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并决定採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同时对苏区实行经济、交通封锁，企图逐步压缩并摧毁苏区。这年夏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并着手制定“围剿”计画，加紧进行“围剿”準备。

这次“围剿”，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其部署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路军，计33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今新乾)、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路军6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的任务是：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今临川)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个保全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空军5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範围扩大到30多个县；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力红军第1、第3、第5军团扩大到8万余人；地方部队和民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但面对国民党军採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而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等却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製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这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到达中央苏区，实际掌握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因而，在国民党军“围剿”前夕，未及时有效地组织苏区军民进行反“围剿”準备，而是命令由红3军团、红19师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和由红1军团、红14师为主组成的中央军，继续在闽西北地区和抚河与赣江之间地区对国民党军实行不停顿的进攻。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持续作战而未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即于9月下旬仓促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军。

1933年9月25日，完成“围剿”準备的北路军，以3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东方军奉命由福建省将乐、顺昌北上，拟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国民党军，进而与敌在抚河会战。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中革军委为恢复黎川，再令东方军以一部阻止黎川国民党军南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令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以保障东方军收复黎川。

10月6日，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洵口、飞鸢与由黎川前出侦察之国民党军3个团遭遇，将其全歼后，乾9日进攻硝石。国民党军依託坚固堡垒据守，东方军攻坚数日不克，伤亡严重，中央军主力阻止南城援军也未达目的。13日，“围剿”军4个师进抵硝石，东方军被迫撤出战斗。

10月17日，蒋介石命令“围剿”军继续构筑绵密的碉堡封锁线，稳扎稳打，逐步推进。18日，驻南城4个师由硝石进到潭头市，其先头和黎川之3个师又1个旅进占资溪桥。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令红一方面军主力插入国民党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22日，红军“3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準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民党军据碉坚守，红军连攻4天未克。28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7、红9军团。此后，中革军委又令红7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之国民党军。

11月11日，红7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谿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之国民党军的夹击。红3军团驰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12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7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15~17日，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民党军堡垒线间隙北出作战的红军中央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围剿”军5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至此，红军虽经近2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转入阵地防御，与国民党军进行消耗战红军在北线进攻受挫后，中共临时中央转而採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制止国民党军的“围剿”。此时，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前往镇压。此时，毛泽东提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蒜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而中共临时中央却将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的堡垒阵地，从而使红军丧失了打破“围剿”的有利时机。

12月11日，蒋介石为保障其进攻第19路军的翼侧安全，以第8纵队3个师从黎川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攻。12日，该纵队2个师向团村附近红5军团阵地发起攻击。红一方面军急调红3军团、红3、红34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仅击溃其一部，未能大量歼敌。蒋介石在镇压了福建事变以后，即将入闽部队改编为东路军，协同北路军、南路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採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在国民党军新的进攻面前，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1934年1月由红一方面军改称）处处设防，广筑碉堡，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的进攻。从1月下旬开始，红军全线开展阵地防御战。在赣东方向，国民党军北路军4个师夺取建宁，分两路进攻黎川、建宁间要点横村和樟村，突破红5军团防御后，再攻邱家隘、坪寮，红9军团和红3军团第4师抵御失利，被迫南撤。

2月9日，红1、红9军团分别在樟村以西鸡公山及熊家寨与国民党军各1个师激战，失利后被迫南撤。15日，红1、红9军团、红3军团第4师、红5军团分别在凤翔峰、司令岩、芦坑与国民党军3个师激战，均未获胜。25日开始，红l军团等部为保卫建宁，在建宁西北山岬蟑与国民党军激战3天，击溃其1个师。3月上中旬，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北路军频繁交战，红军节节失利，损失严重，逐步向广昌撤退。

至此，北路军完成了乐安至黎川的堡垒封锁线，开始準备进攻广昌。在闺西北方向，2月24日~3月下旬，红7军团等部先后在沙县、将乐、泰宁、归化等地区与国民党东路军展开激战，失利后被迫向西退守建宁、宁化一线。国民党军东路军亦筑碉步步进逼，向建宁推进，并与北路军第3路军在闽赣边界的德胜关会师。各路“围剿”军的合围紧逼，迫使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与之决战。

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南丰县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并集中11个师分两个纵队沿盱江两岸向广昌进攻。中共中央在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情况下，以红1、红3、红9军团及红5军团第13、第23师共9个师的兵力，採取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以求阻止国民党军进占广昌。10日开始，国民党军7个师又1个炮兵旅，在大批飞机的配合下，向广昌交替攻击。红军辗转苦战，难于应付。14日，甘竹失守。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丢失，红军反击未能奏效。至下旬，红军被逼至广昌城下。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城发起总攻，红军拼力抵抗，并组织反击，但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连续攻击。

28日，广昌失陷。4月下旬，5月中旬，国民党军东路军加紧进逼建宁，相继占领太阳蟑、将军殿、弋口、挽舟岭、江家店。16日，东路军在北路军和空军配合下攻占建宁。南路军于5月上旬占领筠门岭要塞。6~7，月间，红军在古龙冈以北地区进行了反击作战，均未能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苏区範围逐渐缩小。

红军6路分兵抵御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于7月上旬开始全面进攻。此时，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从江西省瑞金出发，经福建省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但此举亦未能牵动国民党“围剿”军回援和减轻对中央苏区的压力。这时，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很匮乏，红军已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採取了6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将红军主力分别配置在兴国、古龙冈、头破、驿前、连城、筠门岭等地区，继续同国民党军拼消耗。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9个师在空军、炮兵的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起攻击。红3军团和红5军团第34师奉命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实施阵地防御。至月底，击退国民党军多次集团冲击，使其第89师丧失了战斗力。但红军也伤亡严重，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9月初，红1、红9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8军团。10月上旬，北路军和东路军加紧对兴国、古龙冈、石城、长汀的进攻，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迅速占领上述各地，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歼红军的目的。这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7日，中革军委下令地方部队接替各线防御任务-主力红军撤到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1、红3、红5、红8，红9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实行战略转移。

1933年9月至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中革军委博古等领导人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的战略指导下，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形势日趋严重。

此次反“围剿”持续1年之久，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长征。

1934年10月10日夜间，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未卜的漫漫征程。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3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徵。

王明（1904～1974）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领导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得到校长米夫的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他逐步成为教条主义宗派的首脑人物，1929～1930年间王明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苏联回国。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身分来华。王明等人在米夫支持下迫使中共中央于 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同年10 月去苏联，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书记处候补书记。1931年到1934年间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推行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危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批评了这种错误，结束了他们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王明在1937年11月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主张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使他领导的地区革命事业又受到严重损失。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免去他的书记职务。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他受到了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但已去苏联就医，从此拒不回国。60年代及70年代他写了许多文章和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27日卒于莫斯科。

顾祝同(1893～1987)中国国民党军将领。字墨三。江苏涟水人。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1922年任粤军第二军参谋。1924年黄埔军校初创时任中校战术教官兼管理部主任。次年东征中任教导第2团营长、第2团团副，后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师参谋长、副师长。1926年北伐中任第一路军第3师师长。次年9月任第九军军长。1930年2月蒋阎冯中原大战时，任第十六路军总指挥、洛阳行营主任。次年调任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年底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参与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北路军总司令。1935年任重庆行营主任兼贵州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兼任西安行营主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后，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安徽泾县策划指挥了皖南事变。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徐州绥靖主任等职。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1948年任国防部参谋总长。1949年4月，重任陆军总司令，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1950年去台湾，曾兼台湾“国防部”代部长。1972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7年1月17日卒于台湾。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準备第五次“围剿”。1933年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按蒋自己的说法：“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併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如他所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不可以大意轻易出之。”这和第一、二次“围剿”时视红军为“地方事件”，仅出动一些杂牌部队有重大差异。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繫，蒋介石判断：“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用心既狠且辣。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係。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期”。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鬆，给了其从容展布的机会。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对国民政府压力最大的日本压迫有所缓和。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第三、四次“围剿”以来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繫，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契约。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誌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在加强经济联繫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託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千多万元。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繫，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出动装甲部队，併购买一批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了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红军两个主要军团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

当国民党方面制订出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时，其所依恃、针对的即为中共作战资源的短缺，应该说，这确实击中了中共反“围剿”作战的弱点。作为被迫面对战略决战的一方，中共在作战资源上远远无法和国民党抗衡。中共自己承认：“照物质上的力量比较起来，白军真可以两三个月‘蕩平赤匪’。”当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被迫退入苏区基本区域进行保卫战时，这一弱点更暴露无遗，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红军将领总结道：“根据地人民竭尽全力，也不能保证及时供应，这也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消耗作战中，人力资源是决定战争成败的重要一环。作为全国广大区域控制者，国民党进行持久消耗的人力资源和兵力来源可保无忧，而中央苏区本身地域有限，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地地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苏区总人口仅300万人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多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徵召壮年男子的近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男子实际都已被徵发。据毛泽东1933年底的调查，兴国长冈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6岁至45岁）407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占79%。上杭才溪乡全部青壮年男子1319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1018人，占77%。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我们工农民众自己的劳动力”，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

中央苏区是人民革命的产物，民众的支持和苏区的存亡息息相关。不可否认，通过土地革命和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措施，中共在中央苏区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度。国民党方面编撰战史承认：“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红军在前几次“围剿”中的胜利，除战略战术运用成功外，民众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军所编战报注意到：“匪区民众，久受赤化，所得我方讯息，即行转告匪军。”参加第三次“围剿”的蔡廷锴谈到其进入苏区后的情况：“地方民众在共党势力範围下，或逃亡，或随红军行动，欲雇挑夫固不可能，即寻嚮导带路亦无一人，至于侦探更一无所得，变成盲目。”对中共与民众间的良好关係，蒋介石在1933年初也曾自叹不如：“讲到军纪方面，土匪因为监督的方法很严，无论官兵，纪律还是很好，所以在战场上能勇敢作战，而对于匪区一般民众，还是不十分骚扰。我们的情形老实说起来，是不如他们！”民众的拥戴是中共反“围剿”作战可资倚赖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但是，1933年前后“左”倾领导人在苏区中央逐渐掌握控制权，推行一系列过左的社会、政治、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相当程度上损害了中共政权与民众间的关係，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共对民众这一政治资源的拥有和发展。加上中共在早期政权建设过程中经验不足，行政体制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在初期理想主义的热情消退后，各级政权中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滋生，也影响到了中共政治力量的发挥。这些问题在军事紧张的特殊形势下，更进一步被暴露和放大。

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中央苏区大部丧失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不过李德回忆说在国民党採取逐步结营稳扎稳打的前提下，如何进行游击战，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