一个明智之举。

幸福之于不幸：残酷与温情双重书写

任何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大墙文学”，都离不开苦难的叙述。这种苦痛或深或浅，但已经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标签，化为一体，无法忽略。从创作角度来说，十年“文革”——如果从“反右”算起的话，则是断断续续的二十年动荡——不仅是国家、民族的灾难，更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灾难与精神炼狱，他们在内心积下太多的委屈、愤怒、郁闷，急于要清理这些“黑色记忆”。但是距那段“黑色记忆”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陆犯焉识》和《苏北利亚》的书写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清理的层面，对于苦难的书写，也超越了苦难本身。

陆焉识是一个“没用场”的人，他的一生都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奋战：青年时候为自由而战，远赴美国求学，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责任心，回国接受了无爱的婚姻；中年为家庭而战，在政治动乱中，他想保住房子，保住工作，保住性命，最终都无疾而终；老年为情而战，他想唤醒婉喻的记忆，给他机会去弥补他在她多年感情上的缺失，但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婉喻都没有辨出他的身份。

于疆则是将个人记忆融入写作之中，从而再现了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苏北利亚，他们睡的地方是只铺了一层麦草的潮湿泥地，吃的是没有油水的“两稀一干”，干的却是一天十小时的繁重劳动。于是，有的人为了抢着刷饭桶互不相让，结果成为“木桶下面长者四条腿，在工地上胡乱游走的”怪物；有的饿到“捡拾过道上的泥巴往嘴巴里塞”；洗脸的时候要砸冰取河水；批斗的时候“按脖子踢腿，上演全武行”、“挂粪桶”；为了晚上能多吃两个豆饼，大家互相打报告以争取队长的信任而被分配去埋尸体；海归科学家祝维章教授被残害致死，满腔报国情被践踏得荡然无存……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便有人想到逃跑——老吴就是践行者之一，但是他在逃跑的第二天就被抓回来，“身上的绳子横七竖八像捆粽子一样”，“跪在伙房前的旗杆下面”，并且蹲了一个多月的小号。然而，这不是逃跑最惨重的代价，因为逃跑而命丧黄泉的也大有人在。

饥饿和死亡是苦难最直观的表现，两部作品中对于它们的书写着墨甚多。在食物匮乏的劳改场里，长期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下的劳改犯们饥不择食的程度已经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有个走运的人在工地边缘捡到了狼吃剩的兔子头，脑壳里的脑浆还半满，这就用得上那些从来不修剪的小指甲了，用它将半凝固的兔脑一点点挑出，合着甲缝里的泥垢填进嘴里，吃得精细优雅。”在《苏北利亚》里，饥饿也是老年于疆回忆劳改生活时最深刻的一件事，他甚至坦诚自己在饥饿面前，完全放下了知识分子“饥寒不累其心”的高雅姿态，而是为了生存自觉加入了梁上君子的行列。盐蒿、蓖麻子、虱子等这些我们视之如敝履甚至有毒的东西，也成了他们饥饿时的美味，游走死亡边缘时的救命稻草。

释放回沪的陆焉识对孙女学锋讲述同伴饿死的境况时，曾经这样平淡地叙述：“一死了人，干部们就把牛车赶来，把死人拉到干河滩上，埋在沙里。人死的多了，拉车的牦牛不用车把式驾车，装上尸首，还没给它们甩鞭子呢，牦牛自己都认识路，自己驮着尸体就往干河滩上走。”还有一次他说：“死的人多了，来不及好好挖坑，把沙盖上就行了。来一场大风，沙就给刮跑了，尸首一排一排的都露天睡觉，太阳一晒，味道十几里外闻得着。”除了直面死亡画面，严歌苓还用过一个委婉的侧面表达：“他囚服背上的2868番号不就就会更改……五个月后，陆焉识从2868变成了1564。”严歌苓不动声色地交代了西北农场残酷的生存环境，这里就像一个劳改分子回收站，一拨拨送来，一批批死去，一点点生还。变的是一个到另一个的荒唐理由，不变的劳改场苦难生活的延续，在变与不变之中，历史的负债越发深重。

于疆作为亲历者和埋尸的参与者，对劳改犯死亡的感受更加深切：“我赶紧把芦席像卷画卷似的卷起来，尸体就像馅心一样裹在中间”、“死尸刚拖出来，我便用手掌狠狠一推，尸体在地上打了一个滚，扑通一声落到穴底”、“我们抹黑向坟坑里填土，把黄海滩涂的盐碱土倾泻在这个裹着劳改棉袄的死者身上。我们毫无感觉地在做这件事，仿佛是在埋一头死去的山羊或者一堆垃圾”……生命，在他们眼中视如草芥，死者一文不值，视者麻木不仁。在极端苦难的环境下，这些原本具有普世情怀的知识分子们的同情心消失殆尽。一方面，一个连温饱尚难和性命有虞的人很难将自己可怜微薄的关心给予他者，何况这种他者早已不是寡见鲜闻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专制式的乌托邦理想规范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并决定了他们必须以沉默与忏悔的心态接受集体化的思想改造和人性改造”，在身边人人都有千里眼和顺风耳的情况下，言多必失是给知识分子上的第一堂课。所以陆焉识装做口吃，于疆噤若寒蝉，他们不是在沉默中爆发，而是在沉默中求自保。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人格自尊的集体化生活，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无声无息地凋谢……于疆和陆焉识流放劳改的经历牵扯出的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文化高压历史背景下的残酷境遇，他们是时代的缩影，是千千万万个“陆焉识”和“于疆”的代表，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家族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乱象。

然而，优秀的作家并不会将目光在停留在苦难本身。读这两部作品，常常会被其中温情故事而感动。《陆犯焉识》除了揭示知识分子囚徒般的生活，也讲述了一段陆焉识和冯婉喻感人至深的错位爱情。冯婉喻在第一眼便爱上了陆焉识。她默默站在丈夫的身后，陆焉识的情绪决定她心情的晴雨表，他开心她就满心绚烂，他皱眉她也浑身黯淡。为了减轻他的刑法，婉喻卖掉了家产，失身于他人，风雨无阻、长途跋涉为丈夫送去油浸蟹黄蟹肉、猪后腿、咸黄鱼、烧酒醉鸭……家中饭桌清汤寡水，但是却能千里迢迢为陆焉识带去一片花团锦簇。当儿子在她面前数落父亲的不是时，一向温柔似水的婉喻也会勃然大怒、口出粗言。她的一生为陆焉识而活，无欲无求，甘心奉献，不求回报。然而，当“硬塞”作为了妻子的前缀，冯婉喻这个再美丽再温婉再贤淑的女子，在陆焉识的眼中也不过是继母束缚的延伸，所以这个名义上的妻子得不到他的半分爱恋。但是当他的自由被禁锢之后，人到中年的他才意识到自己其实这些年来一直在深爱着妻子。在漫漫荒漠的漫漫长夜中，他反刍着妻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脑中盲写着属于妻子的回忆录。甚至因为想看一眼婉喻，向她诉一次衷肠，陆焉识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越狱，最后又因为不想连累她而自首。释放后的陆焉识一直守护着婉喻，悉心照顾她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的爱情虽然一直处在错位的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两颗心心相印的心。我们会因为深处劳役之灾的陆焉识有冯婉喻的牵挂而稍觉宽慰，也会为饱受失忆之累的冯婉喻因为有陆焉识的陪伴而倍感心安。

《苏北利亚》中的于疆虽然没有冯婉喻式的精神伴侣和情感寄托，但是他有一位宅心仁厚的母亲。母亲探监也会带来许多食物，在邮寄给他的鞋底里面藏钱，让回国讲学的外甥带于疆出国以求安生……在强硬的政策形势下，一位母亲为了儿子不遗余力地做着自己微弱的抗争，这种温情书写是全书最为浓烈的情感流露。

除了至亲，两部作品都写到了指导员这个人物。在惯常的记忆中，劳改场的指导员是极端政治的狂热追随者和严酷执行者，但是在这两位作家的笔下，对他们人性善的一面都有所展露。《陆犯焉识》中的邓指对陆焉识多有照顾，他常常安慰陆焉识要好好活下去，要有能再见婉喻的信心。他多次询问陆焉识的睡眠质量，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关心婉喻是否来信叫陆焉识回家。《苏北利亚》中的郑昂指导员见大家都像饿死鬼一样，便吩咐伙房杀猪宰羊，办一次大筵席，让劳改犯们敞开肚皮大吃一顿。

在这块苦不堪言的土地上，也有苦中作乐的故事，也有温情的书写在提升作品的温度。这样两部记录深重历史的小说却在作家的一笔一划、一字一语中淡淡勾勒，他们将深深的哀痛隐身于平和冲淡的词句之中，没说的远远要比说出来的多得多，仿佛中国传统的写意画，没有浓墨重彩，意蕴却依旧宽阔宏大。他们没有回避苦难对人肉体以及精神的残害，但是也没有刻意将之放大，而是将这种苦难展现地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他们笔下的受难者没有放弃自己存在的勇气,他们在反抗中超越着苦难,在苦难中寻求生存的寄托和希望。

归去来兮:求生之路上的自我救赎

陆焉识和于疆虽然无法摆脱强权统治的外在现实,但依然在自身之内寻求着救赎。陆焉识将生的希望寄托在婉喻和孩子的身上，他们是他活下去的动力、战胜一切苦难的勇气。于疆自我救赎的秘诀是乐观豁达，这种精神帮助他渡过了这二十二年艰难竭蹶的岁月——“我的优势是年纪轻，要耗岁月还能耗得起”，他坚信自己有足够的生命来与这场风暴殊死抗争，而且有十足的自信能够战胜它。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文学。漫无边际的长夜，是他们用文字与长夜难明的现实殊死搏斗的时间。一个在脑子里盲写，一个偷偷写日记，只有这个时刻当他们寄希望于文字构造的世界时，他们才能暂时忘却苦难，实现短暂的自我救赎。

在“1980年代的所谓伤痕与反思文学中，如同陆焉识这样曾经一度遭受错误处置但在拨乱反正之后平反昭雪的知识分子形象，可谓多也。……从具体的人生轨迹来看，陆焉识与王蒙、张贤亮笔下的右派知识分子形象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严歌苓重视对释放后的陆焉识的精神困境的书写。陆焉识在1976年就被释放，但是直到1979年冬他才收到婉喻欢迎他回沪的信。等到他回到牵挂了十几年的家中，却遭遇到了家庭伦理关系的崩塌。首先就是子女不让已经离婚的陆焉识和婉喻同居一室，当他住进儿子冯子烨的家中时，儿子儿媳就像瘟神一样接待了他们的老父亲；随后的日子，陆焉识成了他们的老佣人；后来儿子和女儿丹珏联合变相将父亲赶出了家门。一个清高了半世的翩翩文人，最后落得一个可以给人人当孙子的下场。至亲尚且如此，社会上其他人对待陆焉识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陆焉识的子孙对他所采取这样冷漠甚至无情的态度，其实于疆也深有体会，就在于疆获得释放并找到一份工作之后不久，社会上又在追查政治谣言，他又被领导找去谈话。虽然于疆并没有过多文字叙述自己释放后的境遇，但是当他发出“改正右派和此前的摘帽右派一样，归根到底还是右派。这就像宋时遭刺配的犯人，脸上打了金印，到死都是改变不了的”的无奈感慨时，脑中必然浮现出了些自己不愿再回忆提及的过往。那些年的政治运动就像埋在地下的不定时炸弹，有可能就在顷刻间爆炸。曾经的犯人有可能继续成为犯人，曾经的良民也会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大家早就如惊弓之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爆发一场政治暴动，更不知道什么人会受到牵连。极端政治下的情感是奢侈品，哪怕是亲情也变得脆弱不堪一击。

陆焉识在经历了历史的大劫难之后，他才明白了爱情，明白了亲情，明白了伦理，明白了生命，明白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明白了真正的精神皈依所处。最终，他带着婉喻的骨灰，回到了囚禁了他最美好年华的西北荒漠，那里埋葬了他的青春，他的爱情，他的激情，他的希望，但是却给了他自由。兜兜转转了一大圈，他却发现自己难以割舍下给了他苦难的地方。在迷失和找寻之间，晚年的他才猛然发觉，就像当初舍弃婉喻一样，最适合自己的原来是自己一直在逃避的。在出狱后生活虽然不尽如人意，甚至比流放的生活更加窘迫，但是陆焉识精心地呵护婉喻，与婉喻真真切切地约会、恋爱，并陪伴妻子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旅程。陪伴、照顾婉喻的过程实际是他自我救赎的方式，虽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婉喻都不知道身边这个男人是自己等了一辈子护了一辈子的陆焉识，但是陆焉识给了她最后的欢愉和安心，这便足够。因此婉喻离开之后，陆焉识也就能放心离开这个毫无归属感的家了。

陆焉识当初去美国华盛顿留学虽说是为了暂时远离与冯婉喻无爱的婚姻生活和继母柔情蜜意的束缚，到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他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而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他拿着几乎完美的成绩报告获得了官费留学美国，精通四国语言，24岁便在美国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除此之外，他还会打篮球、板球，甚至还会马球。留美五年之后，他踏上了回国的邮轮，等待他的除了翘首以盼恩娘和婉喻，还有一份课程由他设计、科目由他领衔的大学聘书。他在拥有爱情、面包和自由的美国千里迢迢回到祖国，是因为不愿意做别人的棋子，而且与此同时祖国的学科建设需要他，因而他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回归。然后归国后的陆焉识并不是顺风得意，而是受到了无耻的大卫的利用和陷害，又在一次次政治迫害和文化高压下锒铛入狱、流放千里。作为一个学有所成的归国者，陆焉识无疑是爱国的，但是他由于先天的阶级属性和后天的生活经历无法被当时的祖国接受和许可，更无法成为建设祖国的主人翁。

与陆焉识“去国—归来”不同，于疆是在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带着母亲的夙愿离开了血雨腥风的祖国而移民美国。虽然这不是他的初衷，但是就是“入了美国籍，不会再坐牢，不会再让您（母亲）探监”这样简单的愿望，让他“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留在了美国这个陌生的国度。作为去国代表的知识分子，移民美国实际上也是一次心态的流亡，是他们这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宣告失败的表现。同时，也是他们对社会环境的初步认识和觉醒，是对专制强权的自觉反抗。

与八十年代许多中国作家所书写的那种“文革”一结束知识分子们很快能够重返高位的境遇不同，严歌苓和于疆对释放后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和社会地位的书写更加冷峻客观，这种书写对历史、政治、人性和亲情伦理有着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观察。新时代的到来本可以让知识分子从苦难中获得重生，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生活。但是陆焉识和于疆走出“大墙”之后的处境让读者这种美梦彻底破碎，当赤裸裸的现实摆放在眼前时，让人不得不去为知识分子重获自由后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度挖掘。政治权力的拯救只是让他解除了肉体的苦难，但是在人人都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的社会里，早如惊弓之鸟的知识分子们，他的精神和灵魂却永远摆脱不了外界审视目光的鞭打奴役。严歌苓和于疆“对所有拯救力量的质疑和消解不是悲观更不是虚无，而是逐渐逼近历史的真实，揭示出人性中纷纭杂多的色彩和多种可能性”。对于他们这种成年后的移民者而言，一方面中国文化和原乡记忆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长期客居海外能让作家拉开与本国审美对象的距离，更加冷静、超然、独立地写作，对于很多细节也能够回忆得很清楚。同时由于受外国文化及生活的影响，作家自身的价值观也会悄悄发生转变，从而影响自己对过往问题的判断与思考：异国婚姻及生活经验给予严歌苓更加广阔的文化视域，久居德国使她走出了在美华人狭窄的生活圈子，这种与故国完全不同的主动选择的生活及文化氛围激发了她的创作情愫，使她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考量故国的历史与文化；于疆在美国生活已逾三十年，隔着万水千山和卅年春秋，他对流放生活的思考也早如斑驳墙面，深厚且庄重。这是二十一世纪海外作家的“大墙文学”对这段历史的思考，他们不仅仅是要控诉历史，更重要的是探讨这些有惨痛经历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苦难中抹平创伤、自我救赎。

海外“大墙文学”的书写还在继续，海外作家关于的这段历史的思考仍在进行。较之大陆作家，海外作家心态的从容、视野的宽广、思考的沉潜让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影响逐渐过渡到追问人类普遍的生存困境和孤独无助感，他们既有直露地揭发、控诉和批判“文革”对国家、社会、民族和个人造成的伤害，也用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情感重新体认、反思故国传统文化，重新考量走出“大墙”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处境和人生之路。这些海外作家们对“大墙文学”的创作是对国内“文革”题材创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