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新，1911年11月14日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岭洋乡。原名徐一新。在浙江衢州第八中学（现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读书期间，1926年12月上旬，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胜利进驻衢州城。在衢县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华月峰带领下，徐以新有幸接触了北伐军二师政治部王天元等一批共产党员。他发现这些共产党员和华月峰老师一样，心中有理想、作风很严谨、工作有朝气，并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6岁的徐以新决定参加北伐军，北伐军长官考虑到徐以新看上去像个小鬼模样，就没有带他走。但徐以新参军决心很大，3天后他瞒着家人，身穿老师送给他的一件旧大衣，怀揣一块用作生活费的银元，一路追赶北伐军，直追到杭州附近的富阳才赶上队伍。北伐军的长官看到徐以新参军热情高，人很机灵，吃苦耐劳，所以在1927年1月，正式批准他入伍。由于徐以新在学校做过宣传工作，后来便担任了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宣传科见习官。在部队里，徐以新每天写稿、写标语、画宣传画，有时还排演一些小节目，日子过得很充实。

徐以新

1927年3月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总指挥部工作。4月在武汉中共中央军委任技术秘书，经陈赓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调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任科员。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在赴广州途中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的机要秘书。9月，任起义代总指挥贺龙的机要秘书。10月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7年12月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苏联总参谋部学习。1930年转为共产党员。1931年从苏联回国，任共青团沪中区委书记。后做通讯联络和培训报务员工作。1931年11月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豫皖苏区外交委员会主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参谋主任。1932年12月，随军向川陕地区进军，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1933年5月至7月以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身份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谈判，达成秘密协定，为受围的红军开闢出一条红色交通线。8月，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被逮捕关押。跟随部队三过草地，两过雪山，直到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方获自由，担任红四方面军高级参谋。1937年3月任西路军干部团政治部主任。西路军失败后，1937年12月经兰州、西安回到延安。

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鲁迅艺术学院训育处主任、政治处主任。在抗大、鲁艺、陕公、女大等学校讲授《社会主义概论》等课程。1939年7月至1940年7月任中央统战部干部科科长。1941年7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42年5月任中央整风学习委员会秘书主任。1943年1月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候补代表参加中共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特地叮嘱最 好能到县一级基层锻鍊。1945年11月赴东北，任干部队队长。同月至1946年4月任中共热河省热东地委副书记。1945年12月至1946年初任中共辽东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至1948年8月在黑龙江任中共依兰县委书记。1946年8月至1947年3月任中共依（兰）勃（利）桦（南）中心县委委员。1947年3月至7月任中共合江省第一分区地委（勃利）委员。1948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同年10月至1949年1月任东北军区政治部卫戍部部长。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徐以新陆红夫妇及孩子在延安窑洞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1951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司长。1952年作为顾问随周恩来访问苏联，参加周恩来同史达林的多次会谈。因工作出色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1954年9月由周恩来亲自指派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1958年5月至1962年2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挪威大使。1962年5月至1965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叙利亚大使。1966年1月至1979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8年6月至1979年1月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79年8月至1982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94年12月30日逝世。

徐以新的名字在前苏联档案中叫徐一新。这是因他出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父亲为他取此名寓有“天地一新”之意。

徐以新是作为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干部被送到苏联学习的，当时只有十几岁，是其中最小的一个。

1945年中共“七大”代表徐以新（左一）、蔡畅、陈赓合影

在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位负责人告诉徐以新去中山大学学习革命理论。徐以新一听，有点不情愿，提出要上军校：“我打过多少次仗了，应当上军校。”同行的徐特立劝他：“小徐，听分配，先到中山大学，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学军事嘛！” 徐以新这才不说什幺了。

徐以新刚入学不久，中山大学就开始清理“托派分子”，接着是“江浙同乡会”问题。

徐以新的学习好像是在夹缝中进行。学校里开斗争会成为经常性的事。但他还是很刻苦，不久，徐以新已经能用俄文译一些着作了。

1929年夏初，中山大学召开有四五百人参加的中山大学党员大会，会议开了10天，因此也称“十天会议”。王明远在国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表决时，有29人举手赞成支部局抛出的《解散团支部的决议案》，其中包括徐以新。这之后，多数中山大学的学生将王明的教条宗派讽刺地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但“二十八个”都是谁呢？笔者曾经看到过几份名单，涉及52人。而对于那“半个”，人们却记得较为清楚：“有一个人，有时与支部局一致，有时又不一致，观点比较动摇。当时只有十七八（岁），是共青团员，所以称为‘半个’。”这“半个”人就是徐以新。

新中国成立后，徐以新被调到外交部任副司长。由于他工作上认真负责，事业心强，很快就被提拔为司长。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访问。徐以新荣幸地随同周总理出访。苏共总书记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由于徐以新懂俄语和苏联人的一些外交礼仪，当史达林的话一出口，他便能迅速理解话中的用意，并在适当的时候给周总理提些参考建议，使整个会谈进展顺利，气氛非常和谐。正因为徐以新起到了总理助手的作用，此后几次周总理与史达林会见，徐以新都在其中。在一个多月的访问中，徐以新兢兢业业地紧随在既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的周恩来身边，为总理提供各种档案、材料，做好会谈纪要，甚至要当“编外翻译，有时还要与俄方协商安排相关活动，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日夜操劳。9月16日晚上，史达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宴会，欢送周总理等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宴会前，中苏两国签订了3个重要档案。同时签订的还有1箇中苏蒙三国协定。这几个档案在签订前，徐以新和有关工作人员从档案起草到两国或三国间的谈判，到最后定稿翻译，他们都做到字字推敲后，再送给周总理批准或传回国内给毛主席审阅。在宴会上，史达林这位平时表情严肃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还端着酒杯走到徐以新的身边，与他相互敬酒和亲切握手。

徐以新的出色工作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周总理提议让徐以新出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当外交部的领导找徐以新谈话并向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后，徐以新深知这是周总理的信任。他愉快地向外交部领导表示：“坚决服从总理的安排。”

周总理从日内瓦回国后，特地把即将赴阿尔巴尼亚的徐以新和夫人陆红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周总理勉励他在驻外大使的新岗位上，要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才智，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新贡献。特别是要通过认真调研，全面了解阿尔巴尼亚及周边的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邻国的情况，搞好我国与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外交关係。按照外交惯例，驻外大使必须带夫人。夫人陆红是1920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位大家闺秀，年轻时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8年离家参加革命，很快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党员。1939年初，她与一批进步青年投奔革命的摇篮延安，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期间，有幸结识了经常来女子大学讲授《社会主义概论》课程的鲁艺政治处主任徐以新。徐以新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人生经历，让陆红十分爱慕；陆红进步的思想和漂亮的外貌，也吸引着徐以新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后，这对有情人终成连理。当时，陆红对放弃自己的事业去当“大使夫人”也有点犹豫，但经过邓颖超做工作，终于愉快地陪徐以新赴阿尔巴尼亚上任去了。1954年9月，徐以新和夫人及一批驻阿外交官飞抵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看到中国政府派了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来担任驻阿大使，非常满意，立即安排递交国书仪式，并设宴款待徐以新大使和夫人。徐以新在阿尔巴尼亚期间，为发展中阿两国两党关係，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1958年5月，徐以新又受外交部委派，前往挪威王国首都奥斯陆任我国驻挪大使。他大胆地开展工作，通过开展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发展两国的关係。1962年2月，外交部又派徐以新出任我国驻叙利亚大使。徐以新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后，首先做好了大使馆的重建工作。这时的徐以新已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积极与叙利亚外交部和领导人沟通联络，建立友谊，两国间的友好关係不断发展。1965年12月，徐以新任期届满回到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1979年3月，外交部安排徐以新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同年8月，年已68岁的徐以新携夫人陆红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玛巴德。徐以新驻巴期间，老当益壮，积极为发展中巴的传统友好关係而努力。回国前，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亲切地会见了他，并将一枚一般只授予国家领导人的“伟大领袖真纳勋章”破格授予这位中国的“友好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