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编辑推荐：一代经济学大师的思想精粹、一个国家的变革与命运、一群学者的解读与延伸。《科斯与中国:一位经济学大师的中国影响力》是一本全面展现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与中国密切关係的作品。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盛洪、钱颖一、张曙光、韦森、李稻葵、王宁、薛兆丰……倾心奉献！

张曙光，经济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法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主要研究领域：巨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着作20多部，英俄文译着5部（篇）。主要着作和论文有《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公有制巨观经济理论大纲》（副主笔）、（《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合作）、《制度·主体·行为》、《经济自由与思想自由》、《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张曙光文选》（五卷）等。
盛洪，现任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自80年代后期，侧重于制度的结构、起源和变迁的研究；文明的冲突、融合与整合问题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专着《分工与交易》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尝试之一；其他着作有《治大国若烹小鲜》、《制度为什幺重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随笔集《经济学精神》、《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长城与科斯定理》、《为万世开太平》、《旧邦新命》、《以善致善》等。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荣休教授，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
科斯的杰出贡献是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推崇经验研究，批判经济学因脱离现实而踟蹰不前。科斯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分别在2008年和2010年两次慷慨出资，主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把脉。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蹟，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画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画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科斯似乎与中国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孩提时代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而醉心中国，但一生从未踏足过神州大地，而晚年以《变革中国》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收官。科斯经济学在神舟大地畅行天下，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科斯的运气。科斯为人善而真，言语不失幽默；学问朴实而深邃，笔尖不乏犀利。
——王宁科斯助手，《变革中国》合作者
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薛兆丰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为什幺科斯经济学在中国有这幺大的影响，我想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了从对机制的反思，到对制度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个时代的呼唤。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蹟，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张五常 经济学家
我认为，正是科斯对计画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
——周其仁 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
科斯的学说和思想，对于像中国处于发展和转型期间，这样的经济在从中央计画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不发达经济走向一个新兴市场经济过程中，远比仅仅资源配置更为深刻和重要。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科斯似乎与中国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解之缘。孩提时代读马可波罗的游记而醉心中国，但一生从未踏足过神州大地，而晚年以《变革中国》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收官。科斯经济学在神舟大地畅行天下，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科斯的运气。科斯为人善而真，言语不失幽默；学问朴实而深邃，笔尖不乏犀利。
——王宁 科斯助手，《变革中国》合作者
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薛兆丰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为什幺科斯经济学在中国有这幺大的影响，我想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的需要，更多可能就是中国的改革到了从对机制的反思，到对制度的反思，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和一个时代的呼唤。他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科斯先生平和、谦虚、慈祥，温文尔雅且又充满睿智，他的经济学道理朴实而深刻，对于他，可能只能用我们中文中的“圣人”二字来形容。
——韦森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序一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V
序二 为什幺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繫在一起了？ 盛洪 IX
第一部分 “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
一百年前，一个男孩诞生了 盛洪 3
科斯百岁了 张五常 4
期待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 罗纳德·科斯 7
科斯的中国影响力 周其仁 9
在“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张维迎 16
科斯影响力巨大的三个原因 钱颖一 18
科斯的理论可媲美牛顿定律 肖耿 20
经济学家为世界祭坛奉献脑力产品 许成钢 22
科斯是亚当·斯密真正的传人 罗卫东 26
科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经济学的偏向 史晋川 28
把案例研究引到经济学科是科斯的一大贡献 张曙光 30
经济学家应成为政府职能无限扩张的反对者 李韦森 32
管理成本无限放大导致计画经济低效率 王小鲁 35
科斯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李建华 37
科斯定理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获得广泛套用 黄凯南 38
科斯的理论是让我们不断反省自身的经验 邓正来 40
政府不能作长期承诺，科斯定理套用存困难 柯荣柱 42
科斯理论尚不足以应对经济制度的变迁 李稻葵 44
科斯对法律建树卓越 李建德 46
在中国真正选择市场的是没有学问的人 毛寿龙 48
经济学是有限的，解决经济问题还需其他知识 秋 风 50
百年之后中国经济学定能面目一新 王 宁 51
私有财产拥有者可以替政府解决很大问题 薛兆丰 53
制度企业家对中国经济起着重要作用 姚 洋 55
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科斯的最好纪念 张旭昆 57
科斯理论对中国改革有很大指导意义 毛振华 59
附录 罗纳德·科斯 王 宁 61
第二部分 制度经济学
再读科斯的《企业的性质》 黄少安 73
站在科斯的肩膀上 李建德 82
所有权结构对企业纵向边界的影响 王珺 龚晓瑾 杨本建 112
科斯定理与经济分析 谢作诗 袁晖光 136
罗纳德·科斯的思想市场论* 罗君丽 154
第三部分 法与经济学
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科斯框架中法律界权的功能与成本 凌斌 165
交易费用範式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初探 方斯远 190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为什幺没有失败？ 于忠江 208
司法依附引起的产权交易问题研究 陈洲球 221
“人肉搜寻”和隐私权边界的法经济学解读 徐珉川 233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研究 张旭 王青 246

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
——为《科斯与中国》而作
张曙光
2010年12月29日，是罗纳德·科斯教授百岁华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心等十多家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祝贺科斯教授生日，探讨科斯教授的思想理论，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本书就是这次研讨会成果的结集。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如果从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发表算起，新制度经济学已经产生和发展了75年，只是由于中国国内外局势的变故，在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到了1986年，科斯教授的思想才介绍到中国。当时，由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需要，很快就出现了一股科斯热和制度经济学热。中国学者开始运用科斯教授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改革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变迁，科斯、诺斯、德姆塞茨、巴泽尔、威廉姆森、格雷夫和张五常等人的着作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内地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制度经济学论文和着作问世，出现了像天则所这样以研究制度经济学为主的学术机构，还学习科斯的方法，组织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儘管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当作新自由主义来批判，国内的研究也曾经有过一段沉寂的时期，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停滞、反覆和回潮，一系列重大问题尖锐地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和丰富的材料。中国是一个大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以来却落后了。改革开放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制度变迁试验，但又发生了停滞和倒退，而中国制度变迁的成败不仅直接关係到中国现代化的前景，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科斯教授也寄希望于中国和中国学者。
那幺，怎样推进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呢？
首先，认真总结30多年来经济改革的经验教训，看看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哪些地方是成功的？哪些地方是失败的？为什幺成功？为什幺失败？发生的机制是什幺？其中制度经济学的道理在什幺地方？特别是，为什幺会出现一些始料不及的后果？比如，我们从政府的放权让利开始，为什幺得到的结果却是一个大政府、强政府、富政府？再如，为什幺国有企业改革从包、租、卖和破产退出开始，现在却大规模地扩张和强势进入，其垄断地位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的？国有资产是如何资本化的，是如何从“为社会而生产”变成“为政府而赚钱”的？还有，现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是怎样形成和怎样活动的，它们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已经起了并将继续起什幺样的作用？这种总结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联繫过去的60年、百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实际，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
其次，直面我们的社会现实，看看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到底是个什幺样子。哪些地方是合适的？哪些地方是扭曲的？是怎样扭曲的？如何校正和解决这些扭曲的问题？为什幺改革至今，产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政策变数，而不是一个制度变数？为什幺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是通过建立一套制度规则来保护自己的产权，而是通过进入体制内或者在体制内寻找代理人来保护自己？为什幺我们的市场秩序如此混乱，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赚钱，假药、假酒、有毒食品到处泛滥，已经大大地突破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一切难道仅仅是秩序形成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条件和内在机理是什幺？不搞清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前进。
再次，透视人心，解剖灵魂，看看我们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主体是如何行为的。为什幺官场有腐败和黑暗，而人们又都想挤进官场，官员也是总嫌自己的乌纱帽太小，不少人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为什幺企业在市场上的不正当竞争比比皆是，甚至一个比一个更恶劣，一些企业家只有违法乱纪、投靠行贿，才能把企业做大做强？为什幺学术界抄袭之风盛行，造假之风更甚，浮躁之风甚嚣尘上，很多学人突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为什幺整个社会失去了信仰，没有了道德，甚至连亲情也遇到了危机？要知道，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道德约束、失去精神家园的社会和民族是危险的。
最后，恰当地看待和正确地利用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和中国的资源。看看哪些是有用和有价值的精华，哪些是无用和无价值的糟粕，哪些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哪些有违一般规律和共同价值，从而真正懂得什幺是中国特色和中国优势，以明确和端正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比如，中国是一个法制很不健全的社会，制定的法律、制度、规则、契约很难真正实施。如果说已开发国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重视制度的制定和建立，那幺，我们就要把研究的重点从制度的建立推移到制度的实施，从契约的缔结推移到契约的治理。已开发国家的产权明晰，不会发生侵犯农民地权之类的问题，而在目前的中国，这却司空见惯，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我们能不能不管60年来地权变迁的现实？通过私有化和国有化能否解决中国的土地和城市化问题？可否通过虚化所有权、做实用益物权，保证产权的有效实施？这涉及中国的传统和资源如何有效利用和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的问题。
总之，中国目前的情况迫切需要反思，需要批判，不是去盲目颂扬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认真检讨我们的失误。与此同时，要踏踏实实，既要学习和掌握国外理论的发展，又要深入中国的实际，到真实世界中去，长期观察，潜心思考，“用脚作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旺盛的精力和正确的方法，在推进中国的制度变迁的同时，拓展制度经济学研究，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为人类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为什幺科斯的名字与中国联繫在一起了？
——代《科斯与中国》序
盛洪
2010年12月，为庆祝罗纳德·科斯教授的百年华诞，天则所联合十余家学术研究与出版机构共同举办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同时编辑了同名的纪念册。纪念册印刷出来以后，又配上专门製作的精美的漆盒，效果不同凡响。不仅科斯教授收到后很是高兴，科斯太太爱不释手，很有鉴赏格调的张五常教授也倍加称讚，除会议赠送之外，还自己掏钱买了10套。他对这套纪念品只有一个批评，即在纪念册的最后，应该放一张现在中国的照片，以表示科斯理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人用自己的经济奇蹟对科斯教授的报答。科斯与中国果真联繫得这幺紧密吗？
科斯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曾说过：“我不曾在高深的理论中有所创新。我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促使我们的分析将经济体系的特徵包容进来。如同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的传说——《看不见的人》中的邮递员那样，这些特徵是如此的显然，以致很容易被忽略掉。”他所说的“经济体系的特徵”是什幺呢？主要就是产权制度。这种制度在经济学诞生之前早已存在了。如同老子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千百年来，产权制度无形地、默默地服务于人类社会，如此的理所当然而又让人熟视无睹，以致成为“看不见的人”。
那幺，重新强调一件古已有之的事情又有什幺意义呢？问题在于，这一自古以来人们从不怀疑的制度在近代以来受到了忽略、质疑甚至否定。这不仅源于马克思的批判、凯恩斯的削弱，也源于新古典主义的漠视。这些理论虽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过分夸张人类理性的作用。产权制度就像所有的社会传统一样，在人类“致命的自负”的时代中，是无法昂首挺胸、自证合理的。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评判，才能证明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存在。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产权制度的否定才会大行其道。然而，无论什幺样的理论，最终还要用事实去证实或证伪。在注重传统的时代，理论未必会被人们遵行；而在理性狂妄的时代，理论有可能成为一个集团的行动纲领，甚至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理论有着致命缺陷，它所带来的灾难则是无法估量的。不幸的是，中国成了否定产权制度的试验场。
科斯教授回顾说，他在年轻时信仰社会主义，后来当他思考企业为什幺存在时，对列宁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大工厂”的说法产生了怀疑，最后走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道路。他移民美国，不仅是对美国的偏爱，而且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缺乏信心”。科斯最伟大的学术成就，就是在一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证明了自然发生和演进的产权制度是有效的。
在科斯教授头脑中的理论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在中国就是整个社会现实的曲折、动荡、风暴和变迁。前者可能会引发一些心理上的痛苦、迷茫、徘徊和兴奋，后者则会带来社会现实中的战争、革命、掠夺、仇杀、饥饿、专政，以及改革带来的巨大成就。一件本来可以通过思维试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果用社会试验的方法，就要付出多出千万倍的代价。然而，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试验，又怎幺证明理论是对还是错呢？只是不幸的是，这个试验场在中国。她不仅是我的祖国，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实体。
科斯教授头脑中小小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扰动，在中国现实中就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对产权制度的否定导致了用暴力夺取在产权制度上较为成功的人的财产，并对其中一部分人，如土地产权的拥有者实行了肉体上的消灭。有大量史料记载，地主不仅被没收了土地，而且还不经任何合法的和公正的审判（哪怕依据否定产权的理论）而被剥夺了生命，準确地说，他们是被虐杀了。在所有生产资料的产权都变为“公有”以后，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迅速下降，以致有着数千年农业历史的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饑荒”（实际上不止三年），有数千万人被饿死。此后多年，社会经济几近崩溃，中国不得不，当然也藉助于开明领导人的出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
科斯教授对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回归，在中国就表现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既然科斯的贡献并没有什幺高深的地方，中国改革的成就也没有什幺超出传统的秘诀，只是简单地回归了传统，即重新发现了产权制度这个“看不见的人”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简单，却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中国已经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实比什幺理论都更雄辩地说明，自发的秩序要远胜过人为设计的制度。如果中国走过的弯路还有价值的话，那就是以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告诉人们：计画经济，此路不通。
科斯教授诞生于1910年12月29日，第二年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中国爆发。可以说，科斯是与推翻帝制后的现代中国一起成长的。他从小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对其中那个古老国家深为嚮往。他成年后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深重灾难。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更为关注中国的制度变迁。在他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值得冒险发现的神秘大陆。1987年，他在纪念《企业的性质》发表50周年研讨会的演讲中说：“我想再度扬帆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即使我此刻所做的一切可能是发现了美洲，我也不会感到失望。”
也许他的中国情结使他很愿意结交中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他认识了张五常，并对后者的才华非常欣赏。90年代，我应他的邀请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后来认识科斯教授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多。他现在的中国助手叫王宁。在2008年和2010年，他用自己的诺贝尔奖金分别资助了两次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研讨会，与许多中国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见了面。与中国人的直接沟通，使他找到了中国的感觉。
就这样，在探寻更好的经济制度的道路上，科斯与中国紧密地联繫在一起了。科斯仿佛就是内在的思想的中国，中国仿佛就是外在的现实的科斯。二者互相印证，交相辉映。科斯对中国的希望，就如同他对自己在思想探求上的希望一样。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虽不因科斯的理论，而是缘于对中国传统的记忆和发掘，但科斯的理论与中国的取向不谋而合，并加强了这一取向。这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价值的取向。因此科斯在2008年的芝加哥会议的闭幕辞中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据说科斯教授的百岁诞辰，只有中国人给他举办了庆祝活动；他也婉拒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採访。这足见科斯与中国的关係。随着科斯教授与中国的交往，两者越来越融合在一起了。这本论文集，是作者们为庆祝科斯教授的百岁生日而提交给研讨会的，说明科斯教授的理论已经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逐渐演化为中国自己的理论。反过来，中国改革的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维素材。科斯教授在百岁生日回答王宁的採访时说：“1988年我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我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的分析。’我现在仍然坚信这一点，并且这个信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中国，理论和实践在互动，在融为一体。
当然，正如理论有争论也有谬误，实践也有起伏和反覆。在中国，我们还面临着如何解释30多年经济奇蹟的问题。一些人坚称，这是因为中国有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看不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市场的领地不断扩大、产权不断清晰和个人化的过程。他们仍然以“中国特殊”为理由，试图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扩张和地方政府掠地。所以，对中国奇蹟原因的阐释和对当前问题的分析，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学派发展的重要契机。科斯教授期待的这个“中国经济学派”就是他所谓的“正确的经济学”。他对王宁说：“在过去，经济学曾是英国主导的一个学科，现在美国成了经济学的主导。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有正确的态度，那幺经济学就会成为中国主导的一个学科。”
科斯是一个个人，中国是一个社会生命体；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而社会的生命理论上是无限的，只要这个社会遵循了正确的道路，如“正确的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或者按照中国的说法，天道。而个人，因为社会“立言”，而使社会走上这条正确道路而使之永存的人，也将与社会一起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