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子玄者[1]，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2]，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3]，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4]：“我欲厉俗而风世[5]。”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6]，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7]，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8]，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9]，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10]，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捨云[11]。”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捨耳[12]。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13]；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捨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14]，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15]，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16]。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託名于林汝宁，以为捨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17]，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18]？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1]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2]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着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3]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4]哓哓（xiāo）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5]厉：同“励”。风：教化，感化。

[6]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7]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抽丰：指找关係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8]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9]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10]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11]卒卒：同“猝猝”，仓猝。

[12]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13]嗛：字或当作“赚”，欺骗。下同。

[14]山人：指隐士。

[15]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16]穿窬（yú）：《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17]赀：同“资”，财物。

[18]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幺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城长芦去打秋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到了有权势的官僚，便捨弃了长芦的长官，晸随条转而风冒寒，不顾年老麻城我说：“我想游览僚也想室山，拉着我一起走，所官僚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这里住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再分别，现在实在捨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兑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了林云程那里的好罢了。林次上任做官的，去了就归，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游览嵩他用游览嵩室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来使我满意;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寻找自再用捨不得李贽，应当再来寻访李费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巧妙了吗!今天道学家的所作所为，和这个有什幺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其实和的那些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同罢写诗就自称为而就不称圣人名义。幸讲良知，那幺就自称为圣幸运讲良知，那幺就不称圣人而用翻来覆去，为骗世利，名义上是样，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偷名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为别人是可以欺那就更加可鄙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有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都是在林云程不得李贽而来黄生一样的人。既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是没有什幺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幺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所得到的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能收到利益而避开危害，怎幺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儘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然而怎幺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不会去做的。

文章通过郑子玄耻讲道学，与黄生的为“名利两得，身行俱全”的趋附权门的假道学作了鲜明的对比，尖锐地揭发了自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理学家，他们到处欺世盗名，所谓“圣人”、“山人”者，都是一路货色，都是展转反覆的“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欺世获利之徒。文章笔锋犀利，揭发有力。

文章开头讚颂了郑子玄质朴笃实，有羞耻之心，不肯讲学，而对那些“讲道德、说仁义”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假道学极尽讽刺，且认为他们“可诛”。然后，文章又用一个书生打秋风的故事，来比喻那些“名利两得，身行俱全”的假道学，认为这些人挖空心思，欺世获利。

李贽（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原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赘，号宏甫，又号卓吾，又别号温陵曙上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举人，不应会试。历任共城知县、国子监博士，万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麻城。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杂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被诬，下狱，死在狱中。着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