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效高（1894－1984），名效高，字汉章，贵州普定人。

1919年贵州军阀当局开禁鸦片，伍效高即于普定、安顺、贵阳、榕江、百色等地往返贩运烟土，获利甚丰。

1923年，加入安顺恆兴益商号，并先后担任百色、南宁、洪江等分号经理。恆兴益商号结束后，又于汉口、广州组织隆大、大东两公司，经营烟土、山货及汇兑业务。到抗战前夕，伍效高已成为贵州最大的鸦片商，累资200余万银元。随着抗战爆发及国民政府禁菸法令的颁布，伍效高将其汉口、广州等地业务结束，将巨资投入贵州实业建设。

1938年伍效高从越南、法国商人手中购买设备，辗转运到贵阳，创设“新生五金厂”而开贵州五金工业先河。是年，为发展家乡文化教育事业，投资创设“普定建国中学”（解放后改为普定中学）。

1942年，又与刘熙乙、孙蕴奇等创设贵州第一家私人银行“聚康银行”。次年，又偕同帅灿章、刘熙乙等人积极争取“贵州人承办贵州食盐”，后投资创办“利民盐号”。

从1938年到1949年由伍效高独资创办与投资的企事业，达20余家之多，为抗战及贵州经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解放后，他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历任贵阳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贵阳市财经委员会委员，市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省第一届人大代表，省人委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等职。他积极捐献支持抗美援朝，赞助土地改革，积极建议并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工业。1957年，伍效高被划为右派。1979年，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为其平反。1984年4月2日，伍效高因病在贵阳逝世，享年90岁。

1894年旧曆八月，一个婴儿在普定城关的伍西堂家呱呱问世，孩子起名伍汉章，字效高，是伍西堂家的长子。

翻开普定伍氏族谱，先祖系明朱洪午年间，调北填南时从楚迁入黔。祖上伍以仁、伍以伦二人因征战有功，同时封授武威将军，之后伍氏家族出过武解元、前清岁贡，九世祖以后考入武痒、文痒、稟生、附生者共三十九人……不过，到伍西堂这一辈时，文武之家已沦为男耕女织的传统小农户，伍西堂农忙时下地，农闲时打铁、推豆腐买，一生吃斋念佛，家境困难却不忘读书识字，探悉诗书礼义。

效高先生只上过几年私塾，十三岁便挑起家庭重担，当起摇鼓货郎走村串寨，赶乡场。在地处偏僻道路崎岖的普定山区，挑担售货是非常辛劳的谋生活计。

十六岁那年，家里举债贩猪，让他赶猪群上市，过河时突遇山洪暴发将猪全部沖走，虽奋力抓住河边树桿逃脱一难，但血本无归。为偿还猪债，西堂老人卖掉仅有的几亩薄田，对效高先生说：“虽生活困难，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绝不能丧失信用。还债所余的钱还可再做生意，若将来有幸发达，定要回报乡梓。”效高先生一生铭记父亲的教导，身体力行。

效高先生外出经商梢有起色汇钱回家，西堂老人将钱积攒下来，在县城开了寿木店。一天老人在街市看见一青年跪在地上，胸前挂一牌子，上书“卖身葬父”。老人将他带回店中，选了一口上好的寿木并附上几枚银元送他，青年感激涕零一再叩谢。事隔多年西堂老人已辞世，一天城内锣声震天，巡更人大声疾呼，土匪来了。城中大乱，效高先生老母熊平英慌乱之中让媳妇收拾细软带上家人，欲从后门逃到效高先生开办的建国中学避难。谁知，后门外早已有两个持枪“土匪”守在那里，说：“上面有令，派我们守住你家前后门，伍家是好人，不準动一草一木，你们关好门，不要怕。”事后得知，此番打进城来的“土匪”头子就是当年西堂老人遗赠棺木助其安葬父亲的青年。

1912－1919年，效高先生借债在县城开了一家叫顺昌隆的小布店。那时外洋经济入侵，小店拼不过以销售洋货的新兴大店，顺昌隆不久倒闭。他知道自己能吃苦，敢冒险，决定由“坐贾”改为“行商”，在还清债务后以所余之钱走入贩运行业。他从贵州贩运山货（毛竹、猪鬃、黄腊、天麻、土漆、茶叶、艾粉、桐油、牛皮、木材、药材等）到缅甸、越南、两广，再从两广贩回洋货（棉纱、洋油、洋皂、洋火、洋油灯、手电筒、电池、捲菸等），坚持五、六年，积累了一定资金及营商经验。

在这几年间，他还带动乡里亲朋，搭伙结伴组成马帮外出经商。当时贵州西南部出黔入广西、云南到越南、缅甸的商道只有三条，一条走龙里、贵定、都匀、独山、麻尾方向；一条是安顺、紫云、望谟、册亨，入广西百色；另一条是经安顺、镇宁、关岭、紫云、兴仁、兴义入云南。后二条路途险阻，多为亚热带丛林，可以说历尽艰险。一次，三人赶马结伴同行 ，途经野人山，同伴中有一人被毒蚊叮咬加上瘴气致命，效高先生点清死者钱货，将死者收殓入棺，灵柩寄放寺庙中，携带死者钱货入缅货物出手，又购新货，回归途中，他从庙中接灵护送还乡，将原货新货交易款项、余货，死难者遗物如数清点交付死者家属……凡此种种及早年卖田还债等等商德，使他年轻时便信誉满乡。

到上世纪初，贵州各府以本省土着货外销，贩回洋货的大商家字号计有：贵阳的货日新、罗恆义、德合昌、刘告泰、柴鸿川……安顺的公合长、恆兴益、恆丰裕、邓同兴、兴昌隆……遵义的同庆行、天顺祥、福生祥、厚记、福纪……兴义的梁信号、周光生号、宋景、高亨……可以说是贵州工商史上罕见的工商群体崛起。这些商号货物囤积，资金流通全国，各号老闆，股东都是坐拥厚资的金融巨子。他们为搞活一方经济，开化贵州风向，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1920年至1935年十几年里，效高先生的商业轨迹从普定延伸向安顺、省城贵阳，再扩往两广、汉中、上海、香港，经营範围由山货、洋货、扩展到特货，积累了大量资本。1924年，他参股参与经营的安顺商业首户恆兴益商号，由于有经营才能、处事果决、厚重的信誉商德，很快就担任该号驻广西南宁、梧州、百色的三外庄总经理，1931年任该商号汉口庄总经理，后他独立在汉口组织了隆大公司，在广东办了大东公司……经商辗转于西南、中南、香港各地。

1931年，效高先生到湖南洪江，任恆兴益洪江分号经理。

1932年，效高先生到湖北汉口，任恆兴益汉口分号经理，同年与恆兴益号合资，组建隆大公司，任该公司总经理，随后由自己独资经营。

短短二十年，从不及弱冠而白手起家的贫家少年，到资产雄踞湘鄂的隆大公司总经理，黔商的轿子伍效高奇蹟般地崛起。

民国十八年（1929年）农曆十月初六，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在广西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开闢了右江根据地。

百色镇是桂西重要商埠，滇、黔、桂水陆货运的集散地，约有居民三万人，由于战事频频，谣言四起，货运中断、商场闭市、学生停课，人心惶惶，人们不敢接近起义军，市面一派萧疏，原拟运往或途经百色的货，不得不在沿途堆积停运，凡在百色有投资者莫知所措，纷纷电滇、黔各主管单位。当时贵州帮商货大量囤积沿途，不敢经百色入市。效高先生作为恆兴益外庄总经理、振华福商号股东理事兼总监事，商会头面人物之一，虽然相信共产党打击的是土豪劣绅，对正当的工商业者是鼓励保护的，但毕竟对百色情况不了解，心里也不踏实，除通知由安顺开出赴百色的全部货物暂停泗城外，同时在南宁邀请同业商议对策，各商号同意公推代表前往百色与红军接洽，但又怕红军扣人，有去无回，弄得人财两空。

几经磋商，效高先生便自告奋勇去百色与红军接谈，可仍没有一人肯随行，几经苦劝，说服振华福商号的经理许荣峰同去，而且说走就走，于当日晚上包租了一艘小火轮连夜赶到百色。

十月十一下午效高先生与许荣峰同往红军设在广东会馆的司令部。名片递进去后不久，即由两位红军战士把他们带进客厅，沿庭院只见一切井然有序，清洁无杂。此情此景不象在南宁所听见的流言那幺可怕，效高先生稍微定下心来。到了客厅，一位衣着朴实的军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介绍得知这人即是百色红军总指挥李明瑞。李和蔼地问他要求接见的目的。效高先生说：“我是商界代表，是贵州安顺恆兴益字号驻南宁、梧州、百色的总负责人，我们商界是拥护红军的，可是不了解红军的工商政策，曾听到一些宣传，但大家都不敢开市营业贸易，起运货物，想请长官给我们介绍红军的政策。”李明瑞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官兵一律平等，互相不称长官，只称同志，部队的政委是邓斌（小平）同志，邓政委最近工作很忙，一时恐怕抽不出时间接见你们，但邓政委说共产党有个规定，保护工商界的正常活动，货物纳税，决不没收商人的资金和货物，这是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希望商业界相信，不要听信谣言，我说话是负责任的”。听此说明后效高先生才定下心来。由于此前他从来没有与共产党接触过，一切都感到很新鲜，从来没有听说过官兵一律平等，以及同志互相称呼等新鲜事物。解除了思想顾虑，效高先生开始坦率地谈到各行各业开市营业的办法，百色的存货以及尚在途中货物运行的问题，问税率有无变动、交税时间等等，交谈约一个多小时。最后李明瑞说：“我一定将你们的来意和请求，向邓政委汇报，以后另定时间通知你们来谈，希望你们回去后要多多宣传红军的政策，对革命做些有益的工作。”

回到商行后，见当地商界的主要人物均在等候效高先生，大家见无事平安回来都很高兴，他把此行经过以及共产党的工商政策详细通告大家，大家的心里稍稳定下来，但对税金等具体问题仍吃不準，提了些要求，希望效高先生再去商谈时提出。尤其是全部货物按原上税税率计算，全部起运要五、六十万银元现金（包括在途的货物），恐一时凑不齐，大家委託他全权办理。次日上午红军司令部来人通知效高先生单独前往面谈，地点仍在上一次见面的客厅里。这次李明瑞身边还有一个军人，是军长张云逸，而且由张主要讲话：“邓政委公务忙不能同来接见你，你们有什幺要求和想法，尽可大胆的提出不要有所顾虑，红军政府对正当的商业活动是保护的，你能够主动来联繫我们很好嘛！效高先生，你为红军政府和商界之间的联络多做些工作，这也是为革命作些贡献嘛！商界有什幺困难也可告诉我们，这样事情才能上达，上下才能沟通，使市面繁荣起来，在我们能力範围以内对你们的困难将尽力帮助解决，对你的情况和为人处世，我们早在南宁就知道。虽然特货今后将会取缔，但现在红军还没有作出决定，因此仍然是合法的，但要办好缴税手续才能经营。”

听了张云逸军长的谈话后，效高先生打消顾虑，大胆地说：据现在各站所存的货，照原税率应交税约五、六十万银元现金，但在百色这个商埠，一时不可能凑齐这样多的现金，我的意见是以分期交付的办法，十担货以下者都交现金，十担货以上者先交三成现金，立一个月的期票，由我全部负责，如果红军不相信，可以先把我在上游泗城的货接来抵押担保，前款不清，后货不起运。但其中最困难的是汇款和护运问题，一是从南宁方面直接汇款往百色，桂军方面必然会千方百计阻碍和破坏，二是目前沿途不安宁，即使红军能派人护送，又不能护送到南宁，通过红军管辖区后，请桂军方面护送也有问题，因为桂军不能与红军接触。另外，停在途中泗城的近两千担货如何运来百色，这些都是问题。

关于汇款和护运等等问题，张军长最后说：我们相信你，你去商量一个可行的方案来，我向邓政委汇报后再谈。有关商业的问题已同邓政委讨论过了，原税率不变，只要你们守约完税，就不用你押货担保了。

回店后，效高先生立即召集同业商议，谈到税款数目，存在百色的货，纳税就在三十多万银元现金，加上途货总计约六十万银元，这些款在百色这个商埠肯定拿不出来，怎幺办？另外护送问题如何解决？对这两个问题大家都讲不出一个方案来，莫衷于事、旁徨无计。最后效高先生提出一个方案来徵求大家的意见。

效高先生的方案是；十担货以下者都交现金，十担货以上者先交三成现金，余数订期票请三家行号担保，由他全部负责督促，按期将款汇交。由于效高先生对广西河道比较熟悉，因此提出方案，请红军送到果德，然后他通过南宁商会会长萧徽堂，请他出面请桂军到果化来接，果德与果化之间相隔十里真空，红军与桂军不相接触。

此方案经过大家同意后，效高先生立即往红军司令部拜会李明瑞、张云逸。效高先生将以下方案向领导作了汇报：

（一）过称贴花等照原有的手续办理，请百色苏区政府派人送到果德，再由桂军按期派部队到隆安等候，再开赴果化，中间相隔12里放真空。

（二）应完税的货，按各号货数多少分别对待，十担货以下一律交现金、十担货以上者先交现金三成，其余欠款由伍效高等人的三家行号担保，由伍效高全部负责督促如期将款交清，前欠不清，后货不起运，并由伍效高的途货来作担保。汇款问题，由伍效高负责，为避免南宁桂军扣押，将税款汇往香港，转由沪（上海）、汉（武汉），再转交给苏区政府。

（三）争取时间，赶办贴花手续，以免前货不能兑现，影响交纳税款的时间，造成囤积、滞销。

（四）请苏区政府对此方案严格保密，以免造成困难，也对伍效高的安全负责。

十三日晨李明瑞、张云逸二人再次在司令部接见效高先生，通知他说：“我们已和邓政委讨论过了，你的方案已经批准”。同时又谈到恢复百色地区商业活动的具体事宜，还希望将红军对商界的政策广为宣传。

离开司令部后，效高先生立即拍急电，请南宁商会会长萧徽堂去办理赴邕（南宁）的其它手续，由他出面疏通桂军在果化接运，同时通知百色各商号开市营业。

十四日晚，开始过称贴花，十六日上午手续俱办完，下午装船，十六日凌晨起运，下午到达平马，沿途均有红军一个排武装护送，平安无事。

十九日晨照旧开船，到达果德后，沿途护送的红军休息片刻后立即返回百色。效高先生单独将船往下开到果化，进入桂军地界，又由桂军护送到南宁。自头批货到达南宁后，从开始出售，效高先生履行承诺，陆续提出税款，先以买棉纱为名汇到香港，然后转汇到沪、汉，又由沪、汉转汇到在百色的恆兴益、振华福两家商号，后再转呈交苏区政府。前、后上交税款共约六十多万银元，他本人又主动提前垫付了十多万元，以示诚意。统计下来，在阳曆十二月十二日以前，全部将此批税款付清。在此过程中他花费了不少的心血和口舌、担了不的少风险。对苏区政府解决当时经济困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效高先生也因此次的努力而声望日增，对于他在两广、汉中、湖南、上海、香港的业务发展也大受裨益。更主要的是通过此次与红军的接触，使他对共产党和红军执行的工商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效高先生此次得到不少教益和收穫，但事过之后也因此被桂军头子白崇禧以通匪罪抓进监狱，并称要判处死刑。后经南宁、百色、梧州三地商家联名铺保，他通过关係，送白崇禧八万银元才得以保释。

保释之后，效高先生不得不包机逃往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他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大会，受邀到张云逸大将府上叙旧，张云逸对他在百色所办之事记忆犹新，对他诚信覆约，按期完成缴税任务，给予很高的评价，并称对红军的帮助很大。交谈中，问及李明瑞，效高先生方知李早在1931年就已辞世，不胜惋惜。

效高先生在汉口时，曾被蒋介石召见。

那是1932（民国21年）年旧曆腊月尾的一天，突然来人通知，蒋介石要在武汉关中山舰召见他。蒋介石虽然表面上从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上下野，但仍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握军政大权。效高先生接此通知后忐忑不安，不知何故蒋介石要召见自己，思来想去找不出理由，反正人正不拍影子歪，只揣测是否因前时自己带头状告武汉缉私团贪赃枉法之事。

去到武汉关，只见很多人围聚在码头边，武装配备齐全的一列军人在那里警戒。中山舰也是蒋介石在武汉的行营，一位校官将他带到舰上，在一简单朴实的舱房里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客气问好，效高先生心里更加安定。蒋就直截了当地说：武昌行营接到密报，二十一家土膏行向商业银行借款100万元，这批借款有回扣，是贪污，因而传讯二十五家新旧土膏行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因隆大公司没有借款，所以请你过来了解情况，你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不要隐瞒。你的情况我清楚，你为人仗义轻财、正直无私、诚实守信，在商业上也很有成就，你在汉口被人泼镪水，我都知道，我已让下面立案追查，一定要严办兇手，不能让他们欺行霸市，为非作歹。

效高先生应答说：我是知道二十一家土膏行向商业银行借款100万元，这也是事出有因。年前，滇、黔货商装运特货一千多担货，从洪江运往汉口，这批货在洪江已经完过税贴好税花，但到汉口后，汉口缉私团却说贴花是伪花，这是因湖南方面不愿按中央的要求贴统筹花，私吞中央的税款，我们不能在湖南上一次税，在汉口又上一次税，连上两次税。是我带头把湖南特税处、汉口缉私团，上告到武昌行营。这个案件拖了半年多，因为此案不能了接，被扣的一千多担货不发还。川、滇、黔帮有七、八个月的货都不敢发运，严重影响汉口的交易，特别是影响中央特税的收入。汉口的土膏行因没有货卖就没法周转，没有办法只好联合向商业银行贷款100万元进行周转，解决困难。据我所知并没有有回扣的事，请委员长明察。我们希望中央拿出具体可行的，强有力的措施，统一特税的贴花，不要让下面的经办人拿商人出气。至于我本人被泼镪水的事，只是一个误会。一个外地人到本地做生意，而生意又比本地人做得好，本地人理所当然的会想不通，只要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取长补短，这种误会，很容易就会解决。请委员长千万不要费神去追究。

蒋一边听，一边不断点头。其间蒋叫卫士进来，指着隔壁舱房说：让他们走吧。

最后蒋说：你陈述的情况很好，政府肯定会拿出有力的措施，统一特税的贴花，不能让目前这种状态再维持下去。你遭暗害不愿追究，说明你心胸宽大，很有气度，这样很好。现在中央準备首先在汉口，成立豫、鄂、皖、赣四省中国农民银行，你可投资参股，今后你们特货的汇兑业务，可由农民银行进行操作，特税由农行统一收取。下一步中央要推广禁菸，你就担任西南的禁菸总督察吧。

效高先生告别蒋介石，下船时岸边一溜跪了几十个人，不断向他扣头赔罪。原来效高先生与蒋介石交谈时，这些当地的二十一家土膏行老闆和帮会头子，就被扣在在隔壁舱房，他们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对他深明大意、不记前嫌、不落井下石的宽广胸怀，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效高先生在武汉三镇的生意越来越红火，社会名流都愿意与他结交，不论老少，见面都称他为大哥。

效高先生随后投资100万银元，成为民国四大银行之一的中国农民银行的重要股东。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早年即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理想的效高先生，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决心将理想付诸实施，通过兴办实业和创办学校，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

1938年，效高先生调集汉口、广州、南宁、香港的资金，全部收缩集中回到大后方——贵州，先后在贵阳创办新生五金机械厂，在青岩创办新生陶瓷厂，在家乡创办建国中学。建国中学开办时，他特地在广州定做500个皮箱，上书“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发给学生，勉励他们发奋学习，将来报效国家。

1939年2月4日，倭寇猖狂，几十架飞机对贵阳市狂轰滥炸，效高先生长子伍铭宪在中华北路商店中遇难，新建的新生五金机械厂也部分损毁。他化悲愤为力量，进一步加大了对工厂和学校的投入。

三十年代，贵州基本上没有什幺工业，仅有作坊式的小手工业加工，当时贵州出产的只是土特产品及鸦片，基本上没有什幺工业产品，就连一台老虎钳都不能製造，更谈不上大型机械了，更缺乏现代工业的技术人员。为迅速建好工厂，效高先生动用一切力量，从桂林、重庆、昆明聘来高级技师，从昆明等地购买机器和生铁、钢材、铜、锡等原材料。

到越南海防买机器时，遇到一家法商经营的机械厂为避战祸回国，就把该厂的机器设备全部买了下来。原计画这些设备由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再经滇黔公路运至贵阳。但滇越铁路常被日机轰炸不能通行，而海防形势又日愈告急，负责採购押运的黄先立先生一日数电，请示对策。效高先生原来考虑黄先立等生命危险，曾电令黄抛弃机器速返贵阳。谁知黄接电后，出于对先生的情义，捨不得丢掉机器，就买汽车沿桂越公路启程，又在南宁预购汽油100大桶，5000加侖。车将行至桂境，南宁又遭沦陷，无奈只好倒回越境，绕道走桂北靖西，转回车河、南丹方面回黔。这条路是新的，有的地段的涵洞尚未竣工，运输相当困难，逢山开路遇水撘桥，有时是肩挑人抬，历经千难万苦，最终还是把大部份机器运回了贵阳。

为了製造手榴弹支援抗日，效高先生又创办开阳新生炼铁厂生产生铁，供新生五金机械厂生产三十多万枚手榴弹，免收政府的加工费，为艰苦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工厂还生产汽车配件、车床、铣床、沖床、刨床、抽水机、玉米脱粒机等。随后又创办新生纺纱厂（生产的棉纱取名黔灵牌）、辰溪炼油厂，为解决普定建国中学的照明问题，又创办普定效力电厂、碾米厂。

为抵制洋货和陈毓祥先生等合资创办南洋菸厂现贵烟二厂。以后又集资一千万元，创办聚康银行，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解决贵州食盐供应问题，一九四二年末又集资五千万元，创办“贵州仁记利民盐号”任董事长。

为了提高贵州的交通运输事业，效高先生约集股东10余人，组建西南运输公司，个人就投资百万。任董事长，推举从美国回来的李葆和先生为西南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洽谈业务。

1947年初首批进口卡车40部、轿车20部。因进口的汽车要在黄浦港上岸，所以李葆和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随后他在上海茂名南路成立了中国柴油汽车公司（现改名为上海鼓风机厂），西南公司在贵阳的部分一直经营到解放后与公私合营的同德染织厂合併为止。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创办的普定私立建国中学。该校的师资、校舍、设施都属全省第一流的，投资十多万银元创办，以其父西堂老人名字命名的西堂图书馆藏书万册。经该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在1942年全省中学会考评比中，建国中学名列第二，仅次于清华中学，一时名扬全省。该校从创办到1951年政府接管，十四年间，效高先生共投入黄金七仟五百多两。

事隔数十年后，效高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年满十二岁，先父就安排我学做小生意当小货郎客。那时我很羡慕定南小城里的官学学生洪敬仪，他是光绪三十四年从贵阳优级师範学堂选科毕业回来的，是定南绝无仅有的受过‘新学’培育的青年。”定南即普定，可见当年严修倡导的新学影响之深！另一方面也表明效高先生从小对新事物的嚮往与追求。商人办学兴教，在我国历来很普遍，贵州商家也不例外，比如安顺的帅灿章办三一国小、贵阳的赖永初办永国中学等。效高先生在湘雅村窄口滩独资修建宽五米的铁索桥方便路人，赖永初先生在贵惠路修建大木桥，大家争先恐后的修桥补路，儘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这与社会士、农、工、商的排行和从商附儒的传统理念也不无关係。

由于普定至安顺没有公路，只有马走的羊肠小道，交通十分不便，1939年效高先生即投资三十多万银元，亲临现场参与勘测，历尽艰幸，终于将小道修建成能通汽车的20多公里公路。他为人厚道质朴，桑梓故里、乡党亲朋观念尤重，终生奉行其父西堂的教谕：“富贵勿忘还乡”、“多多顾念邻里父老”。二十年代贵州大旱，赤土千里，颗粒不收，效高先生从两广购进大批米粮，开仓赈济，十几年间从未间断，十多年后仍为美谈。普定县至今仍为扶贫县，但远在1946年就用上了效力电厂的电，也即是说，比省城贵阳近郊某村1996年才通电整整提前了半个世纪！

伍效高事业的成败，除了时运之外，成因与败果显性方面差不多都在于同样的基因：中国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观促使他一生都走在知行合一的道路上，从而实现他的那一份社会关怀，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强劲动力；但也是儒家的宗族血缘伦理道德观，让他心态上永远走不出桑梓故里，种种创造虽半径不尽相同，可划出的都是同心圆，从根本上输入了兴于本土，又灭于本土的既定程式。

在这一点上，不少民族资本实业家虽各自上路，且风雨兼程，但却差不多都殊途同归——主观上囿于故土，难作外向型迈越。

效高先生九十年的人生旅程经历了（慈禧）光绪、宣统二帝、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南京政府、抗日烽烟，及建国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历尽人世沧桑。儘管如此，他有两个愿望终身不移：“工商兴邦，礼教传家。”直到暮年仍壮心不已，病榻上还筹办职业学校、实业大学等。他临终的录音遗言上嘱告后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要空逐名利，但须诚信为人，奋力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