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高丽王朝时穆宗王讼二年（998年，宋真宗鹹平元年）始铸。形制仿唐乾元重宝，但只见有小平钱，直径约25mm，面文“乾元重宝”隶书，直读，“乾”字按古体，写作鱼钩乾，背穿上下“东国”二字，意指在中国之东。另有铁钱，形制稍大于铜钱，为穆宗前成宗王治十五年（996年）所铸。此二品传世皆罕，今难得一见。

按照日本1938年出版的《东亚钱志》所说：是朝鲜高丽王朝钱币的一种。而中国的史学家主流认定是唐代管辖高度自治的东北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的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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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辽东出土（北京赵承收藏）

乾元重宝背东国，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而在1938年之前的任何书籍泉谱中也没有任何记载，但当今中日韩各国泉谱及书籍，却均将此钱列为高丽钱币，唯一的理由和出处是 1938年奥平昌洪所着《东亚钱志》，这本书籍出版之后，1940年丁福保的《历代古钱图说》也马上引用，是我国第一本引用此依据的泉谱，从此以后，东亚各国的泉谱及书籍均将此钱列为高丽穆宗时代铸钱。而《东亚钱志》成为唯一出处。

但《东亚钱志》的依据又是什幺，有三个：依据一，中国南宋洪遵于绍兴十九年(1149)所着的《钱志》，该书是目前我国存世的最早的钱币书籍，里面第一次对外国钱币进行了详细介绍，其中包括了日本、朝鲜、安南、东南亚、西域的货币，里面第一次阐述了朝鲜高丽王朝的钱币：东国、海东、三韩。也许是东国俩字的混淆，东亚钱志就滥用概念外加联想，将乾元背东国也列为高丽铸币。依据二，朝鲜半岛屡次出土此钱，特别是故都开城也曾出土，当时中国鲜有出土记录。依据三：对东国这两个字的分析和理解，东国在古代泛指中央政权以东的日本、朝鲜。殊不知还有一个早在王氏高丽200多年前就被称为 “海东盛国”渤海国，也属于“东国的範畴”。

所以，仅仅凭藉这几条靠不上的依据来认定乾元背东国是高丽货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如今 《东亚钱志》却是最早认定此钱是高丽钱的书籍，也是唯一出处，这就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探讨空间。

《东亚钱志》认为乾元背东国是朝鲜高丽王朝时穆宗王讼二年（998年，宋真宗鹹平元年）始铸。这就更站不住脚了，992-993年，第一次辽丽战争之后，高丽战败开始成为大辽附属国，向辽国称臣纳贡，与北宋断交，并放弃北宋年号而行用的是辽年号：统和。辽丽和睦相处，与宋交恶，连宋朝年号都不敢用了，怎幺可能铸造大辽国建国前的世仇唐朝的年号？？ 当年大辽国还被称为契丹的时候，与唐朝也曾打的不可开交，高丽绝对不可能冒犯宗主国去铸造乾元通宝背东国。

假设高丽敢于违背宗主国大辽国，铸造了乾元背东国，但唐乾元元年与高丽穆宗相隔200多年，穆宗又有什幺理由来铸造乾元年号钱？是对一二百年前大唐的敬仰？那还不如铸造连日本都模仿的开元通宝，为什幺要铸造安史之乱之后唐代开始衰落时期，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口碑很差的“乾元重宝”？？所以 这个假设不可能存在，也实在说不通。

所以 东亚钱志的依据和判定结果，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根据乾元重宝背东国，这种年号+地名的组合，可以判断，这是一枚中央政权下的地方铸币，或地方政权彰显与中央政权某种政治意义的钱币，也或许是中央政权铸造的跟某其他政权有关的货币（譬如乾隆背安南）

有人始终认为乾元背东国是唐代中国东北少数民族政权铸币。一定不能忽视唐代东北一个强大的国家---渤海国。渤海国200多年与唐朝相始终，这亲密的200多年，唐代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均给予了渤海国强大的支持与输入。当时的渤海国，疆域广阔，西伯利亚东部、黑龙江东部、吉林几乎全部、辽宁东部（恰恰此枚钱币出土于辽东）、朝鲜半岛北部（出土乾元背东国也很正常），均是渤海国的领土，这幺强大的国家，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不可能没有铸币。

而唐肃宗乾元年间，恰逢渤海国王--大钦茂将国都由中京显德府迁都到上京龙泉府，铸造乾元背东国，彰显忠于大唐，庆祝迁都，是有政治意义的，是可以说的过去的，而做为地方流通货币也是有可能的，铁钱大大多于铜钱，而渤海国的铸铁工艺恰恰很厉害，从渤海国遗址出土的大量铁具可证明。

另外，东国这两个字，渤海国使用在前，渤海国自古就有“海东盛国”之称谓。而高丽所谓的东国，意为中国之东，且比渤海国使用的晚，而且也跟乾元年号对不上，所以，“乾元背东国”无论从年号的使用、东国称谓的使用、以及当时与中央政权的关係，均能排除高丽王朝铸币，并判定为渤海国铸币，理由和推理非常充分，而东北很多历史专家，渤海国史学家也都对这个认定没有什幺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