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读后感_2800字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读后感2800字

1972年，美国人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岛上研究鸟类演化，一次偶然的交流中，土著耶利问道：“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货物并将它们运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没有自己的货物呢？”当时身为演化生物学家的戴蒙德回答不上来。耶利的问题看似简单，社会生产力的差距就是直接原因。稍微回顾一下历史， 15世纪欧洲的殖民扩张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欧洲与其他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拉开了差距，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世界格局。而15世纪时各民族间的发展就存在鸿沟，欧亚大陆早已出现一些成熟的帝国，而非洲、美洲等其他地区的民族仍以原始农业甚至狩猎采集为生。导致世界各民族发展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即试图对此问题做出回答，该书于1997年首次出版，次年获普利策奖。多数史学著作往往对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因素给予了较多关注，而作者在写作中利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给了我们新的角度去审视历史。
在论述自己的观点前，作者总结了几个现有的解释。其中普遍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民族发展差异是由民族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所致，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种族间智商不同。而戴蒙德指出，没有合理证据表明白种人较其他人种有智商优势，智商衡量标准并不可靠，测量结果差异更多反映的是文化差异。戴蒙德在新几内亚工作了33年，他反而认为新几内亚土著比欧美人更聪明，因为西方社会组织严密，除偶尔的大规模战争外，历史上欧洲人的主要死因是传染病，基因的延续主要取决于免疫力而非智力。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人长期遭受谋杀、饥饿、长期部落战争的磨砺，故聪明人的基因更有可能得到延续。第二种观点是气候原因，早期的地理决定论者提出寒冷能刺激人的创造力，而热带气候对此则起抑制作用，理由是寒冷多变的气候对人的生存能力要求更高，或者说漫长的冬天让人有大量空闲时间去搞发明创造。但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直到中世纪前，北欧民族对欧亚大陆文明几乎没有做出过重要贡献，只是因为他们生活的地理位置更容易受其他的先进文明传播所惠及。此外，新大陆高纬度地区的文明普遍落后于低纬度地区：唯一发明了文字的印第安社会出现在北回归线以南的墨西哥；最早的陶器出现在南美洲的赤道附近；在天文、艺术和其他方面最先进的玛雅社会也位于热带地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干燥气候下的低地河谷非常重要，因为这类地区的高产农业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而这又需要高度集权的政府组织。的确，最早的帝国出现在中东的两河流域，包括古埃及、印度、中国、玛雅等古老文明皆位于河谷，水利系统似乎与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密切相关。然而详尽的考古研究表明，是先有政治集权社会，才建立起复杂的灌溉系统，而形成政治集权之前的重要发展与江河流域或灌溉系统并没有什么联系。例如新月沃地的粮食生产和乡村生活源于丘陵而不是低地河谷，北美西南部河谷的灌溉农业也是在引进了墨西哥地区的技术成果后才发展起来。戴蒙德用详实的证据及案例证明以上观点都站不住脚，耶利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1972年后的20多年间，分子生物学、流行病学、生物地理学等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这些新知识给了戴蒙德新的视角去看待民族发展差异问题。
作者认为自然环境是导致民族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欧亚大陆较其他大陆在农牧业发展方面更有自然优势，这也从根本上左右了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动植物驯化对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最有价值的可驯化物种在地球上的分布很不均匀，有可驯化物种的地区也因此发展起了最早的农牧业。植物驯化带来了粮食生产，有粮食生产的地区人口也更加稠密，且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稠密的人口及粮食剩余让一部分人可以从事专门化的职业，比如统治者、军人、神职人员、手工艺人等，一个行政统一、等级分明、经济复杂且富有技术革新的社会便由此产生。另一方面，动物驯化给人类提供肉食、皮毛及牵引力的同时，还带来了致命的病菌。
自1492年地理大发现以来，被欧洲人杀死的印第安人不计其数，但死于征服者带来的病菌的印第安人却多得多，包括澳洲土著在内的其他地区原住民也未能幸免。与肆虐现代世界的艾滋、SARS、埃博拉病毒一样，天花、疟疾、瘟疫等疾病也都是源于动物。人类对病菌的免疫反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它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因为有免疫基因的人更容易把基因传给后代。新旧大陆的病菌交流如此不对等，是因为新大陆可驯化的动物少，缺乏病菌来源，所以不存在报复征服者的致命病菌。
为什么新大陆几乎没有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可驯化物种的分布不均是一方面，史前人类的迁徙路径也给了我们答案。人类踏上新大陆的时间较晚，约3-5万年前，人类进入澳大利亚，约1.5万年前到达美洲，而大部分大型哺乳动物灭绝时间与人类达到时间相吻合，虽无明确证据证明两者的相关性，但独立进化的动物很有可能是因为对人类缺乏防备而被灭绝。戴蒙德以毛里求斯的渡渡鸟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极的动物为例，渡渡鸟在被人类发现后的200年后即消失，加拉帕戈斯群岛和南极的动物受到现代社会的保护才躲过一劫。因为以上原因，澳洲和美洲土著几乎没有可训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除了羊驼）。
除了农牧业发展优势，戴蒙德认为作物、牲畜、文字和其他文明要素的传播效率对民族发展也至关重要，而地理环境和大陆轴线走向是影响传播效率的关键。作者详细地对比了地区间各要素的传播速度：墨西哥地区史前就发明了轮子和书写系统，这些文明要素却未能穿越巴拿马蜂腰地带，直到16世纪被西班牙人推翻，印加帝国也没有轮子和书面语言，而西南亚最先发明的轮子技术在几百年里就传遍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新月沃地驯化的作物分布广泛，西到大西洋沿岸，东到印度河流域，而被中亚沙漠与青藏高原隔离的中国只能独立发展早期农业；新月沃地驯化的动物在约8000年后才越过撒哈拉和气候不一的广袤区域到达南非。
地理环境因素导致的民族发展差异，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全球财富与权利分配的格局。但作者并不认为环境的作用是绝对的，某些与环境无关的文化特质、个人影响等未知因素成就了历史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有多大，历史是不是注定的？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卡莱尔认为：“世界的历史就是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历史，确切说是这个世界上大人物的历史。”相反，叱咤欧洲政坛的俾斯麦极端地说道：“政治家要做的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在他经过身旁时努力抓住他的衣角跟他一起前进。”
历史进程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值得我们思考，但给予我更多启示的是作者研究历史问题时采用的跨学科视角与方法。在我局限的认识中，历史是一门科学性较少的社会学科，因为历史进程中的变量十分复杂，很难通过研究得到像自然学科那样的“法则”与“定律”，比如社会史更多的是对事件、人物及其背后人文因素的分析考证，除考古利用的碳14测年法外，涉及自然科学方法的较少。而戴蒙德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涉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地质学等众多自然学科，并对各学科的知识加以综合利用，在找出历史进程中某些必然性规律的同时，也使论证过程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