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生活”从北大荒文化内部滋生出来，远离现代文明的入侵和浸染，在时间上始终处于一种凝滞状态，在空间上具有地域封闭性和超强的稳定性，与北大荒独特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民风民俗、生活习性、複杂多元的文化构成、粗犷强悍的文化品格、黑土地的文化情怀、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求“大”尚“奢”的文化氛围、重“实”轻“文”的文化取向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同时，这种地方性生活在时间推移下逐渐生成为一种“知识观”和“知识系统”[1]，并渗透和植入到集体精神世界，成为掌控和支配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标準和行为準则。“回到地方性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途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以及建立起来的各种规则等等——作为描述事件的基本理路”[2]107。也就是说，“北大荒兵团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北大荒的“地方生活”和“地方知识”为叙事準则和叙事肌理的，是北大荒“地方生活”和“地方知识”的文学讲述和叙事形态。例如，在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经常出现极具北大荒地方性的流民和移民形象及其生活场景。流民和移民在东北历史上有着清晰的流脉和谱系，周、秦以前，东北就已经存在关内汉人迁徙现象[3]。从西汉至清朝，东北一直作为流放地，随着流人的逐渐增多，一批流人逐渐演化为本土居民；同时，清朝时期发生了向东北进行移民的“闯关东”潮流，一些关内移民为了生存进入到北大荒，并逐渐融入本土生活中，成为创造北大荒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北大荒移民已经达到4 500万。流民和移民在北大荒存在、发展和演化过程中建构了北大荒独特的多民族谱系与多元文化形态，北大荒文化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又发生了流动性的变异，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元与一体融合、开放与兼容并存、进取与保守共生、同化与变异共存的特点，并成为塑造北大荒社会和北大荒人的文化基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对“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流民和移民形象的塑造和阐释承载了国家开发北大荒的政治话语，重构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兵团不同于因为生存境遇而发生的人口迁徙，而是在国家政治话语的召唤下，按照军队体制组建和迁徙到北大荒的。兵团中的每个个体都必须接受军队文化的规训，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行为方式上要与国家政治话语保持统一性。但兵团又与军队有着内在的差异，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和生产开发，这就需要兵团在生产中与北大荒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发生关联，需要借鉴和挪用北大荒文化进行经济生产，而北大荒流民和移民在历史中形成的勇于开拓、富于冒险、不畏艰辛的文化精神与兵团的政治诉求相契合。因此，“北大荒兵团文学”对移民独特的生活经验、情感体验和价值观念呈现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同时，“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流民和移民形象也暗含了兵团作家的精神指向和道德观念，梁晓声、肖复兴、陆星儿等兵团作家作为回响国家号召的知识青年，将自己的青春理想和精神信仰投射到北大荒这片土地上，构建现代化的北大荒成为他们现实人生的真切愿望，而东北历史上移民的传奇经历和不朽人生与这些知识青年的愿望相吻合。因此，塑造北大荒移民形象就成为他们的内在诉求，或者说，北大荒移民成为他们展现自我精神价值和塑造自我形象的一个中介；同时，“北大荒兵团文学”中的移民形象是北大荒文化的一个恆久和稳定的隐喻和符号，移民形象使北大荒本土文化能够在国家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的共同编织中仍然能够保持北大荒文化的本土性和本真性。无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如何将现代化意识灌输到移民的精神世界中，知识分子话语如何对移民形象进行符合自我崇高形象的篡改，从移民的现实生活、行为方式、日常语言、精神信仰中，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北大荒文化带给我们的精神冲击力和思想震撼力。

在“北大荒生活”的长期浸染中，北大荒兵团作家逐渐生成“北大荒人”的身份认同意识，这种地方身份的生成和确认对“北大荒兵团文学”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个民族文化身份充分而均衡的洞察，意义重大。”[4]335在某种意义上，“北大荒人”的建构和认同是北大荒兵团作家的一个集体性精神诉求，他们在对“北大荒生活”的讲述中不断追溯自我文化根源和文化身份，以及自我存在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归宿在哪里？”等具有哲学终极意义的问题在“北大荒人”的确认中得到答案和解决。北大荒兵团作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直接皈依和中间游离。“直接皈依”是指作家始终生活在北大荒文化内部，作为北大荒文化的“局内人”对北大荒文化的各种常识、符号和非规範性注解有着异于他人的感知和理解，文学创作中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经验往往建立在北大荒文化知识系统上，并通过这种地方性知识系统在文学中的再现来阐释事实和强化自己“北大荒人”的文化身份，进而建构一个集体性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的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5]209”；“中间游离”是指作家的文化指向和精神趋向并不仅仅局限和固定在北大荒文化内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的对峙、比较和调和中体会北大荒文化，集体共有的地域文化符码并没有使其产生强烈的认知诉求、自我认同感和身份根植感，个体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往往是通过在作品中展示多种不同文化之间“在同化和分离之间持续的张力”[6]75来实现，并使之呈现为一种“中间状态”：既没有完全进入到新的文化知识系统中，也没有完全脱离北大荒文化体系。“直接皈依”的身份认同方式以韩乃寅为代表，“中间游离”的身份认同方式在张抗抗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韩乃寅在《远离太阳的地方》《燃烧》《岁月》《破天荒》等小说中经常出现对“雪”的描写，以及与“雪”相关场景的展示，雪的姿态、雪的声音、雪的颜色甚至是雪的情感和思想都得到了深度阐释和描述,作家在对“雪”的描摹中将北大荒的自然条件、地理风貌、日常生活等诸多细微之处展现出来，使读者能够直接进入到北大荒文化内部，对北大荒文化、北大荒生活和北大荒人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体验和想像。同时，又凸显了作家的身份立场和认同经验：按照北大荒的本真面目去呈现北大荒的现实存在，在与北大荒文化的精神对应中实现地方文化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在某种意义上，“雪”构成我们认识“北大荒人”的一个重要入口，任性肆虐、横冲直撞、粗犷暴力、杂乱无序的“雪”时刻都在北大荒重複上演，而北大荒人正是在这种恶劣、蛮荒的生存环境中获得一种生活的实在感，“雪”已经成为北大荒人生命的一部分，已经从一种自然物理状态演化为生活常态，没有“雪”就没有北大荒和北大荒人。更为重要的是，北大荒人的生活并不是简单、粗狂和直接，不是在恶劣自然环境下的忍受、退让和苟活，而是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雪”是北大荒人抵制生活现实的最强有力的表现。如果没有“雪”的狂暴及其对这种狂暴的征服，便无法全面深刻地认识北大荒人的粗狂与沉静、蛮性与优雅、开拓与坚守等等相互对立的性格。“雪”成为间接性的、隐喻式的塑造崇高自我形象的中介，通过对“雪”的征服，塑造北大荒人勇于开拓、不畏艰辛的主体精神，以及对这种精神的理解，并以此来唤询人们对“北大荒人”的认同。

张抗抗的身份认同明显属于“中间游离”状态，她的身份意识并不是从北大荒文化内部滋生出来的，而是浸染了江南文化因素。複杂的人生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她与北大荒文化之间始终保持一种游离的状态，既能够进入到北大荒文化内部又能够不被其所拘囿，江南文化与北大荒文化共同存在，在相互对比、调和中使北大荒文化获得普遍性意义。“在张抗抗眼里，一块地域应该代表着一类生活或体现出一类人的精神存在。所以，在她的笔下，除了描绘江南的‘杏花春雨’、塞北的‘骏马秋风’，更多是揭示了这两块土地上人们不同的心理和价值观念。”[7]也就说，在张抗抗的小说中自然风景往往成为一种“装置”，在其中既包含了地域文化特性，又涵纳了作家的主体情感，通过在特殊历史语境中对风景的描摹有效地向读者剖析北大荒人及其自我精神世界的变动。例如，在《隐形伴侣》中对主人公肖潇主体精神演变的把握往往转换为对北大荒风景的透析，只有在人与自然的契合中才能真正把握北大荒风景在小说中的结构性意义。《隐形伴侣》凸显了北大荒自然生态环境极具毁灭性和打击性的力量，北大荒知青原初的理想主义和青春梦想在这种残忍、恐怖的自然环境中迷失了方向，最初预设的精神图景在北大荒并没有寻找到契合物，青春乌托邦在北大荒的现实境遇中成为虚构的故事，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北大荒在肖潇的视域中作为理想的他者被反向认知，个体仿佛 “一粒沙，一片纸”般渺小，在北大荒狂风中湮灭，或者被“扼紧”“勒索”。所以，在北大荒的风景中始终存在一种否定性话语，北大荒人的精神生活在奴役与自由、专制与民主、否定和肯定的两极转换中呈现出一代人的困惑与痛楚，并以此为情感基础构成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历史人物最后成了不具有真实性的政治範本”

杨丹丹（1980—），男，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56年，在国家现代化运动的驱使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北大荒”成为普范性诉求，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都将“现代化”建设纳入视域中。10万复转官兵进驻“北大荒”，组建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成为推动“北大荒”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些转业军人不但给“北大荒”带来了一场经济大转变，更掌控了“北大荒”文学运动的主潮和话语权，在他们当中聚集了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文学创作经验的官兵，并成为“北大荒”文学创作的主体和主导性力量，涌现出梁晓声、张抗抗、肖复兴、陆星儿、韩乃寅等一批兵团作家，开掘了“北大荒文学”重新崛起的入口，拓展了“北大荒”的精神文化区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大荒兵团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