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唐文权编着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内容介绍：正名人传记难撰，教育名人传记尤其难撰。教育家们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业绩，但又丝毫不亚于这一业绩，因而难写。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正是在这方面独具匠心，从陶行知的平凡之处发掘出神圣伟大的人格；从其丰富而平淡的实践中，紬绎出神奇的思想；以其恢宏的含量、精巧的框架、宏富的材料和允当的评价，生动形象地勾画出一部以陶行知为主人翁的民族解放史、民国文化史和现代教育史。

章开沅教授，原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1926年7月。着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后长期执教华中师範大学，是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範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其论着丰厚，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等。章开沅教授曾任华中师範大学校长（1983—1990）、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活跃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的中青年知名学者。现任华中师範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华中师範大学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序言
第一章“陶行知现象”
巨星陨落四海同悲
开国第一文化罪案
批陶原因面面观
批陶影响纵横谈
第二章三重文化圈中的跳跃
家乡就读：植根传统的热土
金陵求学：初放人生的晓光
负笈游美：走向崭新的世界
第三章世界教育革新运动的传应人
促使中国教育汇入国际教育运动的求索
争取中国教育和政治民主化的尝试
参与中国教育科学规範化的构思
第四章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弄潮儿
运筹力行于中华教育改进社
奔走发动于平民教育运动
思想生灭于政海恶波澜
第五章现代乡村教育史上的明珠
晓庄诞生与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
生活教育理论的晓庄试验
晓庄精神与晓庄影响
晓庄学校的天殇
第六章民族危机压力下的转向
亡命日本前后：中国教育出路的新思考
“九一八”事变：政治立场的加快倾斜
从科学教育到国难教育：中国教育出路的新探求
“一二九”运动：政治立场的再倾再斜
第七章卓越的国民外交使节
登临欧洲讲坛：鼓吹世界和平的号筒
奔走北美大地：争取国际援助的使者
自西徂东回国：归心似箭中的考察宣传
第八章含辛茹苦育彼英才
在国共合作的“蜜月”中：初践国民参政会
生活教育运动的新发展：生活教育社和育才学校的成立
古圣寺中的今圣：现代的新武训
召唤创造之神：雏凤展翅初翔
第九章赴汤蹈火争此民主
在民主运动风起云涌的抗战胜利前夕
当面容惨澹的胜利女神降临之际
民主教育：生活教育理论的最后一章
黑榜“探花”：上海反内战运动的前驱
第十章简略的余论
“爱满天下”的陶夫子
别领风骚的大众诗人
生活教育的新启示
后记

后记
在两历寒暑终于脱出书稿之后，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不言自明，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主形象，是经过我们价值判断后的陶行知。也就是说，有关传主本人及相关他人的大量材料是经由我们之手筛选加工描述评断，才“创造”了“这一个”陶行知。因此，书中的传主形象只是我们眼中与心中的陶行知。倘若换一位作者来写，则其所知之人及所论之世也许就不尽如此。儘管我们努力把传主放到他所置身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大背景中去寻求其历史活动的轨迹，并论析其思想和性格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及其一贯联繫，儘管我们希望把研究的层次和角度儘量深入扩大，以求更準确地把握研究对象，但我们承认自己历史视野的局限性，承认自己并非手执智珠，足以稳启金扉。
印出的文章就如射出的箭和唱出的歌，它便不再属于作者本人。因此，我们留心于有的放矢的求实精神，而不置意于飞矢不行的玄学论辩。同时，我们既欣赏陶行知所译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名诗《箭与歌》：“我向空中射了一枝箭，/落下地来，我不知道它在何方；/只见它一去如飞，/眼光跟不上箭的去向。我向空中唱了一首歌，/落下地来，我不知道它在何方；/谁有如此敏捷健强的眼光，/跟得上歌声的飞扬？”又讚美同时代另一位西方诗人的精警之言：“我以前的许多主张，‘现在同我更好的确信有了矛盾。然而箭一离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语一离开说话的口，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前言》）当然，果能如朗费罗所吟：“好久好久以后，在一棵橡树上，/我寻着了这枝箭，仍旧没有破；/在一个朋友的心里，/我寻着了这首歌，一个字也不错。”（《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794～795页）那便是我们莫大的欣慰了。
本书是国家教委“七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国家教委、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华中师大科研处等有关各方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陶行知的家属吴树琴、陶晓光，和不同时期的有关朋友和学生，如晓庄时期的陆静山、徐明清、李楚材、王琳、戴自俺，工学团时期的张健、方明、吴莆生，育才时期的胡晓风、苏辛涛、李能寿、李正、毕汝钦，前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刘季平的夫人吴瀚，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徐春轩、严欣久以及南京、上海、歙县陶行知纪念馆汤翠英、余洁生、汪麦浪，都曾对本书伸出援手。作者谨在此对他们表示深切谢意。
唐文权
]990年岁末于武昌桂子山

在师範院校已经工作了整整40年，因此对教育与教育家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对于陶行知先生更是景仰已久，记得还在读国小的时候，老师就介绍过晓庄师範与“小先生”之类动人事迹。长大以后，有幸进入陶公的母校——金陵大学，1948年春曾在一个叫做《天南星》的墙报上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陶行知与武训》，批评学校不应只製作有关武训的幻灯片而忘记了贡献更大的陶行知。这当然是属于配合反蒋斗争的政治评论，但对陶公的倾慕之情确是真挚的。
可是，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客观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曾被中共中央领导人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与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陶行知，凭空与提倡单纯“教育救国”之类改良主义联系起来。加以当时正把凯洛夫们的苏式教育学奉为经典，以及对胡适实用主义的全面讨伐，同样渊源于杜威学派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也就成为殃及的池鱼。为人民教育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奋斗终生的陶行知，在新社会到来以后反而受到歧视与冷遇，看来似乎奇特，其实也并非难以理解。因为，在“政治统帅一切”的那些年月，只有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被尊奉为凌驾一切的最高神圣，此外则不容许或多或少承认其他任何权威。儘管陶行知生前毫无与某人争一日之雄长的政治野心，死后也不具备抢先向马克思报到的资格，但由于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完整而且誉满中外的科学体系，这自然要成为那些热衷于“大树特树”的人们心目中的障碍。
时过境迁。80年代以来，随着《陶行知全集》的出版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陶行知研究会的相继成立，陶行知的贡献与地位已经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承认。因此，我们丝毫无意于藉此书为陶公平反，书的开头之所以旧事重提，无非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考察，探究其根源，总结其经验，藉以提高认识并促进陶行知研究健康的发展。我们痛切地认为，把史学当作政治的婢女，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而任意涂改历史的丑恶社会现象，再也不能容许其继续存在！
坦白地说，我们写作这本传记的目的就是“寻找真正的陶行知”。对于陶公的生平、思想、实践，一是力求如实地写出，二是力求合理的解释。“三七开”、“四六开”之类功过品评已经令人厌倦，当然我们也无意把传主写成完美无缺的天纵之圣，陶行知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最近，陶公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请我讲演，题目是《史学寻找自己》。史学为什幺要寻找自己？因为政治、经济等因素层出不穷的干扰，史学已经趋于自我迷失。近几年来，我不断强调史学要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都是针对当代学术的严重缺失而言。我想，陶公如果地下有知，想必也会赞同我们用这种真诚的科学态度来写他的传记。
对于这样一个“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真人”，苛求固然是很不恰当，溢美则是另外一种亵渎。
这是一本教育家的传记，但并没有限于就教育言教育，也没有限于就中国教育言中国教育。我们试图以较广阔的视野，即从跨文化与文化交感（CulturalInteraction）着眼，来写这位教育家的思想与实践的发展过程。陶行知固然属于中国，但他同样亦属于世界。他是中西文化既相冲突而又相融会的产物，他把杜威的教育哲学引进中国，根据中国的国情与社会需要加以改造与发展，并且广泛吸收了中国文化固有的与现今的各种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教育哲学和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教育体系。他不仅是中国孔子以后又一位万世师表，而且也是现代世界屈指可数的伟大教育家之一，因为他始终走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的前头，而在教育思想与试验方面的贡献早已超越了国界。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一生的大手笔，是他提倡过的各种类别、层次教育的总括，所以本书为它花费了较多的篇幅，力图作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论析。我们认为，生活教育（广义的）一个很可贵的特点，就是提倡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提倡全社会办大教育。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无论古今中外，我们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千方百计调动社会上一切积极因素来兴办教育，同时又这样千方百计把教育的功能渗透到社会机体的许多层面与许多角落。其思虑之精与用力之勤，真是如同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我常想，近代中国如果有两百个真正像陶行知、晏阳初一样的大教育家，则中国的教育甚至整个历史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予生也晚，未能亲聆陶公教诲；即使就陶研而言，我也属于后进之列。但是，我所在的华中师範大学，对于研究与发扬陶行知的思想、精神的重视，却是十余年如一日，不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很早就出版了《陶行知全集》，而且还及时地成立了陶行知研究室，并且规划了陶行知系列研究。我在校长任期之内，还与邓宗琦诸同事一起努力营造并推广“一校一县”模式（一所大学与一个县或县级市全面协作），用意即在发扬光大陶公有关教育社会化与社会教育化的卓见远识，凭藉社会力量来促进大学的发展，同时又把大学的功能全部奉献给社会。记得有次我与世界银行负责支援中国教育项目的居美博士谈及此事，她充分给以肯定并表示支持说：“如果中国有500所大学与500个县，都能像你们学校与仙桃市这样全面协作，那该有多幺好啊，而且还可以把这种模式推广到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我提及此事决非为华师自我宣扬，只不过是强调至今仍然有继承、推广、发展陶行知思想与精神的极端必要。我们仍然是一个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又是一个口头上似乎极端重视而在实际上又并不那幺重视教育的国家，当前迫切需要的正是一大批不说伟大的空话而专办平凡的实事的仁人志士。还是我那句老话，如果有两百个真正像陶行知、晏阳初一样的大教育家，则中国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状况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我决非忽视中国已经取得的各项长足进步，更无意贬低其他各行各业领导、专家的辛勤劳绩，但我总觉得教育在中国至今仍未得到全社会应有的切实重视，因此我们正在继续遭受历史的惩罚，而同时也更加说明陶行知、晏阳初这样一些全心全意办教育的仁人志士的何等可贵。正是出于这种理解，才促使我们抓紧写作这本传记。当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陶行知研究队伍已经与日俱增，陶行知研究会已经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网路。特别是晓庄师範已经焕发新的青春，安徽、江苏、四川等省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区的开闢与发展，都必将在当代教育史上写出光辉的篇章。
我在辞去校长职务之际曾经感叹：“未了之事与未竟之愿太多太多。”我想，陶公如果不是死得那样早，那样仓促，大概也不免会有类似的想法。因为，在中国，不管过去与现在，办教育都是很难很难的啊！（当然我并非认为办其他事业就不难。）但陶行知在那样黑暗的年代，毕竟还能办成众多教育事业，留下如此深远影响。这又使我们受到激励，为之感奋，决心在陶行知已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如果此书多少能够引起读者一些共鸣，或可作为当今从事教育工作的若干借鉴，那便是我们极大的安慰。
正在本书写作过程之中，我应普林斯顿大学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联合邀请，来美国作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课题则转移到中国基督教教会史领域。因此，主要的写作与定稿任务便落在文权身上，他为此书尽了最大的努力。当然，由于指导思想、基本观点、全书框架乃至体例、写法都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全部初稿又经过我逐章逐节推敲并与文权商定如何修改，所以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我都应该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我们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读者的批评，以便藉以改进自己的研究，并在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把这本传记修改得更切近于“真正的陶行知”。
章开沅
辛未春写于花木怒放的普林斯顿之蟠音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