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徵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徵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恆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採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2003年GDP增长9.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2%;2004年GDP增长9.5%，M2增长14.6%，CPI上涨3.9%。今年M2计画增长15%，CPI估计上升3.28%。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恆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採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2003年GDP增长9.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2%;2004年GDP增长9.5%，M2增长14.6%，CPI上涨3.9%。今年M2计画增长15%，CPI估计上升3.28%。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都得到了较好套用。首先，2003—2004年，央行两次调高存款準备金率，虽然分别只上调了1和0.5个百分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市场效果。上世纪90年代央行也曾多次调整準备金率，且调整幅度大大高于这两次，但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鬆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沖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他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準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準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
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视窗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巨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徵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恆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採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2003年GDP增长9.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2%;2004年GDP增长9.5%，M2增长14.6%，CPI上涨3.9%。今年M2计画增长15%，CPI估计上升3.28%。市场几乎没有反应。这说明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高。其次，公开市场操作日臻成熟。央行在市场上通过公开买卖国债，向商业银行体系放鬆或收缩银根，从而起到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作用，使稳健货币政策的执行得以保证。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以及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形成的货币供给的快速增长，央行在国债买卖之外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以沖销人民币的过快增长。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2003年达到14万亿元左右，2004年也有近12万亿元，大大超过其他证券市场的交易量。第三，利率手段的运用日益重要。2004年初，商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上限被放宽至央行基準利率的1.7倍和2倍。到当年10月，存贷款基準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开了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下限和贷款利率的上限。特别是后一次利率调整，虽然幅度很小，但对市场的影响很大，甚至国际金融市场和一些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价格都因之下跌。这说明我国市场经济进程和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利率的提高，使市场得到非常明确的信号，央行对经济过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加强。
央行还通过票据再贴现政策、视窗指导以及发布对某些风险的提示来实施巨观调控。可以看到，央行不再依赖单一的政策，而是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系列微调手段，前瞻性地出台一系列措施，以达到综合的政策效果。这种组合拳式的调控方式，将是今后的主要调控手段。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根据经济变化的徵兆来调整政策取向，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时，货币政策偏向扩张;当经济出现过热时，货币政策偏向紧缩。最终反映到物价上，就是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在我国货币政策管理中，中央银行是以比较平稳的货币供应量增长来实现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的。从一般货币理论看，对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有两种不同的操控手段：恆定与权变。前者认为，只要货币供应量保持固定增长率，公众就会作出合理预期，从而使物价收敛于稳定。后者认为，货币供应量应随经济的变动，由央行随时调节。前者的缺点是过于僵硬，在现实中几乎无法运行;后者则因政策制定者预测的主观性与公众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冲突而受到挑战。因此，不少国家採用预先公布货币供应量增长区间的方式进行调控。在我国，也有人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不是好的货币控制手段，应以利率作为调控的中间目标。其实，我国的利率还处于管制阶段，企业还处于对利率不敏感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央行放弃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转而用调整利率的方式来影响经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2003年GDP增长9.1%，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9.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2%;2004年GDP增长9.5%，M2增长14.6%，CPI上涨3.9%。今年M2计画增长15%，CPI估计上升3.28%。

在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的同时，今年财政政策正式从积极转向稳健，形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稳健”。这是巨观调控格局的一个转变。
从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针对当时的投资不足而实施的，其主要措施是通过增加国债发行，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从而拉动银行信贷的增长。据统计，每1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需要大约4元银行信贷资金配套。在民间资本小且不愿投资的时期，国家投资的拉动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十分重要的。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7%—8%的经济成长率已回升到9%以上。局部经济过热的出现，使巨观调控从拉动经济成长转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钢铁、建材等的需求大幅上升，价格上涨。在利润诱导下，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这些短缺行业，成为本轮投资热的一大特点。前几年对民间资本投资给予政策扶持的呼声很高，而现在民间投资已成为某些过热行业投资的主要力量，如电力、钢铁、煤炭的投资中有很大比重是由民间资本拉动的。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信号，表明政策的转向。但它并不意味着过去为拉动经济而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将完全退出市场。财政还会继续为未完工的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也会为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还本付息而发行新的债券，只不过发行额度会有所减少。
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但我国的情况是因为民间投资不足而实施财政投资，不但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反而会因为持续投资而维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样，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的退出会使民间投资增加。但我国的情况又有不同，财政的逐渐退出是在民间投资已大规模进入之后，因而也不存在为民间资本投资让出空间的问题。更进一步分析，财政债券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大多是民间资本不愿或不能承担的。通过6年多的大规模建设，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有很大改观，能够为民间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提供相对良好的硬体环境。
稳健的财政政策对舒缓银行信贷压力的作用可能有限。银行信贷的压力目前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民间资本的投资压力。如果认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后货币政策会有所放鬆，以达到巨观经济政策的鬆紧搭配，这是不现实的。货币政策的稳健是在对经济不断的调控中实现的。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央行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的主要方式。财政政策正式从积极转向稳健，形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稳健”。这是巨观调控格局的一个转变。
从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针对当时的投资不足而实施的，其主要措施是通过增加国债发行，为基础建设提供资金，从而拉动银行信贷的增长。据统计，每1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需要大约4元银行信贷资金配套。在民间资本小且不愿投资的时期，国家投资的拉动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增长是十分重要的。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很大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7%—8%的经济成长率已回升到9%以上。局部经济过热的出现，使巨观调控从拉动经济成长转为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钢铁、建材等的需求大幅上升，价格上涨。在利润诱导下，民间资本大量进入这些短缺行业，成为本轮投资热的一大特点。前几年对民间资本投资给予政策扶持的呼声很高，而现在民间投资已成为某些过热行业投资的主要力量，如电力、钢铁、煤炭的投资中有很大比重是由民间资本拉动的。
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个信号，表明政策的转向。但它并不意味着过去为拉动经济而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将完全退出市场。财政还会继续为未完工的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也会为过去发行的长期建设债券还本付息而发行新的债券，只不过发行额度会有所减少。
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会“挤出”民间投资，但我国的情况是因为民间投资不足而实施财政投资，不但不会“挤出”民间投资，反而会因为持续投资而维持经济适度增长。同样，按照经济学理论，财政投资的退出会使民间投资增加。但我国的情况又有不同，财政的逐渐退出是在民间投资已大规模进入之后，因而也不存在为民间资本投资让出空间的问题。更进一步分析，财政债券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大多是民间资本不愿或不能承担的。通过6年多的大规模建设，我国的基础设施已有很大改观，能够为民间资本进入生产领域提供相对良好的硬体环境。
稳健的财政政策对舒缓银行信贷压力的作用可能有限。银行信贷的压力目前主要来自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民间资本的投资压力。如果认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后货币政策会有所放鬆，以达到巨观经济政策的鬆紧搭配，这是不现实的。货币政策的稳健是在对经济不断的调控中实现的。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央行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的主要方式。

有以下五点：

第一，以稳定币值为目标，正确处理防範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成长的关係。
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稳定币值的内在要求。不论现代经济中货币形态发生多少变化，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与整个商品世界相对应，因而货币增长必须与经济成长相适应这一本质关係不会改变。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健原则还是我国和世界各国货币政策的经验总结，这有大量的实践经验提供例证。
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範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成长的关係，要求我国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既要注重稳定，又要注重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要坚持在金融和经济的发展中防範与化解金融风险;同时，在强调金融和经济发展时，又要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保持长期稳定。货币政策不能只有短期目标而没有中长期目标，支持短期经济成长不能以牺牲长期经济和金融稳定为代价。
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範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成长的关係，还要求我国必须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关係。这方面在国外也有同样的经验。
第二，从中国实际出发，确定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
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成长。币值稳定，应该主要指实体经济价格的稳定。对资产价格我国需要关注，但它不应作为目标。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中国股票价格与实体经济的波动经常是非常不一致的。
理论上，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强调的不外乎是中间目标变数与最终目标变数的相关性、中央银行的可控性以及它的数据是否容易得到。关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1997年以前意见基本统一，1998年开始有不同意见，到2000年时出现公开争论。一方的观点认为，从1998年开始中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就已经转变为利率，而不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和贷款。现在看来，这一看法尚难以经受近几年实践的检验。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长期实行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全社会金融资产的90%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而商业银行资产的70%以上是贷款，存款大于贷款，存贷款的利率都没有市场化。虽然最近几年货币市场发展十分迅速，中央银行也已经能够有效地控制货币市场的利率，但是，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率仍然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从中国的实际来看，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现在是不够畅通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还是信贷渠道。据此，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应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水平。
根据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验，M1和工业生产是高度相关的，而工业生产又是与物价高度相关的。近几年M1与工业生产的相关性减弱了，主要原因是由于ML的统计方法存在偏差而使M1的统计準确性出现问题。由于中国投资者对股市有特别的热情，而新股申购又要冻结资金，所以月底如有新股发行，大量的存款就由商业银行转到了证券公司的账户上，证券公司再回存商业银行表现为同业存款。存款在极短时间内的这种转移，本来不应改变其资金性质，它应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但是实际上这部分存款一直未列入货币供应量统计。经过三年努力，人民银行有关部门于2001年上半年终于将M2的统计口径改了过来。但是，M1的统计口径至今还没有改，因此M1的统计仍是不準确的。今年3月份M1增长10.1%，4月份增长11.5%，5月份跳高到14.6%，不是决定货币供应的因素(如信贷、外汇占款、债券投资等)有了什幺突然变化，而是新股发行办法由申购改为配售，干扰因素消失，M1统计基础自动回归原位。
我国的基本结论是，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与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状况是紧密相关的。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要符合中国金融结构和货币市场发展实际。在讨论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时，不少论者喜欢引用美国现在的做法和美国学者的说法。美国当时究竟是在什幺样的情况下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呢?当时在美国，主要是由于共同基金的快速发展，银行资产在全社会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急剧下降，结果反映到以银行概览为基础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覆盖面大大缩小，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变数之间的相关性自然大大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商业银行资产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比重很高，货币供应量统计还很有意义。我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确定中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第三，在发展货币市场的基础上，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
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方向，是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其目的是将配置金融资源的主动权更多地交给市场，以便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去发展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基础是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利率市场化。这几年我国整体推进货币市场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货币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发展很快，利率市场化已经取得了大面积的进步，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使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成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些都是近几年所取得的货币政策改革最重要成果的一部分。
第四，搞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初，曾经有很多人担心，如果出现货币政策操作不当，可能会抵消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近几年，我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中，时刻注意防止出现这种挤出效应，特别注意及时增加和保持商业银行适度流动性水平，让他们在参与购买财政部国债后，仍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增加贷款。商业银行贷款这几年基本平稳，并没有减少。公开市场操作促进了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国债发行成本大幅度降低。1997年10年期固定国债利率为11.83%，而目前7年期固定国债利率已降到2%。货币政策支持产业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政策支持有市场、有效益企业的发展，以及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严重污染企业。货币政策与收入政策的协调配合，主要是支持下岗工人再就业和农村扶贫以及发放贫困学生助学贷款等，这些政策措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适应经济开放的需要，搞好内部与外部的平衡。
近几年，我国有效地控制住了短期投机资本的冲击，由此我国取得了在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的主动权。由于把国际短期投机资本挡在了国门之外，因此我国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一场劫难。我国一直坚持对境内小额外币存款利率实行国家控制。当初在确定这个原则时，也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我国在仔细评估了境内外币利率对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可能会产生较大影响之后，还是决定对境内小额外币利率实行了控制。最近几年，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的情况下，我国成功保持了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的独立性。当美国面对通货膨胀压力六次加息时，我国始终保持减息政策不动摇。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它适应了中国经济形势的需要，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支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