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论》读后感_3500字

《君主论》读后感3500字

“人民是易变的，关于某件事虽然说服他们很容易，可要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服从你，需要鞭子和铁腕，而不能只依赖恩德。”

人们爱戴君主，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意愿；而感到畏惧，则是取决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以自己的意志为基础，而不是以他人的意志为基础。

旧秩序成长起来的挑战者往往倾向于打倒旧霸主，而不相信旧霸主的善意。

规律：促使他人强大的人，最终会自取灭亡。因为这种强大不是他精心设计就是他使用武力造成的，而那个因此变成强大的人对于这两者都是心怀疑虑的。

改革往往带来虚假的朋友和真正的敌人，非武装的先知只能走向失败。

实施新的制度是最困难、成败最不确定、执行起来最危险的。这是因为采用新的制度使所有旧制度的受惠者都成了自己的敌人，而那些在新制度之下可能获益的人们却往往是三心二意的拥护者。之所以产生这种三心二意，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人对他们的对手怀有恐惧心理，因为他们的对手拥有对自身有利的法律，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新的事物没有取得成功以前，人们往往会抱以怀疑的态度。因此，那些敌人一旦有机会进攻，他们就会全力以赴；而另一方面，那些进行防御的人们却是三心二意。因此，君主同他们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想对这件事情透彻地探讨，那就必须研究这些革新者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他人进行的革新，即他们为了实现其雄心大志，是运用说服的办法，还是使用强迫的办法。依靠前一种办法，结果往往是失败的，即使成功也绝不可能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如果他们依靠的是第二种办法，离成功就不远了。所以，所有获得胜利的都是武装的先知，而非武装的先知只能走向失败。因为，人民是易变的，关于某件事虽然说服他们很容易，可要使他们坚定不移地服从你，是很困难的。所以事情只能如此：当人们不再信仰的时候，就依靠武力强迫他们服从。

战争是大事，而绝不是禁区。

“对于必需战争的人们来说，战争就是正义的；当除了拿起武器以外就别无他望的时候，武器就是神圣的。

占领一个地方，长期看，靠的是居民，而绝不是士兵。换言之，如果还不是本族居民，那么那块土地不算为我所有。如果居民非我族类，驻军成本将逐渐变得不可承受。这也是为什么中原王朝总是放弃长城外领土的原因。同化成社群的异族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而同化失败的后果却极严重，轻则丢失异族所占土地，重则举国匪乱。如东汉安降匈奴于长城内，终酿晋后五胡乱华之祸；唐太宗安降契丹于关内，终至安史之乱。
“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向那个国家的一两处要害之地移民，这样做非常必要，否则的话你就必须在那里派遣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居其一。”（君主论第三章混合君主国）

这就是我们不能接受中东难民的原因，外来的军队，你可以打，百姓不能。时间长了，这些人如果没被你同化，那么你就将永远失去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而自从全世界范围内民族意识觉醒后，同化，几乎不可能。

俄罗斯能够长期维持对远东的占领，就是因为当时已经将百万计的华人赶杀殆尽。实际上，赶杀光不相容的异族，是最成功最有效代价最低后患最少的民族政策。
美国同化异族的能力曾经很强，融合政策曾经很成功。但自1970年代，平权法案推行以来，白黑墨绿越来越互相以异族视之。随着多年来美白人新生儿少于全国新生儿一半，缺乏主体民族的美国只能在依靠宗教认同短暂维系，与最终分裂内乱间摇摆。

对人们最好是加以安抚，要不然就必须消灭掉。这是因为人们如果受到了轻微的侵害，仍有能力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伤害，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当我们对一个人进行侵害时，应该彻底、不留后患，不给他任何报复的机会。
如果用驻屯军队的方法来代替移民，那么，由于维持驻屯军需要耗费掉在那个国家获得的全部收入，这样损失就太大了，结果是所得抵不上所出，另外还会得罪更多的人。因为由于他的军队经常辗转调防，那个国家就会四处受损，每一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不堪，以致人人都变成了自己的仇敌。他们虽然失败了，可是他们住在自己的土地上，是不可轻视的敌对力量。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移民都比驻屯军队有利。

《政府论》以立法部门性善论作为基础假设，完全不符合古罗马与当代直接普选的事实。将此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只会错漏百出，误导当代政治。
一厢情愿误会立法部门性本善可能是由于作者写作时有选举权的人不到总人口的十几分之一，主要由农庄主、小店主、工厂主、工匠、工程师等构成，其判断力经受了市场竞争的初步筛选，更理性，更不容易被情绪左右，因而其判断选择选举相对靠谱。代议共和制真正运行良好有效的时期便是有投票权者仅占国民人口数十几分之一的时期。
判断力从来是稀缺的，大多数人的判断力是不靠谱的。自黑墨绿和女性取得平等投票权，自投票权再也没有财产、纳税等门槛的直接普选时代到来之后，候选人越来越迎合底层选民慷他人之慨的廉价善心的情绪、不劳而获贪图安逸的愿望、劫富劫勤济贫济懒，这样欧美崩溃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古罗马共和国便是生动的例子。候选人可以无门槛，但选民必须要有门槛，否则连基本秩序也难以维持。

洛克把立法部门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立法部门是良善的，而行政部门则通常是恶劣的。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要真正起到保护人民各项权利的作用，还有待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洛克说，在一切组织良好的政府中，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是分离的。

与荀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一脉相承。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做是有生命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法，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的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的确，他不是为一般群众，而只是为了君主和执政者，或者是为了私人朋友而写作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于他冒充天才或在于思想体系的错误，而在于他自己显然也难以控制的强有力的想象力。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却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朝代标志。

君主要恪守的是规律，而绝不应该是道德。

无论马基雅维利的个人动机如何，《君主论》都是对历史事实和当时事件的最精辟的经验总结，它的主旨是阐明邦国是如何得来的，如何保住的，同时又是如何失去的；它的核心是“君主如何运用手段”，亦即君主的“手腕”，君主的谋略。马基雅维利将这点发挥到极致。马基雅维利说：“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这是为什么违反道德的统治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因此君主治国不一定恪守道德。传统所谓的正义、自由、宽厚、信仰、虔诚等美德没有自身的价值，因为“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与人们应当怎样生活之间有很大距离；如果一个人为了他应该做的而放弃了一般人实际所做的事，那么他就不是在保存自己，而是在毁灭自己”。作为君主，如果只是善良就会灭亡；一个君主必须狐狸般的狡猾，狮子般的凶狠；“只要他能够遵循好的统治之道，绝不偏离，但他也应该知道在必要时如何采取坏行为”。知道何时做狐狸，何时做狮子，是君主成功的关键，也是全部政治艺术的秘密。对于守信义之类的美德，君主的正确态度是：在守信有好处时应当守信，否则不要守信。君主有时候必须不讲信义，“但是必须把这种品格掩饰好，必须习惯于冒充善者、口是心非的伪君子。人们全都那么头脑简单、那么容易顺从眼前需要，因此欺骗人的人总会找到愿意受骗的人。我只举一个近代的实例。亚历山大六世除骗人外无所事事，他旁的什么事也不想，却还找得到骗人的机会。再没有谁比他更会下保证，或者比他发更大誓来断言事情，但也再没有谁比他更不遵守保证和誓言了。然而因为他深深懂得事理的这一面，他的欺骗百发百中。所以说，做君主的并没必要条条具备上述的品质（各种传统美德），但是非常有必要显得好像有这些品质。”由于马基雅维利如此坦诚地揭示了政治艺术，使得《君主论》成为有史以来引起争论最多的著作，它遭到最多的攻击，也受到最严重的曲解以及误解。但是它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忽视。有人说它是“人类智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现”，有人说它是“人类历史迈向科学研究的郑重一步”，因此它成为四百年来形成欧洲人思想的十部名著之一。罗素指出：“这世界已经比向来更类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现代人谁希望驳他的哲学，必须作一番超过19世纪时似乎有必要作的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