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读书为掩护，开始了革命活动。曾参加了进步组织“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左联”等。1931年2月，由徐钦五、张德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同年8月，由段亦民、郑云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成立益都省立第十中学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后任城区区委委员、书记、益都县委委员、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长。他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参与当地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8月参加了党领导的益都暴动，由于叛徒出卖失败后遭敌通缉，后到济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3年2月被捕入狱。在长达4年零9个月的国民党监狱中，受到残酷迫害，忠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为了反对国民党对政治犯的虐待，他多次组织并积极参加了绝食斗争。长期的铁窗生活，使他身患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仍然对革命前途充满乐观精神。1937年11月，根据国共双方谈判协定，被无条件释放。

出狱后，不顾体弱多病，立即返回益都，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参与领导了当地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月，任益都县委委员、组织部长。5月，益都、寿光、临朐、广饶四边县中心县委成立，任宣传部长。7月，任沂水县委委员兼省委直属沂水九区区委书记、动委会主任。在反“扫蕩”中，他担任区委书记的沂水九区，被《大众日报》誉为“铜墙铁壁”。1939年9月，任沂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1941年12月，山东分局成立巡视团，他任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赴冀鲁边区工作。1942年7月，任冀鲁边区一地委书记兼冀鲁边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1945年5月，渤海区党委济南市工委成立，任工委书记。1946年5月，任渤海区民运部长。　1947年10月，任渤海区党委委员。1948年2月，任渤海区党委委员、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9年2月，随军南下，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政委。1949年6月，带领400多人到丽水组建党政军领导班子。南下后，1949年8月任浙江省第七（丽水）地委书记兼丽水县委书记、丽水军分区政委。领导全区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1953年后，历任中共温州地委书记，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常委等职。1957年，由于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遭受冤屈，受到错误的处理，被错划为右派，经受了22年之久的极不公平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但是，他对党始终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信仰坚定不移，以大局为为重，置个人得失荣辱于不顾，在农村的劳动和工作中，与民众同甘共苦，表现出共产党人忍辱负重、襟怀坦蕩的优秀品质。在“文革”期间，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毫不理会帮派势力的软硬兼施，多次严正拒绝写伪证。

1979年12月，任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中央批准，1983年11月浙江省委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政治荣誉。他重新走上省级领导岗位，先后任中共浙江省丽水地委书记，浙江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省纪委副书记，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全国老年体协副主席、顾问，省顾委常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他坚决拥护、积极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密切联繫党内外同志，为落实干部政策、统战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并且为浙江省的两个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积极提出建议。

1985年，自觉执行党中央的有关规定，主动辞去省顾委常委职务。他热心老年体育事业，关心下一代，是浙江省老年体协、气功协会和杭州市青少年活动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离休后，他撰写了大量的党史回忆资料，直至病重期间，仍然坚持在病床上赶写革命回忆录。他还从自己节约下来的微薄存款中拿出绝大部分，捐赠给家乡烈士纪念馆。

1990年6月28日，病逝于杭州，终年78岁。他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