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的研究领域包括总量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

他被媒体评为中国最英俊、最富有绅士风度的经济学家，出生于中国内地，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顶着洋学位，在财富500强企业中搏击多年，拥有令人艳羡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迎接全球化的努力中，他以跨国企业中国代表的身份成就了自己。

胡祖六

1991年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

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谘询委员会委员。

现任春华资本集团主席，主导了2012年对迅雷的5000万美元投资。

胡祖六出生在湖南的汨罗市新塘乡（原属老湘阴县，1960年代从湘阴县独立出来成为汨罗市），湖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风起云涌的省份，晚清的郭嵩焘也是湘阴人，他给小时候的胡祖六留下了神秘感。县誌载，郭嵩焘早年海外留学，是中国人在英法公司里工作的第一人。他非常有远见，从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就断言日本将成为中国的大敌。郭嵩焘可能为胡播下了今天生命轨迹的种子。

17岁时，胡祖六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一年中国恢复高考，他从汨罗县一中考上河南科技大学化工与製药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后来考中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学硕士。在北京开阔了眼界之后，胡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那时候，中国向美国公派了几位留学生，学习巨观经济，就学美国哈佛大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那一班博士中，有一串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响亮的名字，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王一江等人。

在胡祖六看来，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是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儘管如此，胡祖六还是感到巨大的压力。首先是语言关非常难过，因为他以前学的是工科英语，而经济学对英语的要求特别高，不仅专业性强，而且要求非常能言善辩；其次是文化传统的障碍，当时从中国出来的他们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概念。而同班的犹太学生有着语言的天然优势，加上感性的直觉非常好，给他们几个中国同学很大的压力。

“非常难得的是，我们几个都非常玩命，互相激励。”胡祖六回忆起当时的学习情况时说，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甚至四点睡觉。

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哈佛几大经济学家的弟子身份，博士毕业的胡祖六已很自然地进入世界经济管理的核心圈子。

1996年，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在此之前，1991年至1996年间，他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参与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巨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

但胡祖六觉得非常寂寞。欧洲太安静了，而他的故土中国、亚洲却热闹非凡，当时“亚洲模式”正风光无限。深受导师萨莫斯入世风格影响的胡祖六，怎可能拒绝如此诱惑。恰在此时，一位在高盛工作的同学向公司推荐了他。正欲开拓亚太，特别是中国市场的高盛投资银行对他非常感兴趣。

新闻发布会上的胡祖六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这些投行是世界经济生态链中接近顶端者。在这个生态系中，为跨国公司OEM加工产品者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传统的跨国公司，再上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工业垄断巨头（比如INTEL和IBM），而高盛等投行又是在他们之前，每年都要对这些公司进行财务资本等级，对经济预期进行评定。金字塔顶的是标準普尔，它则来评价高盛们。

1996年，33岁的胡祖六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却觉得风景如画的瑞士让人寂寞。

10年后，这个不甘落寞的人频繁出现在中国各种论坛与重要经济会议上，人们关注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所倡导的经济变革方向，正与变化中的中国所契合。

早在2003年，胡即对外表示：不应把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人民币汇率放开，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积极宣称，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这些声音随着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时，胡祖六亦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国金融开放度呈显着的负相关关係。

因其判断力，胡被评价为“轻声说重话”，也因此，你几乎意识不到他是高盛资本的代言人，更像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

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也切身实践着他的理论。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2004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据说，胡往往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高盛，国际金融炒家

离开高盛

2010年3月10日晚间讯息，有媒体报导称，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今日辞职。高盛高华媒体负责人随后向新浪财经证实此事。　据悉，从4月开始，胡祖六将辞去高盛职务，但仍将是高盛的顾问董事。有报导称胡祖六之后将投身私募行业。胡本人手机已关机。

2010年3月，一条突发性新闻轰炸了国内各大财经媒体：高盛大中华区主席、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即将宣布退休，辞去合伙人之职。年仅47岁的胡祖六，说“退休”未免言之尚早，他的下一站自然成为猜测的焦点。介于“海归”金融人才进入国有银行、监管机构乃至决策部门已成为一种风潮，让人不禁联想，胡祖六是否也将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且凭他的履历，足可担当某些位高权重的头衔。

胡祖六1997年进入高盛，已供职13年。

社会评价

胡祖六打着客观分析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丁学良在解释他的“五个论”时说：“我的这个讲法并不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是我的老师和恩师。另外，这 个讲法也不包括现在在海外最好的或比较好的大学经济系里任教、目前暂时回到国内兼职的教授。”(《香港教授丁学良：谁是中国5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9日)在西方，也有经济学家当大官，但他们是在经济学领域做出非常独立的、优秀的研究后，才短期进入政府或大银行等部门，然后他们会很快就回到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而并不是研究做的不怎幺样就开始想着赚钱和当官。(《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 《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10月26日) 　这些话的意思让人觉得，在外国名牌大学毕业暂时回到中国内地兼职的，基本上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丁学良实际上是把内地大学所有的经济学专业贬低得一塌糊涂，那幺不着名的教授就更不够格了。所以他又说，“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其甄选副教授的标準，可作为真正意义上合格的经济学家的标準”。这就更表现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都比内地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强。对内地那些忽悠的“着名经济学家”进行严肃的批评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那些学者毕竟是少数，借这个机会，把内地的教授进行贬低，就成了不分青红皂白，打击一大片了。

这是在讨论经济学吗？显然不是！这是在贬低内地的大学教育，我们并不否认内地确实有那幺一些“着名经济学家”为利益集团说话，特别是在郎顾之争中暴露出某些经济学家的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要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引起公众的反感。

那幺，我们看一看香港的情况吧！外资驻香港的金融大机构僱佣了一批从哈佛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表现如何呢？其中有些人也是双重人格——既为利益集团讲话，又打着客观分析经济的旗号，我们举一个例子：

胡祖六 （HU，Fred Zuliu）现任美国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瑞士日内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与研究部主管。曾获 清华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6年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特区）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对许多国家的巨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其研究兴趣包括总量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看了这些，我们首先可以推翻丁学良所谓“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的说法，因为胡祖六是清华毕业的硕士，如果“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教师水平低。那幺谁培养他考上哈佛呢？类似的情况很多，例如：丁学良本人，70年代末赴上海复旦大学读硕士学位，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发表了好几篇闪现思想火花的论文，引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及一些老先生的注意。1982年，丁学良毕业后调入北京。1983年，丁学良的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这个奖也促成了丁学良被推荐至美国留学。1984年8月，口袋里揣着向公家暂借的600美元，第一次登上飞机就出了国。（《丁学良：哈佛博士的酸甜往事》 《市场报》2005年11月11日 第七版）

我们知道，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帮助了丁学良，可惜于光远先生不包括在丁学良“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之内，因为“老一辈经济学工作者，他们的学习环境、研究环境和工作环境与中青年不一样”，不适用丁学良的所谓“国际标準”。转了一大圈，要成为“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还是要有海外留学的经历。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丁学良却忘记一件事，如果没有中国学者们给他评奖，他又是如何被推荐到美国留学呢？换句话说，美国哈佛大学还是承认了中国学者的评价。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考察丁学良和胡祖六两位先生的简历，而是根据报刊上公开的资料进行分析，由此引出一问题：如果中国内地大学的教授们水平低，他们推荐的学生为什幺能得到外国名牌大学的承认？因为，大家都知道，推荐这一步是与国际接轨的，也是出国留学的必要条件。

中国大学教授辛辛苦苦教出了很多学生，然后推荐他们到外国留学，最后却成了“国内有的着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一般的教授更没有这个资格。这就出现了一个二律悖反：这些教授如何培养出能够出国的留学生呢？为什幺外国大学要承认中国教授们的推荐呢？这是不是前后矛盾呢？

我们再看看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做了些什幺事？

2003年初，高盛公司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全球投资市场趋势和机会”报告会上表示，QFII投资沪深股市应该以看好市场基本面为基础，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汇率投机风险很大。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但这种低估不是严重低估，而是温和低估了10%到15%。中国连续保持贸易顺差，外汇供应超过外汇需求，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如果汇率放开，人民币肯定会升值。如果QFII只是作汇率投机，完全寄希望于外汇上升，不看好股票基本面和股市前景，那是大错特错。高盛不是搞股票炒作，不会太在意股票短期的涨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高盛仍然非常看好沪深股市，看好中国的许多行业。

人们不禁要问：自从2001年以来，驻在香港的某些外国机构人士对深沪股市横挑鼻子竖挑眼，为什幺会一反常态呢？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在中国QFII政策刚刚发布时宣称：“绝大多数境外机构不会马上通过QFII进入股市，境外的基金经理也将会因为QFII规则种种严格的投资限制对中国境内证券市场望而却步。”但实际情况让他大跌眼镜，美国高盛成为QFII的积极申请者，并且在获得批准后不久也开始了对A股的投资。对于胡祖六这种前后矛盾的言论，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谓高盛通过“汇率均衡模型”计算后认为，人民币确实被低估了，低估了10%到15%，这种计算準确吗？如果QFII看好深沪股市，为什幺大量地买入债券和基金呢？是不是寄希望于外汇升值呢？有报导称：

2003年7月23日，国电电力可转债申购结果揭晓。其中最吸引投资者眼球的是当时获準入场的两家QFII——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和瑞士银行有限公司同时现身获配名单中。两家公司动用的申购资金分别超过了1亿元和5亿元，最终前者获配1044手，获配金额为104.4万元；后者获配4835手，获配金额为483.5万元。

8月20日，又有两则关于QFII的讯息公布。首先是一家QFII出资认购了正处发行期的指数基金裕富，投下QFII在开放式基金上的第一单。另一则是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买下了山鹰转债21.7%的份额。这已经说明了他们是寄希望于人民币升值，所以多买债券，少买股票。

《中国经营报》记者吴娜娜报导说：QFII对债券的投资将比对A股的投资金额大得多。投资股票似乎只是QFII的一个烟雾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QFII虽然向媒体公布其“第一单”，但其“意”却在债券型开放式基金，此种举动至少说明现阶段QFII不十分看好A股市场。QFII在投资中更多地选择债券也显示了其对人民币升值的十足信心，在“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渐高中，QFII大单也就吃定了债券。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胡祖六所谓的“不能光为了人民币的升值”“非常看好沪深股市”也是烟雾弹。

更让人疑惑的是胡祖六还在2003年9月鼓吹内地外汇进入香港股市，他说：“QDII动用的是外汇资金，对沪深股市几乎不会有什幺影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拿出10%就有350亿美元，这已经足以支持QDII的实施。”（《沪深股市长期发展潜力大高盛看好后市》《国际金融报》2003年9月16日）

谁都知道QDII对内地形成的不仅是资金影响，更重要的是比价效应造成的心理影响，香港H股比内地A股低得多，一旦QDII开放，这种心理影响会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香港股市已经上升，许多股票翻了倍数，在这样的时候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岂不是要为国际炒家去抬轿？为什幺胡祖六不在2001年底至2003年春节前提出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呢？如果那时介入是抄底，从2003年9月胡祖六“非常热情”地宣扬QDII，而且调门越唱越高，在2003年4月外国机构投资者已经完成建仓、拉高之后，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其用心何在？请不要忘记胡祖六是高盛公司的亚洲董事总经理，他拿了高薪，首先要为高盛服务，他不过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外国金融机构服务。

已经有专家指出，在香港股市中已经有内地三成资金，H股已经大涨，实际上不少人在指望人民币升值和QDII，其实这种盼利好，逢高出货的心态在国际市场上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胡祖六提出要国家拿出350亿美元支持QDII，居心何在？宝贵的外汇是国家资源，是人民的财产，如果出现B股那样的情况，外汇的损失谁承担风险？

一直活跃在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财务专家郎鹹平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採访时则认为，香港资本市场对QDII的期待有些“误入歧途”，他强调香港需要的是结构性调整，而不仅是这些优惠措施。

这个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特别提醒我们“要小心提防国际金融的变化及对货币与金融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应该说郎鹹平对国家的外汇资源是负责的，特别提示了风险。我们不禁要问胡祖六先生：在H股已经翻了倍，创几年的新高之后，要国家拿350亿美元进入香港股市究竟是什幺意思？如果国际投资者逢高出货怎幺办？有位一直关注胡祖六在香港报刊、电视台言论的朋友告诉我：胡祖六有点像内地股评家。像不像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从他对QFII的前后矛盾言论和对QDII的过分热情，实在让我怀疑。

最后，我们要请教丁学良教授，像胡祖六这样在哈佛大学毕业，又有《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算不算“真正意义的经济学家”？如果算，那他的前后矛盾的证券市场分析，究竟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看来，不仅内地，甚至香港，也有那幺一些经济学家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内地某些着名经济学家是打着推进改革的旗号，为特殊利益集团讲话，香港某些经济学家是打着客观分析的旗号，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都表现出双重人格。

胡祖六：只有奴隶制能与户籍制相比

2013年4月7日，春秋资本董事长鬍祖六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户口制只有奴隶制相比，就是应该取消，没有什幺好改革的，你改革奴隶制这种说法行得通吗？”他指户籍制导致“二等公民”，“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有取消户籍制才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胡祖六表示，户籍制度不符合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只有取消以后，才能推动政府功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养老，提供公共教育以及更好的环境，“这样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安排，我们从建国以后引进户籍制度，那时候是计画经济，整个就业的机会、粮食的供应，到住房、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非常短缺，是一个短缺社会，所以政府引入户口制便于统一的安排，你在国营企业或者在城里居住的人每月定量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等等。这种制度应该说美国也是暂时、短暂的统治经济，因为短缺只好这幺安排，就这幺延续下来。我认为这种制度是非常、非常不合理”

他进一步指出，户籍制度低效率，导致富余劳动力潜力不能发挥，“90年代整个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不到15%，但有70%的劳动力人口在农业。”

同时，造成城市“二等公民”存在，“儘管人身可以进行衡量流动，你还是二等公民，不能真正享有子女就学，没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像北京没有户口不能买房子，只能住棚户、住贫民窟。这种制度既不效率也不公平。”

谈及城镇化前景，他表示，“我们有澳洲的朋友在台上，讲到澳洲人口和中国人口的差异，我们每隔2年中国城市人口创造一个新的澳洲，城市化过程对基础设施、住房、消费、社会服务巨大的需求，中国内需拉动很多人很悲观，不可能靠内需，靠出口，我觉得中国是最有条件实现内需消费拉动经济成长的经济体，我对中国的城镇化非常乐观。”

【意见中国栏目】胡祖六：中国要警惕改革疲劳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