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阐述三个观点:一是,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民国6年(1917)孙中山指出,欧战是欧美列强为“争商场”、“争殖民地”而发生的,因此反对中国参加“欧战”。他在民国8年所着的《实业计画》中指出,欧战后世界再回复欧战以前的状况,“为土地而争、为食物而争、为原料而争将再出见。”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断言“国际间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世界战争必为“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公理和强权的战争”。二是,帝国主义是殖民地、次殖民地国家祸乱的根源。民国13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形成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为压迫世界弱小民族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而奋斗。英、美、法、日、意“以金钱枪械延长中国内乱之生命”。11月19日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中又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三是,社会出现贫富极为悬殊的两个阶级是阶级战争发生的原因。光绪二十八年(1902),孙中山与章炳麟谈话时指出,“贫富斗绝”是“革命之媒”。民国13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演讲中说,“在不均的社会”里,“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

孙中山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行政治的手段之一。民国6年(1917)他在所着的《中国存亡问题》中指出,“国与国遇,用外交手段与用战争手段,均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国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达其目的,外交手段既尽,始可及于战争。”就是说,外交和战争都是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用外交手段达不到政治目的时,就用战争手段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目的达到,战争结束。

孙中山阐述三个观点:一是,战争依赖于经济,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民国元年(1912)12月3日,孙中山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的通电中说“近世战斗之力,每以金钱为限”。中国必须“先行钱币革命”,解决财政问题,然后乃能言战,定作战计画,一战以胜强俄。在民国4年8月4日复南洋同志函中,他又说“中国今日之革命,纯视经济力为转移,经济力大则成功速,经济力少则成功迟;若无经济力,则直不能革命”。二是,战略战术的运用和武器的生产水平依赖于经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多次谈到他制定战略战术是视财力为转移的。民国10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他谈到武器、战术、经济三者的关係,说中国昔用弓箭,而今用枪炮,武器不同,战术亦随之而异。欧战中,欧洲战术是以子弹遮拦敌人,耗弹极多。中国既无若干大兵工厂,不宜学欧洲战术,宜学游勇战术,视子弹如生命。三是,战争对于经济的反作用。孙中山向来认为,战争“为杀人的事”,对经济有破坏作用,革命却是“以杀人为救人”,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民国13年1月14日,在广州商团及警察联欢会上的演说中,他指出“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革命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的民族工业

孙中山认为,只有用自卫战争制止侵略战争,用革命战争制止反革命战争,才能求得和平。民国3年(1914)6月,他在《<战学入门>序》中说,“世界种族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中国“有亡国灭种之虞”,“不得不以战止战”。民国13年,他又反覆阐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经常帮助反革命,阻挠中国的革命。只有打破军阀和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孙中山多次批判“黄祸”论,指出“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相信全世界大公无私的人们将会逐渐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复兴,将是全人类的福音。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

孙中山认为,工业革命后,世界上的战争分为“商业战争”、“国际战争”、“阶级战争”三种。暴力行为的战争分为正义的战争、非正义的战争两类。他在《实业计画》、《三民主义》演讲中作了具体诠释:商业战争是“资本家与资本家之战争”。国际战争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阶级战争是“工人与资本家之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公理和强权的战争”。北美独立战争是“美国人民自己求独立,为自己争平等”的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是“美国人民为黑奴求自由,为黑奴争平等”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欧战是“一国的帝国主义和别国的帝国主义相冲突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孙中山自提倡革命以后,反覆阐明中国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为四万万人谋幸福”,是“应乎天而顺乎人”的正义的战争。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用武力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标本的民主共和国,以及为实现这一斗争目标而採取的战略战术。

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武装斗争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用国民革命推倒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改造民国以及为实现这一斗争目标而採取的战略战术。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苏俄为模範”,改组国民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对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认识。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还接受共产国际及苏联等的帮助,形成建设军队的思想。鑒于北洋军阀的封建统治,孙中山认为只有通过武力北伐,才能彻底将其刬除,实现全国民主统一的新局面。对革命力量的新认识以及创建军队、开展北伐军事斗争成为孙中山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核心。

孙中山书法“尚武精神”

孙中山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形成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以后。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至二十四年七月间,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讨论“举事之策”时说,要举事,首先需要确定地点。

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本部作出“注重两广首义,各省从而回响之”的决策。民国6年(1917)7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黄埔欢迎会上的演说中指出,“现今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可以发展”。民国11年11月21日,孙中山在致蒋介石函中指出要施行革命措施,“非先得凭藉不可,欲得凭藉,则非恢复广东不可。”“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藉,则大有办法矣。”

民国12年(1923)2月,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后,他建立革命根据地思想的内容更加充实。民国12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中提出保守革命策源地广东的方法问题。认为要保守这个地盘,便要得广东的人心。以后要扩充这个地盘,吸收各省,统一全国,便要得各省的人心,得全国的人心。得人心的方法很多,第一是要国民党现在的党员人格高尚,行为正大。不可居心发财,想做大官;要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使全国佩服,全国人都信仰。第二是要党员注重宣传,教本党以外的人都明白本党的主义,欢迎本党的主义,然后本党施行主义便无阻力,便无反抗。到了全国的人心都归化于本党,就是本党的革命大告成功。

广东国民政府旧址

孙中山建军思想形成于同盟会时期,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中华革命党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国民革命时期实现新的飞跃,有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冬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制定了建立中华国民军的方案。它包括军队的性质、军队与国民的关係、军队的编制、军队的纪律、战士的赏恤、军需制度、俘虏政策等,初步形成了孙中山的建军思想。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的建军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民国12年、13年间,孙中山反覆阐明: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是为三民主义去奋斗、为三民主义去牺牲的。革命军的责任是要把不平等的世界打成平等的。革命军的力量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少数常常能够打破多数训练很纯熟、武器很精良的敌人。

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孙中山建军思想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军与中国革命的关係;创造革命军的方法。民国13年(1924)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阐明革命军与中国革命的关係,认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便马上组织革命军,后来因为有了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继续去奋斗,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障碍,还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大告成功。相反,中国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中国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认为“如果没有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孙中山提出“创造革命军”的主张。

孙中山的国防思想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诸方面。政治方面:孙中山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达到民族独立的主要障碍”,不平等条约是“卖身契”,主张“打破列强的侵略”,“废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保障国家独立、民族生存。经济方面:孙中山认为,“实业为富国之本”。“振兴中国惟一之方法,止赖实业”。实业包括工业、农业、矿业、商业、交通等。《实业计画》提出的发展中国实业的计画,实际上就是国防计画。军事方面:孙中山认为,“中国未革命以前,列强环伺,欺陵侵併,无非以我国武力不足。”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欲为世界一等大强国,及免重受各国兵力侵略,则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建设”,“以成完全巩固之国”。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提出要建设强大的陆军、海军,然后“可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在《国防计画》大纲中有发展陆军建设计画,发展海军建设计画,发展航空建设计画。教育方面:孙中山认为,如果我们在心理上觉得没有外患,自以为很安全,是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外人不敢来侵犯,可以不必讲国防,那幺,一遇有外患便至亡国;如果我们的海陆军和各险要地方没有预备国防,外国随时可以沖入,随时可以亡中国。在《国防计画》大纲中有发展国防教育计画。他在《三民主义》演讲中指出,实施国防教育的目的是使国民皆知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是生死关头,在这一生死关头须要避祸求福,避死求生,结成了国族团体,用四万万人的力量去抵抗外国的侵略。

民国时期的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