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集贵“全”，收文最多。比较北师大版《全集》，人文版《全集》新收佚文数量如下：小说28篇，其中25篇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合计100多篇； 剧作7部； 诗歌卷收录汪曾祺诗歌257首，较北师大版（88首）多出169首，其中40余首从未见于汪曾祺作品集；书信卷收293封，（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收汪曾祺书信55封）。其次，从文类看，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还收入了书封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等日常文书。可以说，《全集》收尽汪先生全部文字着述。

这些新增内容，一部分是由汪先生子女提供的，一部分是由学者陆续在报刊上发现的，还有一部分是人文社向社会广泛徵集而来以及根据线索追蹤查找到的。这三个渠道汇集了相当可观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汪先生作品、文稿的数量，并将拓展人们对汪先生文学成就的认识、增进对汪曾祺本人的了解。

二，讲究底本，校勘精良，倾力打造汪曾祺作品新善本。全集中的文学作品，以最初发表的报刊版本为底本（少量未发表作品以手稿、油印本为底本），以作者生前自己或他人编订出版的、比较优良的作品集或手稿作为参照校本，进行校勘，改正文字的错、漏、衍、倒置及标点错误。确保为读者提供一个原汁原味而又编校精良的汪曾祺读本。

为了守住底本规矩，各卷主编在全国南北各大图书馆搜求，踏破铁鞋，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校勘校订文字，也是考验细心耐心的慢功夫，拿着放大镜，摊一桌书，是编辑工作经常的情景，常常为辨认一个字、校正一个字而欣欣然。举个例子，《侯银匠》有一句“老大爱吃硬饭，老二爱吃软饭，公公婆婆爱吃焖饭”，历来市面上各种版本都是“吃焖饭”；后来通过扫描原稿放大了看，发现“焖”字实应为“烂”字。汪先生手稿常是繁简夹杂，此处应该是繁体的“烂”，右边的“门”字给简化了；而且从上下文看，“硬”“软”描述的都是米饭的软硬程度，“烂”比“软”更甚一层；如果是“焖”，忽然变作煮饭的方式，逻辑上也不对——一字之易，颇费思量。而类似的情况太多了，特别是民国时期报刊上所载文本，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剥落或漫漶，许多字难以辨识，编者经常要跑不同的图书馆去找另一份同期报刊，互相对照以确定一个字……所以，为什幺“全集”编了这幺久，好多汪曾祺先生的“冬粉”迫不及待地问，这可能就是答案之一吧。

三，每篇有题注，提供了汪曾祺每一篇作品的版本信息——书市中，汪曾祺各种作品集很多，但能做到每篇有题注的，仅有人文版《全集》。体现了《全集》的学术性。

题注交代原载及收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本信息；书信题注，介绍收信人简况；部分诗歌在题注中交代了必要的创作背景及由编者所拟诗题情况。通过题注，每一篇作品的版本情况基本釐清。

题注虽然只是短短几行或一句，却往往是经过费时费力寻找版本信息、耐心细緻地比较不同版本的更改情况等大量幕后工作得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