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在伊朗通用的语言是古波斯语(楔形文学)。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伊朗，阿契美尼法王朝覆灭，古波斯语也随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古波斯语，即帕列维语。伊朗历史上的两个着名王朝，安息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和萨珊王朝(224-651)时期通行的语言就是帕列维语。萨珊帕列维语的文化古籍一直保留至今。萨珊王朝的伊朗是高度发展的奴隶制大帝国，伊朗的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对外关係上和中国、印度、罗马等古国广泛开展了海陆贸易，牢牢地控制着中印通往西方的海陆商道。与此相适应，科学文化也有高度的发展，宫殿建筑遗蹟和浮雕石刻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都表明古代波斯人民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七世纪六十年代初阿拉伯人占领伊朗，萨珊王朝覆灭。这次入侵改变了伊朗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伊朗人民由信奉袄教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独立的伊朗丧失了原来的政治地位。被异族统治的伊朗人民要求民族独立，于是，产生了“舒毕主义”思潮。舒毕主义者主张非阿拉伯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宣传伊朗文明高于阿拉伯文明。“舒毕主义”是伊朗文学兴起和发展的政治因素。
由于伊朗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和伊朗上层统治集团日益扩大其政治势力，九世纪末，阿拉伯人的统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在伊朗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十世纪初，一种在伊朗东方流行的方言法尔斯语(即达丽语)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取代帕列维语而成为伊朗的通用语言，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波斯语。当时，伊朗是定都于巴格达的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行省，因此阿拉伯语在伊朗也曾经是官方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仅限于在官方文书、宗教及科学领域使用。虽然有些波斯诗人也曾用阿拉伯语写作，但阿拉伯语从未成为伊朗的通用语。伊朗古代诗人正是用波斯语创造了光辉的波斯文学。

波斯语

据记载波斯语诗歌早在亚古伯·列斯国王时期(卒于878年)就已出现。伊朗文学史上第一位着名诗人是鲁达吉(卒于940年)。鲁达吉生于撒马尔罕。他曾作过萨曼国家的宫廷诗人，后被逐出宫廷，晚年穷困潦倒，以行乞度日。鲁达吉熟悉民间创作，他善于从民间创作中汲取营养，创作出多种体裁的波斯诗歌(如颂诗，四行诗，抒情诗等)。他曾把从印度传入的故事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改写成故事诗。鲁达吉的诗是波斯诗歌从民间创作过渡到文人创作的标誌，他的作品为以后伊朗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后人称他是伊朗的“诗歌之父”。
从十世纪到十五世纪是伊朗文学史上诗人辈出、优秀作品不断涌现的黄金时代。
约在鲁达吉逝世的时候，在伊朗古代文学发祥地霍拉桑的图斯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长篇英雄史诗《王书》的作者菲尔多西。《王书》不仅是伊朗古典文学的高峰，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珍宝。
在菲尔多西逝世后的三十年，在霍拉桑的尼沙浦尔诞生了另一位世界闻名的波斯诗人，这就是哲理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海亚姆

欧玛尔·海亚姆(约1048-1122年)是一位科学家和哲学家。他精通数学和曆法，也研究过天文学和医学。在数学上他有很深的造诣，曾写过代数学论文，并曾奉国王之命修订曆法，筹建天文台。他在生前已经是知名的学者，但是，在他去世后的五十年内人们并不知道他是一位诗人。1173年才有人在一本历史着作中提到他的诗。

海亚姆在世时，统治伊朗的是突厥人建立的塞尔柱王朝。塞尔柱王朝是一个军事封建制的政权，这个政权在发展科学文化方面远比素称开明的萨曼王朝逊色，瀰漫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里的宗教势力使文人和学者感到压抑和窒息。对这些，诗人海亚姆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记述道：“我们目睹许多学者离开了人世，现在学者已经剩下寥寥可数的一小部分人了。他们人数虽少，但却苦难深重，正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而奋力献身。但是大多数学者却弄虚作假，摆脱不掉诡诈和做作的风气，他们利用自己取得的知识去追求庸俗和卑鄙的目的。要是有人去寻求真理，播扬正义，鄙弃庸俗利益和虚伪的骗局，他就立即会遭到嘲笑和非议……”。这就是海亚姆的生活环境，这是一个政治上受到异族统治，思想上受到宗教毒害，科学文化上受到摧残的时期。海亚姆的四行诗就是这个波斯人民苦难深重时代的痛苦的回声。
海亚姆是一位中世纪的勇敢的叛逆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统治阶级称他的诗是“吞噬教义的彩色斑斓的毒蛇”。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的是严肃的思索，执着的自信和深沉的痛苦。人们一接触到他的诗就立刻被那深刻的思想和优美的形式所吸引。他的语言是质朴平实的，他的心是火热的。
海亚姆虽然是当时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但是他的思想仍然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他自然感到无力与孤独，他的诗里充满哲理的思索，但是缺乏理想与希望，有时甚至流露出悲观厌世的思想，他甚至也宣扬过冥冥中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的命运。这样，海亚姆就陷入唯心主义泥沼，否认神的存在的海亚姆又为我们製造了一尊新神。
以鲁达吉和菲尔多西为代表的霍拉桑的诗人们在创作风格上有共同的特色。这就是语言朴实平易，不尚雕琢，叙事简练，明白晓畅，儘量避免使用阿拉伯语和科学名词，文学史上称这种风格为“霍拉桑体”。
从十一世纪初开始，伊朗的诗歌创作中心自东向西转移。十一世纪以后霍拉桑地区的诗文化创作相应地衰落，代之而起的首先是阿赛拜疆，继之是伊斯法罕和法尔斯。阿赛拜疆诗歌创作的繁荣是与塞尔柱王朝及西南地方政权的统治者的扶植和提倡分不开的。随着诗歌中心向西转移，诗歌的风格和形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诗歌的用语带有浓厚的西南地方色彩，叙事更多使用比拟手法，描写更加委婉细腻。阿拉伯语辞彙和科学术语更多入诗。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表达手段较前一时期丰富，但也开始向艰深晦涩的方向发展。在伊朗文学史上把这个时期的创作风格称为“伊拉克体”。
这一时期，西南地区产生的许多诗人的杰出代表是内扎米·甘贾维(1141-1203)。内扎米是继菲尔多西之后最优秀的叙事诗人。如果说菲尔多西的英雄史诗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那幺，内扎米的创作则明显地走向了现实，虽然他不可能完全摆脱神话的影响，但是他更多地描写了人间的爱恨，尘世的悲欢。他的笔下已经出现了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不幸的男女，描写了他们的理想和希望与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的矛盾和冲突，展示了他们的悲惨命运。
内扎米在作品里还常提到中国。在长诗《霍斯陆与西琳》中，他描写的石匠法尔哈德的高超技艺就是在中国学的。在《七美人》里，内扎米还提到一个中国城市，他说这个城市象天堂一样风景如画。在古代波斯人心目中，中国是一片神奇而美妙的大地。这点，在内扎米的作品里得到证实。
在这里还应该提到另一位波斯诗人，这就是哈珠·克尔曼尼(1290-1352)。哈珠生于波斯东部克尔曼省，和着名抒情诗人哈菲兹是同时代人并与哈菲兹有过交往。他创作了许多诗歌，其中叙事诗《胡马和胡马云》写的是一位伊朗王子和一个中国公主的爱情故事。一次胡马在梦中遇到了中国公主胡马云，从此，他就不愿继承王位，并不顾旅途险阻，一心到中国寻找胡马云。他们的爱情经历了许多波折，克服了重重困难，最后，胡马云随胡马去波斯。这个故事完全是诗人哈珠虚构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中伊人民的深厚情谊。
十三世纪下半叶，伊朗诗歌创作中心由西向南转移。十三世纪初，伊斯法罕已经成为文化中心，蒙古人的入侵加速了这种文化中心转移的过程。蒙古铁骑从波斯北部及东部入侵，位于东北部的霍拉桑地区遭到彻底破坏。霍拉桑文人纷纷内逃。波斯中南部如伊斯法罕及设刺子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南迁的文人只是助长了文坛的声势，真正代表这一时代的两位着名诗人萨迪和哈菲兹都诞生在南方城市设刺子。在文学史上与这两位诗人齐名的苏菲派诗人莫拉维则生于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他是在蒙人入侵之初躲避到小亚去的。
苏菲主义从九世纪初传入伊朗。这种思潮首先在城乡手工业者中间传播。手工业者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压迫，生活非常困苦。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但却不能达到目的，失望之中便容易产生消极思想。苏菲分子否认人世幸福，提倡禁慾主义，要求思想自由，追求抽象真理。他们表面上不否定伊斯兰教的教义，但有人却对其教义任意加以解释。这实际上是对宗教桎梏的一种反抗形式。苏菲派不仅具有共同的思想观点，而且有类似帮会的组织形式。他们有自己的传道场所和自己的领袖，在组织之内对领袖绝对服从。蒙古人入侵后，一些苏菲分子由于对宗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谴责进而对蒙古人的野蛮掠夺和屠杀表示反抗。
虽然苏菲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封建的倾向，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批上层苏菲分子为统治者所拉拢，苏菲主义的神秘观点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致变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诗人莫拉维，和他的父亲、他的儿子三代人就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在果尼叶城设坛讲学的苏菲派领袖人物。
莫拉维(扎拉丁·卢密，1207-1273)的父亲是巴尔赫着名神学学者，苏菲派领袖。他们父子在蒙古人入侵之初从东部躲到小亚细亚，并应地方政权的统治者之命传道讲学。莫拉维早年见过苏菲派诗人阿塔尔(卒于1229年)。阿塔尔对莫拉维极为称讚，把自己的诗集赠送给他。在果尼叶时期莫拉维深受苏菲派领袖沙姆斯尔丁·大不里兹的赏识，此人对莫拉维的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莫拉维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集题名为《沙姆斯丁·大不里兹集》。
莫拉维和萨迪是同时代人。这两位大诗人逝世不久，在设刺子诞生了伊朗文学史上另一位世界闻名的诗人，即抒情诗人哈菲兹。
哈菲兹(1300?-1389)自幼聪敏过人，他的笔名哈菲兹的含意就是“能熟背可兰经的人”。此外，他还有许多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等。使用波斯语的人们认为哈菲兹的诗有一种神奇的魅力；至今仍有不少人以哈菲兹的诗句占卜凶吉。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定的年代。他出生的时候，蒙古人的政权旭烈兀王朝已经走下坡路，这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诗人晚年又赶上铁木耳对波斯的征伐(铁木耳于1380-1393占领波斯全境)。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父亲是一个商人，后全家移居设刺子。他由于父亲去世，幼年生活困苦，年纪很小就去谋生；他把挣得的钱分出一部分拜师求学，所以他受到很好的教育。
波斯的抒情诗有固定的形式，通常由七至十余个对句组成(有时可达二十余对句)。一首抒情诗不一定有完整的情节，完全是诗人抒情自己主观的感受或描写客观景物。往往在最后一个对句中出现诗人的名字。哈菲兹的抒情诗是他以前的诗人创作的继承和发展。伊朗着名的文学家阿里·达什提说哈菲兹有海亚姆的思想，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这主要是指在哈菲兹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亚姆的反封建、反伊斯兰教的思想影响，莫拉维的苏菲主义的神秘色彩和萨迪的质朴流畅的文学语言。哈菲兹是一位不倦地追求自由的诗人。他是伊斯兰教的反对者，他歌唱现世幸福，讚美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他反对宗教人士的伪善做作，否定他们宣扬的渺茫的彼世和虚幻的天堂。他放歌豪饮，写下了许多颂酒的动人的诗句。他对宗教人士的谴责是激烈而无情的。正是在这些方面，他摆脱了神秘色彩。

哈菲兹生活在一个“鲜血淋淋的”时代，当时波斯与入侵民族的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错综複杂地交织在一起。十四世纪末，铁木耳对波期的征伐给波斯带来了又一次大动乱。生活在这样严酷的年代里的哈菲兹所创作的抒情诗自然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语句也多含蓄隐晦。
以萨迪和哈菲兹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对波斯文学语言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他们的语言摆脱了伊拉克体的传统的艰涩文风而走向平易晓畅。他们的创作特点之一就是广泛吸取人民民众的活的语言，经过艺术加工，而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尤其是哈菲兹的语言朴实含蓄，细腻精练、有很强的表现力，标誌着波斯文学语言已经高度成熟。恩格斯就是通过哈菲兹的诗句而学习波斯语的；他在一封信里说，“读放蕩不羁的老哈菲兹的音调十分优美的原作，是令人十分快意的”。(注：《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第104页。)
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南方诗人的创作风格逐渐发展而形成“印度体”。“印度体”诗人们的创作立意平庸，用语俚俗，比起“霍拉桑体”及“伊拉克体”两个时期的创作水平相差甚远。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以伊斯法罕文人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复古运动”，要求诗人的创作恢复“伊拉克体”或“霍拉桑体”。在哈菲兹以后，只是在十五世纪出现一个有影响的大诗人贾米(注：贾米(1414-1492)是学者、诗人，苏菲派领袖人物。着有“七卷诗”(又称“大熊座七星”)，其中四卷是关于神学及哲学问题的，三卷是叙事诗，此外还有抒情诗一卷和一些散文着作。贾米在世时名声很大，统治者对他十分尊敬，但在文学成就上不如萨迪、内扎米。)；此后，一直到近代史的开端(十八世纪末)在伊朗文学史上再没有产生象萨迪和哈菲兹这样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了。
伊朗现代着名学者和文学家伏路基在谈到波斯文学的成就时，列举了四位诗人，这就是菲尔多西、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他认为这四位诗人是波斯文学的“柱石”。的确，这四位诗人各是伊朗文学史上一个方面的杰出代表人物。除这四位诗人以外，海亚姆和内扎米也都在他们各自的创作领域得了光辉的成就。对东方文学颇有兴趣的德国大诗人歌德也曾对波斯文学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说：“据说波斯人认为他们在五百年间产生的众多诗人中，只有七位是出众的。但是，就是他们所不取的其余诗人中，仍然有许多人是我所不及的”。(注：有的学者列举的七位波斯诗人是：菲尔多西、海亚姆、昂瓦里、内扎米、萨迪、莫拉维和哈菲兹。参看列查·扎迪·沙法格着《伊朗文学史》，450-451页。)这段话不仅说明了这位德国大诗人的谦逊，同时也表明了高度发展的中世纪波斯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19世纪初叶，随着外国商品和资本的侵入，伊朗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抵御外国侵略和缓和人民的不满，企图实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力主改良的是密尔扎·阿卜杜勒（卡埃姆·玛冈姆，1779～1836）和密尔扎·塔吉（1805～1852）。前者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开一代新风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内容充实，语言明快，摆脱了“印度体”的隐晦文风。　
19世纪下半叶，文学上的启蒙者密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德扎德(阿洪道夫，1812～1878)和密尔扎·玛利库姆(1833～1908)二人，认为《蔷薇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新时代应该创作适合人民要求的戏剧和小说。　
同一时期的着名作家还有密尔扎·阿卡·克尔曼尼（1853～1896）、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1837～1910）以及塔里波夫(1855～1910)等。阿卡写过许多反对封建主义的政论文章，还写过一本模仿《蔷薇园》的故事集。塔里波夫的主要着作是《阿赫麦德集》，这是一部批判当时社会弊病的作品。泽因尔·阿别金·莫拉基的《易卜拉欣·贝克游记》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主人公对伊朗和外国的对比，揭露了伊朗社会的种种弊端。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文学创作也比以前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　
1905至1911年伊朗爆发了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史称“立宪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进行民主改革。随着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文学创作也出现了繁荣景象。着名诗人巴哈尔称这一时期为革命时期，他认为“标誌着这一时期特点的是革命思想和革命文学”。
巴哈尔（1886～1951）生于伊朗东部马什哈德市，早年以诗闻名，曾获“诗人之王”的称号。他是霍拉桑省立宪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曾参加地下报纸《霍拉桑》的编辑工作。1909年主持出版伊朗民主党刊物《新春》（后更名为《早春》）。巴哈尔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和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在形式和语言方面继承了波斯诗歌的优秀传统。

这一时期另一位着名诗人是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1887～1957)，他生于西部城市克尔曼沙赫。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反映了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在他的立宪运动时期的作品中，出现了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民主战士的形象。
立宪运动时期兴起一种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杂文，代表作家有阿里·阿克巴尔·德胡达(1879～1956)。他在诗文两方面都有所创新。他的杂文内容充实，形式活泼，具有强烈的战斗。　立宪运动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是《天使号角》和《北风》。德胡达是《天使号角》的主编。这份刊物的发行人是贾杭吉尔。《北风》的主编及撰稿人是赛义德·阿什拉芙尔丁，主要刊载政治讽刺诗。　
伊朗文学在立宪运动时期，在反映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谴责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等方面，其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同时，文学语言也更加接近人民大众的口头语。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是伊朗现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巴列维王朝的礼萨国王执行高压政策，取缔进步书刊，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或被监禁流放，或逃亡国外。巴哈尔、 阿列夫·卡兹文尼（1882～1934）、 埃什基(1893～1924)以及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等是这一时期伊朗现代诗歌战斗传统的优秀代表，他们在黑暗的年代里顽强地进行创作，坚持斗争，遭到各种迫害。
同时期另外一批诗人的作品哀伤多于愤怒。他们笔下虽然不乏人间的不幸和痛苦，但缺少抗争的勇气和战斗的呼唤。他们的诗讲究音律和词藻，更多地从形式上继承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这类诗人的代表人物是伊拉治·密尔扎 (1874～1924)和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1) 。尼玛·尤什吉(1897～1960)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诗歌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

1921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 )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故事集》。在《故事集》问世前后，伊朗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帝王或英雄的文治武功，往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美化历史人物（如胡斯拉维的《闪姆斯和突格拉》）；社会小说多写社会黑暗面,大多表现妇女的悲惨命运,有自然主义倾向(如莫沙菲格·卡泽米的《恐怖的德黑兰》，1924)。《故事集》与这两类小说不同之处在于着重描写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并自觉地运用人民大众的日常用语。　
30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文学家团体,称为“拉贝”(即“四人会”)。它最初的成员有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伯佐尔格·阿拉维(1904～ )、马斯乌德·法尔扎德(1906～ )和密努。萨迪克·赫达亚特是伊朗现代着名作家，他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早期创作受西方颓废派的影响，带有感伤色彩；后期创作(1941年后)明显走向现实主义。他的两部中篇小说《盲枭》和《哈吉老爷》获得了世界声誉。　
伯佐尔格·阿拉维是伊朗共产党员，1937年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写作，着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及《五十三人》。他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1952)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进步人士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穆罕默德·赫加泽(1900～1970)的主要作品有《胡玛》、《帕里切哈尔》、《泪》、《帕尔旺尼》、《泽巴》以及文学小品集《镜子》、《沉思》、《微风》和《旋律》等。他的小说主要描写上层社会妇女形象，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在逆境中要退避忍让，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他的语言优美流畅，是规範化的现代波斯语。作家阿路·阿赫迈德(1920～1971)与赫加泽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对城乡生活中的落后现象持批判态度，主要作品有《互访》、《我们遭受的苦难》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浪潮高涨，50年代初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着名诗人和作家巴哈尔、尼玛·尤什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萨迪克·秋巴克、赫加泽等。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
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一个吉兰农民》(1951)、《书简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的代表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出版事业和文学创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以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开始在伊朗泛滥。　
60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如穆罕默德·阿里·阿富尼的《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贾玛尔·米尔·萨迪基的《长夜漫漫》、萨迪克·秋巴克的《坦格斯坦人》和《顽石》等，特别是《阿胡夫人的丈夫》反映了伊朗妇女的不幸和宗法制的家庭关係，出版后获得广泛注意和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我们来去匆匆的宇宙，
上不见渊源，下不见尽头，
没有人能说清楚，
我们自何方而来，向何方而走?
看呵!苍穹就象我们伛偻的躯身，
阿姆河水，那是我们晶莹的泪珠滚滚，
阴森的地府是我们无谓的忧虑，
天堂，只不过是我们悠然的一瞬。（欧玛尔 海亚姆）

当我的生命悄然逝去，
悄然逝去，离开我的亲人，
给我描眉修鬓要用朋友的一路风尘，
着素戴孝要用朋友的一颗痴心。
洒头的香水要用他的两行热泪，
薰香的香料要的是他满怀悲辛。
成殓时我的身体要覆盖着鲜花，
防腐的樟脑，那是他的叹息深深。
我为理想而死，尸布要染成大红，
让它象我的喜期一样，彩色馥浓，
你要把我打扮得象出嫁的新娘，
入土时，盖头要罩在头上。
那为我而流浪的人听到讯息，
他会满腹悲戚地赶来，
赶到这里奔丧，
当他俯身扑到我的坟丘，
心想寻求皎月，眼前却见黄沙茫茫。（内扎米）

有位语法学家乘船出游，
他得意洋洋，向船夫开口：
“你可曾学过语法?”船夫说：“没有。”
他说：“你的半生岂不虚度空抛!”
船夫的心被刺痛，闷闷不乐，
不再回答，从此不愿开口。
一阵狂风起处，船儿陷入漩涡，
船夫问那高贵的语法学家，
“你可会游泳，请快告诉我?”
他回答说：“讲游泳你可不能找我。”
船夫说：“如今小船陷入漩涡，
看来，你整个生命就要被淹没。
我们需要的不是语法，而是游泳，
会游泳，你就能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送了命的，大海把他漂到海面，
被捲入波涛的，岂得生还，
当你辞别人世，一旦死去，
大海就吞没了你的一切隐秘。
你视世人如驴样愚蠢，
可你也如驴困在水上不得脱身。（莫拉维）

你高洁的圣徒不要把酒徒妄加指责，
别人的罪过，算不成你的罪过。
我行善作恶，与你何乾?
谁播下什幺种子，就收穫什幺。
既然现世的天堂近在眼前，
何必轻信圣徒虚妄的诺言?
哈菲兹自称“酒徒”。他诗中的“酒徒”是指心口如一、洁身自好、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高尚的人。他骄傲地歌 唱：
我们可不象那些信徒，终日拜功忏悔，
和我们交往，要的是清酒一杯。
哈菲兹呵，来世的功德不过是开怀畅饮。
来啊!让我们虔诚地把功德积累。
有时，他在颂酒的诗里，笔锋一转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
酒能提神，但狂风把花儿扫蕩，
切莫贪杯，即使是琴声飘蕩悠扬，
小心狡黠的密探，把酒杯藏在长衫袖里，
这时代也鲜血淋淋，和盛着红酒的杯儿一样。
歌唱爱情也是哈菲兹的抒情诗的另一重要主题。他的爱情诗多为年轻时所作，写得感情炽烈，真挚感人。有 爱情诗里也含着反宗教的诗句、有时他把爱情抽象化，玩世不恭地和宗教人士开起玩笑：
是醉是醒，人人都把真情嚮往，
清真寺、修道院，处处都是爱的殿堂。 （哈菲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