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慾薰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深得傅雷堂奥的着名翻译家罗新璋为译此书殚精竭虑，字斟句酌，译文更为精緻準确，是目 前翻译界的一项重要收穫。书后所附有关译文的评论文字，对读者理解作品、译品和专业人士探讨翻译质量的提高当不无裨益。

斯当达（1783-1842），本名亨利·贝尔（HenriBeyle），19世纪法国杰出的小说家，以準确的人物心理分析和凝练的笔法而闻名，被认为是最重要和最早的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之一。代表作品是《红与黑》（1830）和《巴马修道院》（1839）。

上卷
第1章小城
第2章市长
第3章穷人的福星
第4章父与子
第5章讨价还价
第6章烦闷
第7章缘分
第8章小小风波
第9章乡野一夕
第10章立巍巍壮志发区区小财
第11章长夜悠悠
第12章出门访友
第13章网眼长袜
第14章英国剪刀
第15章鸡叫
第16章新的一天
第17章首席助理
第18章国王驾幸维璃叶
第19章多思则多忧
第20章匿名信
第21章与当家人的谈话
第22章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第23章长官的苦恼
第24章省会
第25章神学院
第26章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第27章涉世之初
第28章迎神赛会
第29章初次提升
第30章野心家
下卷
第1章乡村情趣
第2章初见世面
第3章第一步
第4章拉穆尔府
第5章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第6章说话的腔调
第7章风湿痛
第8章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幺
第9章舞会上
第IO章玛葛丽特皇后
第11章少女的王国
第12章难道是个丹东
第13章焉知不是阴谋
第14章少女的心思
第15章莫非是个圈套
第16章半夜一点钟
第17章古剑
第18章伤心时刻
第19章滑稽剧场
第20章日本花瓶
第21章秘密记录
第22章争论
第23章教士、林产、自由
第24章斯特拉斯堡
第25章洁妇的操守
第26章精神之恋
第27章教会里的美差
第28章《曼依·列斯戈》
第29章闲愁万种
第30章滑稽刷场的包厢
第31章叫她有所畏惧
第32章老虎
第33章弱小者的苦难
第34章工于心计的老人
第35章晴天霹雳
第36章可悲的细节
第37章在塔楼里
第38章权势人物
第39章深谋远虑

格高意深《红与黑》
罗新璋
瓦莱利称：“斯当达围绕喜欢的题旨：拿翁，爱情，魄力，幸福，演绎出浩繁的卷帙。”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指不胜屈，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斯当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斯当达全集》(1927—1937)就达七十九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质品德，《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辞。就读者面而言，斯当达固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十九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1799一1850)熟读拿破仑着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斯当达(1783—1842)也不遑少让。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义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斯当达景仰带兵当将军的波拿巴(Bonapane)，而贬抑称帝做皇上的拿破仑。儘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的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史诗”!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斯当达于1817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未成完帙的《拿破仑传稿》；时隔二十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斯当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stendhal为笔名，Henri Beyle乃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尊仰一人：拿破仑。”他讚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略。拿破仑是斯当达全部着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着作来看，斯当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磕出来的人物。斯当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于连以人中之刚者视拿破仑。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局，他《圣经》都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準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拿破仑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沉浸在辉煌的驰想里，想像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叱咤风云，飞黄腾达，为巴黎美女所追慕。与市长较量占了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红与黑》被文学史家评为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力作，表现法国大革命时诞生的一代，经过风云激荡的拿破仑时代，跌入萎顿不振的复辟王朝，由此所感到的幻灭与愤懑。小说之成功，在于着力塑造于连这个人物，写他少年进取的雄心与庸俗现实的龃龉，写他出人头地的抱负与保守社会的冲突。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志之悲。拿破仑倒台后，出身低微的年青人，通向社会寻求成功之路已给封死。出身低微，渴求成功，本无可非议。但在复辟时期，个人无论多幺能干，多幺坚忍。也无法克服社会设在他们面前的重重障碍。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蕩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幺，从维璃叶小城闯进爵府高第的于连，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嚮往于英雄行为，但活动在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颠覆神圣事物，拒斥现存秩序的叛逆分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见到庸俗、虚伪、委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乾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没能像拿破仑那样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与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作为“为自己出身卑微而敢于抗争”的平民，于连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敌对的环境中，虚与委蛇；因仰慕拿破仑而少有奇志，大有抱负，却为适应复辟王朝而随类相从，极尽虚伪。正当他向上爬而开始有成，平步青云，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便不惜功亏一篑，他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他一枪向瑞那夫人打去，打碎了他生活的幻镜，也打飞了他苦心经营的人生。这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年纪事”。斯当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则现成故事”敷演而成，意在描写一八三。年的法国。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二月二十五日首演)、《曼依·列斯戈》(芭蕾舞剧，五月三日搬上舞台)、“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一八三。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斯当达这部主要写于一八三。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在当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年”的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鑒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斯当达在书中提出“小说——镜子”说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斯当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糜与保王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一八三。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O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斯当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一八三O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斯当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像，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斯当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像”。六年后斯当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小说才能臻于真实。”(On ne peut plus at．teindre au vrai que dans le roman．、
《红与黑》如斯当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徵的运用。小说开初拟题为《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阴暗，火热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示命运的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斯当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斯当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道袍，这就是‘黑’。”于连在贝藏松神学院披上黑道袍，进斯特拉斯堡校场穿上红军装，小说叙述由“黑”抵“红”，功败垂成的历程。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徵，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于此。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固是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以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緻，不愧大家手笔。时当十九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当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一八三O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但一般人或许不知道，斯当达成为写爱情的高手之前，已是论爱情的能人：《红与黑》成书前八年，先有《爱情论》(1822)一书问世。直到晚年，斯当达都认定此书是他最重要的着作之一。他在自传性作品《亨利·勃吕拉一生》中说：“我早年饱尝爱情之苦”，所以感受必多，思索必深。尤其写《爱情论》时，正溺于对高傲的梅娣儿特(Meilde Dembowski)无望的爱恋之中，借强烈的相思，做成一份隐秘的告白，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激情的一本论着。书中提到，“第一次握到所爱女子的手，乃爱情所能予人的最大幸福。”宜乎《红与黑》里写于连晚上在花园乘凉去握瑞那夫人的手，成为小说着名片断之一。
斯当达在《爱情论》一书，开宗明义，提出一种新的恋爱观，像植物分类一样，归为四类：激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虚荣之爱。作者认为，凡爱，就有美，就有欢娱，带有肉体成分。他鄙薄趣味之爱、虚荣之爱，而崇尚激情之爱(amour-passion)。那是一种超凡脱俗、无涉功利的强烈感情。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情爱论家，轮到他自己握笔来写爱情小说，定当身手不凡，生动的描写里自具某种哲理、心理深度。
《红与黑》这部小说，简单说来，就是于连这木匠之子，凭才学混迹上层社会，先爱上市长夫人后追求贵族小姐的故事。少年于连去市长府求职，冈0到大门口，才见到瑞那夫人，就惊艳于她“不求风韵而风韵自现”的美貌。女主人柔美的声音，明慧可人的眸子，女式夏衫的香气，使刚脱下工装的新教师，“斗胆捧起瑞那夫人的手，举到自己唇边。”纯系不由自主，冲动自发之举，可视为一种变相的骑士之爱。事后，想到瑞那夫人系有钱有势的贵妇，市长先生乃横蛮霸道的东家，“早上那些难听的话，言犹在耳，于连暗想：‘这家伙财运亨通，百事如意，待我奚落他一番：就当着他的面，捏住他老婆的手!”(上卷第ll章)乡下穷小子把征服贵夫人当作一大战绩，虚荣心是后续的产物。
与玛娣儿特的关係，就不像这样自然，开始就隔着一段距离。当然，贵族小姐跳舞时露出一点香肩云鬓，不是没使侯爵秘书动心，但于连主要心力，用在制服千金小姐的傲气。玛娣儿特约他半夜到她闺房一聚，木匠儿子以为是陷阱，握着手枪，从长梯爬进视窗，等两人单独相对，这位冒险家“心中实在没有一点儿爱的意思，觉得自己应该敢作敢为，便作势要拥抱玛娣儿特”；“想我善自为谋，竞使这高傲的怪物爱上了我!”(下卷第16、34章)，实在是一种意愿之爱(unamour“voulu”)。而对他的情敌夸泽诺侯爵，“咱俩的身价已经较量过了。在此之前，我只是个书呆子，低眉顺眼，白白耗费勇气。有了这封信，我跟侯爵就一般高了。占上风的，是汝拉山的穷木匠。”(下卷第13章)虚荣心占了主要地位。
《红与黑》上下卷，写了两个爱情故事，照斯当达说法，一是“心灵之爱”，一是“头脑之爱”；前者即激情之爱，后者乃虚荣之爱，自有高下轩轾之分。即使发生枪射事件，最后还是回归到激情所瞩的对象。小说结尾，以于连与瑞那夫人之死告终。爱与死紧相联，这一悲惨的结局，使《红与黑》成为写“永恆的爱情”(l’amour eternel)一类中的着名小说。
斯当达于1842年中风故世，享年五十有九。讣告如仪，临下葬时，只三人到场：梅里美，画家康斯坦丁和死者侄子。身后凄凉，足见作为作家，在世时声名不彰。生平出的几本书，都没什幺销路，《爱情论》只售出二十本(i1 ne s'en vendit qu’une vingtaine d’exemplaires)，其中《红与黑》略有起色，但也无法与“巴尔扎克之旺销”同日而语。到1860年，《红与黑》几无人提起，似彻底遭遗忘。斯当达感知，一八三。年期间，浪漫派文学如日中天，他细緻的心理分析和令人过敏的讽刺，不合时好，故把《红与黑》题献给“少数幸运者”，能幸运读懂他作品的只有少数人。而志在未来的读者，未来的世纪，期以“五十年”，到“一八八O年我会走红”(J’aurai du succ6s vers 1880)。果然，《红与黑》出版后半个世纪，找到小说家布尔热(1852一。1935)这位热心读者，重新肯定斯当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发现斯当达真正价值的，当属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有了知名人士有力推介，斯当达尘封己久的手稿，相继整理出版，研究逐步深入，使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文人，从十九世纪走出来，进入世界小说名家之列。
二00六年七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