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人们通常的意识形态中,中国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也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最多只能算是经济波动,而不能算是危机。但作者认为,中国不仅发生过经济危机。而且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间,已经发生了8次经济危机,而这些危机均与国家工业化阶段性特征有关:在 “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整个体制的改革所产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农”转嫁,因而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得以维持;而不能直接向农村转嫁的危机,就导致产业资本在城市“硬着陆”,引发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三农”问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于是在2005年把“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连续增加数万亿投资以吸纳数千万“非农”就业的举措,最后成功地应对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实现了“软着陆”。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危机,不仅是“金融化泡沫经济”所引起的,也是由“内含高成本上推”机制的西方现代政体在累积了大量的国家负债后产生的,因此中国人应引以为戒,加深对资本主义危机规律及其引发的内部乱像和外部地缘政治法西斯化倾向的认识。只有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才是中国免于重蹈负债过高的现代化危机的合理选择。 "
八次危机读书笔记《八次危机》读书笔记
作者简介:温铁军,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自1960年那一次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畅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以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生的基本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比较优势”
危机一:1958-1960
背景:朝鲜战争爆发,导致新中国第一次对外引资,大量引进苏联的设备,全面借鉴苏联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但由于中国打算收回大连旅顺港,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固苏联撤资。
表现:1、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胎死腹中
2、国名经济连续快速回落,1960年下滑21%
3、城市就业两年间减少8000多万人
应对:
1958年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让利放权给地方
增发货币
利用“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利用劳动力代替资本
动员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
结果:
地方政府仿照苏联推动地方工业化,发动了“大炼钢铁”和“大跃进运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破坏了农村多元化生产结构,但维持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不中断和新政权相对稳定
增发货币导致通胀,同期收入下降,赤字上升,1960年爆发赤字危机
危机二:1968-1970
背景:
外部全面封锁,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
50年代建立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难以与依靠劳动群众一致,既内部官僚化
制定“三五”的国计委员会“夭折”
“三线建设”耗费了大量的资金,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
特点: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原因:国家自力更生追加政府投资延续国家工业化建设,与此同时,1960年面临彻底偿还苏联债务的压力,从而导致内生性财政赤字
表现:经济增长率 下降,失业率增加
应对:第二次动员知青下乡,危机软着陆于农村
危机三:1974-1976
背景: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资本全球化应运而生
尼克松访华,对华经济封锁被解除
周恩来提出“四三方针”,以调整国内“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并按西方模式建筑改革上层建筑
原因:财政赤字突破100亿,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
应对:第三次知青下乡
结果:以按人口数量优先分配且不可能产生激励的机制和大锅饭分配方式为主要特点,带有小农村社制传统,以“内部化”特性来化解外部性风险的所谓“中国特色的农民社会主义”接纳了20年内3此总计约4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国的“三农”再这种重复发作的社会运动中,至少3次默默无闻的承载了集中于城市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造成的巨大代价
危机四:1979-1980
背景:
1.1977-1978,华国锋主持“八二方案”,投资过度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
2.1978年后政府采取修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大增
4.第一届领导班子相继去世,无法再发动“知青下乡”
5.1978年大量知青返乡
原因:
再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一方面加大工业化建设,一方面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导致财政严重入不敷出
表现:
经济出现负增长,大量无业或失业人口滞留城市,城市治安恶化
应对:
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实行“大包干”,用甩包袱来缓解赤字压力
鼓励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
加重设社队企业税收,紧缩信贷
结果:
实行“大包干”退还了土地和劳动力,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外经贸易开放,大幅度对外开放政策出台使得中央承担负债上升
农业工业化促使国家经济复苏
危机五:1988-1990
背景:
货币投放增速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1988年,财政赤字达300亿,财政调控能力远远不足
政府为甩掉价格双轨制的隐形制度成本而推出激进的价格闯关
1989“围攻中南海”政治风波引发西方第二次封锁
原因:
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和投资需求过旺,货币发行过多,导致通胀
价格闯关引爆制度成本(寻租成本,市场化成本)
表现:高通胀,生产停滞(三角债)
应对:
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让出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市场
减少乡村公共投入
减少货币发行量,提高利率
结果:
人为的抑制了上升的农村经济,内需不足,使得对外依存度高
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收入增速3年下降,出现“民工潮”
大量乡镇企业倒闭
危机六:1993-1994
背景:
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对外开放:为了增加出口创汇以缓解债务压力
苏联解体,盛行“中国崩溃论”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刚形成相对集中的领导体制,需压住社会的相关反应
1992年确定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
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各地扩大投资规模
表现:
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
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资、高物价上涨
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
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财、汇、金三大赤字同步上扬
应对:
外汇改革,使汇率调整到”一步并轨“,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57%
信用扩张
分税制改革,由地方财政占70%到中央和地方各占一半
启动国有企业改革
结果:
1.199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逆差转化为顺差,外贸依存度提高,中国国际化步伐加快
2.各地加快招商引资,以地生财,寻租严重
3.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
4.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服务成本更多的由市民和农民承担
5.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社会矛盾严重
6.金融资本异化实体产业,恶化林业,引起环境灾难
7.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性改变
8.危机治理引起粮价上涨,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特点:既是一个因中国产业资本逐渐走向过剩而导致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期,也是中国开始走向外向型经济,从而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大的时期
危机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外生性)
背景:
从1994年到1997年的”软着陆“+东亚金融危机
中国1998年发生特大洪水灾害
从1994年开始,出口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
表现:
国内通货紧缩
出口增速全面下降,大量工人下岗
应对:(政府进入)
金融系统改革,中央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变成独立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
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
“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等一系列区域发展平衡战略)
影响:
财政金融不分家的自动投资促进中国进入以“地方工业化”为主的高增长
中央利用在国债和货币领域专有的主权,替地方分担了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成本,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垄断性的控制了超大型金融资本集团
“政府进入”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国进民退”,“粗放增长”的问题
在“三农领域”的软着陆使得人地关系更加紧张,群众事件激增
产能过剩+宏观紧缩推动乡镇企业改制,吸纳就业人数下降,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农村金融改革,使得资金加速流向非农领域和城市地区
“财政上收,事权下移”的方式使得农民负担不断加加重
政治内卷化,乡村“劣绅化”,精英俘获和扈从关系,群众性事件激增
特点:通货紧缩
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
背景:
华尔街金融海啸
中国进一步融入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
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三大过剩“和”三驾马车“失衡的加剧
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搞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应对:
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
新增投资不再过多用于基建,而是民生项目,其中涉农资金超1/3
稳定汇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特点:是以三农为载体的“软着陆”,但却是得益于事先大规模对三农的投入和连续推出的惠农政策
晏阳初:“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国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
陶行知:“中国的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了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
梁漱溟:“他毁远远不如自毁。”
温铁军:“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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