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远谋留学法国，博士。字一略，湖北黄梅人。1925年武昌高等师範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32年留学法国，先入巴黎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入巴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后任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校教授，东北大学经济系主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教授、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等。着有《从自贡市商业信贷实验田看商业信贷的方向》、《中国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货币学说史》等。

提起梅远谋教授，在年长一些的校友中会不约而同地联想起他那魁梧的身材、翩翩的风度以及那神采奕奕的眼神和略带几分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笑容。在半个多世纪的教书生涯中，他有近30年的光阴在光华园中度过：这里曾留下他辛勤耕耘的足迹和心血灌溉的苗圃，曾闪烁着他宿舍里午夜备课的灯光，迴蕩着他讲课时宏亮的嗓音;这里也曾有过对他关怀备至的领导和风雨同舟的老友，还有陪伴左右的老伴（赵希贤老师）、幼女（婉生）和远道前来探亲的子女们。是啊，光华村对于双亲，曾是他们红烛丹心、焕发着光和热的舞台，曾是他们茹苦哺育子女成长的摇篮，也曾是他们经受“文革”血雨腥风洗礼、度过漫漫长夜的故地……而今，这里已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高楼林立，风情万种，已成为培育新世纪财经人才的高等学府，开发祖国西部的前哨阵地。他们在天之灵有知，该是多幺喜悦和欣慰啊!

他经李四光推荐留学法国五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受聘重庆大学，与马寅初同开“货币银行学”。

1897年冬，梅远谋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一个农民家庭。弟兄3人，他是长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春节，帮乡亲们写楹联，深受邻里讚许，且能光耀门庭，他常以此为荣。读完中师，祖父同意他到武昌高师继续深造(公费)。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委任为湖北省省立第三国小校长。那时，赵希贤中师毕业，任第四国小教师。他们自由恋爱结婚，梅远谋26岁，赵希贤20岁。二人月薪不薄(共约200块银元)，婚后五六年间，养育子女5人，併购置一楼一底旧房一幢，生活可算小康。但他们并不安于现状，梅远谋决心出国留学，以实现“读书救国”的理想。通过二舅李四光(着名地质学家)的推荐，得到了一个去法国自费留学的名额。当时法国巴黎大学承认中国几所名校毕业生的学历，可免试入学，武汉大学(武昌高师是武大的前身)也是其中之一。为了筹集足够的旅费和学费，先是以楼房出租，赵希贤带着一家8口(5个子女，最大的不到5岁，最小的双胞胎刚满月，还有岳父母)住进简陋的平房;接着，又以楼房为抵押，向汉口市一家商人贷款。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和梅远谋留学的学习费用仅靠妻子一人月薪维持，显然不够，赵希贤又採取了“打会”等办法，支撑着梅远谋硕士2年、博士3年的学习。

梅远谋在法留学异常勤奋，生活十分简朴，立志学成回国，为祖国的富强贡献毕生精力。记得1937年年初，赵希贤带着未满10岁的大女欣生去汉口码头迎接从法国归来的梅远谋时，只见他一手提着一支旧皮箱，一手提着一篓船在广州码头靠岸时买的柚子，作为给阔别了5年的孩子们的“杂包”。事实上，他在获得法国南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半年，四处求职未果，家里已是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只得将抵押的楼房偿还贷款。不久，抗战爆发，津京失守，上海沦陷，武汉危在旦夕。经二舅李四光（时任中国地质研究所所长、重庆大学客座教授）举荐，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决定聘他为商学院教授，与时任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同开“货币银行学”课程。他接受了聘请，于是扶老携幼，离乡背井，随逃难大潮来到重庆，好在还有一个谋生的职位等着他。从此，开始了他在高等学府30余年教书育人的生涯。

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政策》回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货币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20世纪30年代的旧中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列强肆虐，政府无能，神州大地，满目疮痍。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又肩负教书育人和家庭生活两副重担的知识分子，能胸怀祖国，毅然放弃眼前的小康生活，离妻别子，远涉重洋，去追求真理，探索强国富民之道，确属难能可贵。

在留法学习期间，他把目光投向国际经济关係问题的研究，密切关注着祖国的前途命运和政府所採取的财政金融政策，并多次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字里行间闪烁着坚持真理的骨气，洋溢着热爱祖国的满腔热忱。他在《中国的白银外流与货币危机—兼驳国际经济关係均衡论》一文中，戳穿了资本主义列强以所谓“国际经济关係均衡论”为幌子，对世界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实质;并针对当时一些经济学者关于“中国白银外流与美国白银政策无任何联繫”，把危机归结于“金融机制的不完善和银行体制的缺陷”，认为“出现赤字是由于过量进口”，“借贷是为了填平赤字以维持账面平衡”等错误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 “假如美国不实行白银政策，也就没有世界上的银价上涨，请相信，危机肯定不会在这个时期爆发，而且也不可能以这样的形势蔓延。”他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政策》专着，在收集整理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货币发行、物价涨落、进出口和汇价变动等大量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并正确地回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货币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直接原因。他认为:“原因是多重的，但美国的白银政策是直接原因”。并指出:“中国是美国这个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他还以大量的调查材料揭示了危机的种种表现，中国政府为解决危机所採取的措施和1935年11月4日货币改革及其后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34年出现的货币危机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我们研究了这次危机，客观地考察了为这次危机所开出的“药方”，而这付“药方”恰恰构成了1935年货币改革的重要内容。从环境的方面看，它完全搞乱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他在该论文的结尾大声疾呼：“我国货币当局应睁着眼、竖着耳，好好看看和听听在世界各地关于货币所发生的一切！”他呼吁国民政府採取紧急措施杜绝白银外流，拯救货币危机。我国金融学界知名学者、校金融系原系主任曾康霖教授在该书中译本序言中指出：“这一结论在当时还不被所有的人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被金融学界和金融界公认，因为它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完全正确的。”

写到这里，笔者回忆起梅远谋在回答“什幺叫国际经济关係均衡论”时，曾亲切地说:“欣生，你是学经济的，连这点都不明白啊，你晓得强盗抢劫总要戴一幅假面具，做贼心虚嘛！帝国主义以强凌弱，向世界上弱小国家进行经济掠夺，又不让你认清他们的真面目，这个‘学说’就起这个作用。事实上，大国和小国，富国和穷国，在国际地位上是不可能‘平等’的，经济关係上，也不可能是‘均衡’的。”我还问过他:“在这篇博士论文的答辩中，你的导师最看中的是什幺?”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一是它的科学性，有学术价值，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再一点就是他们很讚许有骨气、爱祖国的中国人。所以，我们中国人应该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这些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在我们心的深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它激励着我们每一个热爱祖国的有志之士，以“我是中国人”而自豪，立志为祖国母亲的富强而拼搏、奋斗！

他是曾康霖教授的启蒙老师，手把手教他怎样教好“货币银行学”，当好一名高等学校教师……

1997年10月25日，西南财经大学重庆校友会召开年会，隆重纪念梅远谋教授诞辰100周年。曾经在相辉学院（西南财经大学的前身）银行会计系读书的李太有校友（原学校地下党员，分工负责了解教师政治思想和教学表现。现重庆市市中区党校教授、西南财经大学重庆校友分会秘书长）回忆:“解放前相辉学院学术自由的空气十分浓厚，实行学分制，由学生选择讲课教师。梅老师上课，属‘叫座’一类。由于他师德高尚，治学严谨，与国民党反动派保持距离，更不与其同流，在政治上、人格上体现了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和为人师表的美德，这是他以后成为‘九三学社’社员的政治思想基础。凡是听过他讲课的，都觉得他上课準备充分，不是就理论讲理论，而是结合国民政府货币改革，发行银元券、金元券不可避免造成通货膨胀，导致金融混乱，民穷财尽等实际问题进行讲解，深入浅出，针砭时弊，得到学生的尊敬。他确实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可称桃李芬芳，功不可没。”

曾康霖教授在《中国的货币危机》一书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梅远谋教授是我学‘货币银行学’的启蒙老师，在大学本科期间是他亲自给我们讲授‘货币银行学’。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又是他手把手地指导我怎样当好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怎样教好‘货币银行学’……”他献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级财经人才；他热情关怀青年人的成长，为学校培养了一支师资队伍;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几乎期期上课;年近花甲还亲自带领学生去温江农村调查，提出建立农村信贷合作社的建议。他的满腔热情来源于对党、对国家、对新社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1956年，他在学习笔记中写道:“过去，我在旧社会教书，没人管，没人问，好像很自由似的，但实际并不自由:第一，教书没有保障，当局不要我，不续聘，只好乖乖捆起行李，携老扶幼，另找栖身之所;第二，教书收入不得一饱，生活处在威胁之中；第三，外患内忧，天灾人祸，纷至沓来，既不敢参加革命，也不愿与反革命为伍，精神上极端苦闷，前途茫茫，只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有这些情况，我今天回忆起来，对比一下，觉得今天才是真正解放了，自由了。”1980年他偕夫人赵希贤离蓉赴渝去大女儿欣生家养病，来到他曾工作过的重庆大学，对比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赋诗一首:“四四年前来山城，教书餬口两相因。世事沧桑多变动，当年旧侣无几人。天下英才今胜昔，庭前玉树已成林。老伴联翩回坝上，重庆河山分外明。”再一次表达了这位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毕生信念和爱国精神。

他既是严师，又是慈父。他的离去，让亲朋好友悲伤。《吊梅老》云：晨起细雨雾茫茫，冬季寒风荡。……

梅远谋一生共养育了儿女5人（四女一男。原双胞胎中一人因天花夭折，妻子40岁时又生了小女儿婉生）。他们不仅对子女的健康成长生活上关怀备至，舔犊情深，而且十分重视从小就培养子女养成勤奋学习、不怕困难、自立自强、热爱祖国的品格，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且以实际行动指引着她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鞭策着她们努力工作，服从需要，听党的话，为祖国、为社会多做贡献。“子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是他们为国育才的座右铭。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51年，儿子遂生回忆道：“抗美援朝开始，那时我在重庆大学念书，我怕父母不同意，偷偷报名参加军干校，后来父亲知道了，不仅没有责备，反而支持鼓励，我为此写了一篇短文，被新华日报刊登。1952年我大学毕业，又自愿参军，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方酣，我被分配到通讯兵部队，父母也是支持鼓励;参军后，因执行任务保密原因，有时几个月未写家信，父母也能谅解。父母常说: ‘儿女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培养子女是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

1964年，小女儿婉生大学毕业，面临工作分配，梅远谋已68岁、妻子62岁，且患有多种疾病，年长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纷纷写信回家希望小妹留在父母身边，而他们却在小女儿填写分配志愿表前谆谆告诫说:“婉生，好儿女志在四方，你不要不放心我们，你要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服从分配。”婉生在回忆中写道：“我听了爹妈的话，在一、二、三志愿栏中分别填了三个‘服从分配’，临行前，双亲再三叮嘱：‘要听党的话，要依靠组织，努力学习，好好工作。生活上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我就这样离开了抚育我18年年迈的爹妈，留下了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每当我写信告诉二老我是怎样在艰苦劳动中改造自己，并受到农民和工人的好评时，他们都引以为慰。”

为了照顾晚年多病的双亲，大女欣生是1951年相辉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前身）经济系毕业的，请求父亲向学校领导申请，愿从重庆调到成都，却被父亲婉言谢绝。他说:“你的家在重庆，从工业部门转到学校是大改行，你还有两个儿子在重庆读书，到成都来会给你带来许多困难;再说，我们现在还能动，有组织照顾，以后实在不行了，我们再到重庆去吧。”他们决心不向领导打报告，既不愿影响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不愿向组织“叫苦”。自小女儿离家后，双亲就长期孤独地生活着，而且和学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受尽“文革”的折磨和煎熬。

粉碎“四人帮”后，他写了一首打油诗:“儿女都不在身边，老伴相依应相怜，莫因小事常嘀咕，要为大局多顾全。砸烂枷锁精神爽，拨开云雾见青天，皓首余生多幸福，争取再活十来年!”那时，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且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和类风湿关节炎，生活难以自理，而心境却如此豁达大度、乐观开朗!子女每次回家探望，都以泪洗面，不忍离去。直到1980年，病情恶化，住进省医院，长期卧床不起，经再三动员，才同意和母亲一道去他曾工作过的重大校园大女儿家中休养。当时，他十分兴奋，写下了前面曾康霖老师介绍的那首诗。诗成后告诉大女儿说:“欣生，诗中最后一句‘重庆河山分外明’是‘双关语’，一是指重庆这个地方，再就是庆祝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山河一片光明。”在他心的深处也感到自己沉疴难愈，来日不多，把老伴送到子女身边，他才能放心地离去。他在欣生家仅住了四个月零七天，因心力衰竭送医院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就在这短短的四个多月中，平时睡眠时多、甦醒时少的梅远谋，每天要老伴为他读报(因他视力减退不能看报纸和电视)，当他知道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科考失蹤的讯息后，每次甦醒过来，都急切地问：“彭加木找到没有?快找呀!国家需要这样的人才呀!”一颗念念不忘党的恩情和祖国前途的赤子之心在他的胸腔里跳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重庆大学为曾在学校任教的辛勤园丁梅远谋教授筹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林云致了悼词。重庆大学副校长金锡如在《吊梅老》词中深情地写道:“晨起细雨雾茫茫，冬季寒风荡。曾忆月前造访，不期竟而仙航。忆往事，惜流光，易成伤。愿君安息，喜看人间，正义伸张。”梅远谋原来在重大时因被选为教授，并与马寅初同时开过“货币银行学”课程，深受马老器重。当长期卧病的马老听到梅远谋逝世的噩耗时，嘱家属发来唁电，并送花圈为他送行。

二女慧生在回忆双亲一生时写道:“他们没有办法选择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选择。但是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那个风云多变的诡谲时代中，能够刚直不阿，正义凛然，自强不息，诲人不倦，已是不容易；新中国成立后，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他们又能顾全大局，默默忍受不公正的待遇，从未向子女发过怨言，更是难能可贵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我们肃然起敬，永远铭记在心！”

梅远谋离开我们到今天已22个年头了，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爱国情怀和学术成就将永载史册;而他对家庭、对子女的关爱和温馨，将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底并传诸子孙。这篇短文，难以表达他拳拳爱国之心和对子女的悠悠父子之情。最后，请允许我们用欣生的老伴伍子玉“泣别”诗作为结尾吧。诗曰:“泰山含笑登西天，成林玉树留庭前。呕心沥血育桃李，四化伟业着先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