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名着·世界文学百年经典丛书: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从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緻，不愧大家手笔。

第一章小城

第二章市长

第三章穷人的福星

第四章父与子

第五章讨价还价

第六章烦闷

第七章缘分

第八章小小风波

第九章乡野一夕

第十章立巍巍壮志发区区小财

第十一章长夜悠悠

第十二章出门访友

第十三章网眼长袜

第十四章英国剪刀

第十五章鸡叫

第十六章新的一天

第十七章首席助理

第十八章国王驾幸维璃叶

第十九章多思则多忧

第二十章匿名信

第二十一章与主人的谈话

第二十二章一八三○年的作风

第二十三章长官的苦恼

第二十四章省会

第二十五章神学院

第二十六章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二十七章涉世之初

第二十八章迎神赛会

第二十九章初次提升

第三十章野心家

第一章乡村情趣

第二章初见世面

第三章第一步

第四章拉穆尔府

第五章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六章说话的腔调

第七章风湿痛

第八章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幺

第九章舞会上

第十章玛葛丽特皇后

第十一章少女的王国

第十二章难道是个丹东

第十三章焉知不是阴谋

第十四章少女的心思

第十五章莫非是个圈套

第十六章半夜一点钟

第十七章古剑

第十八章伤心时刻

第十九章滑稽剧场

第二十章日本花瓶

第二十一章秘密记录

第二十二章争论

第二十三章教士，林产，自由

第二十四章斯特拉斯堡

第二十五章洁妇的操守

第二十六章精神之恋

第二十七章教会里的美差

第二十八章《曼侬·莱斯戈》

第二十九章闲愁万种

第三十章滑稽剧场的包厢

第三十一章教她有所畏惧

第三十二章老虎

第三十三章弱小者的苦难

第三十四章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三十五章晴天霹雳

第三十六章可悲的细节

第三十七章在塔楼里

第三十八章权势人物

第三十九章深谋远虑

第四十章静退

第四十一章审判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瓦莱利指出：“司汤达喜欢的题旨是：拿破仑、爱情、魄力、幸福，从而演绎出浩繁的卷帙。”①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数不过来，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司汤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司汤达全集》（1927—1937）就达79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论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隐私，《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也有论者认为，《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辞。就读者面而言，司汤达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19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熟读拿破仑着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竞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司汤达也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拿破仑在义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司汤达景仰波拿巴将军，而贬抑拿破仑皇帝，儘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之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诗史”！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司汤达于1817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时隔20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司汤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司汤达为笔名，亨利·贝尔乃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②他讚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略。拿破仑是司汤达全部着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着述来看，司汤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刻出来的人物。司汤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跟拿破仑①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势，他《圣经》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準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圣赫伦那岛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与市长较量占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②，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蕩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幺，于连则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③。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嚮往英雄行为，但在一个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拒斥现存秩序、颠覆神圣事物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看到庸俗、虚伪、猥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乾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不能像拿破仑那样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他“为自己位卑命艰而敢于抗争”，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他不惜功亏一篑，也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不求抗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年纪事”。司汤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个现成故事”敷演而成的。所谓“现成故事”，当指发生在布拉格的一桩情杀案：安多华‘贝尔德系马掌匠之子，家境清寒，但自幼聪明，靠本堂神父进了修道院，因体弱不耐苦修，初进米舒先生家当家庭教师，不久因与主妇有染而见逐，复回修道院，再进郭尔冬先生家任教，这次因钟情于千金小姐而遭辞退。在走投无路之际，以为是昔日情妇从中作梗，便于1827年7月23日礼拜天弥撒祭时行刺米舒夫人，旋判死刑，于翌年2月23日上断头台，年仅25。这桩案子为司汤达提供了小说情节。如把安多华、米舒、郭尔冬易为于连、瑞那、拉穆尔，则俨然是《红与黑》本事，道地的“现成故事”的“纪事”。司汤达自称并未杜撰什幺①。虽然故事情节方面没杜撰什幺，但他把自己的阅历，对社会的观察，于心理的卓识，融进了作品。随着于连人生的历程，小说从市长家到修道院，从小城到省会，从内地到巴黎，从底层直到上流社会，展现了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出深刻的社会内容。
司汤达说，《红与黑》意在描写1830年的法国②。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2月25日首次上演）、《曼侬·列斯戈》（芭蕾舞剧，5月3日首演）、“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6月26日去世，新王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1830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司汤达这部主要写于1830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于1830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年”的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鑒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司汤达在书中提出“小说一镜子”论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司汤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皇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蒲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有很强政治性的小说。司汤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司汤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像，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司汤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像”。6年后司汤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在小说里才能臻于真实。”
《红与黑》如司汤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徵的运用。小说开初就叫《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词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人的命运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司汤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司汤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了”。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徵，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那里。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从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緻，不愧大家手笔。时当19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司汤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1830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
罗新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