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十年典藏版）（全2册）》读后感_3000字

《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十年典藏版）（全2册）》读后感3000字

读《跌荡一百年（上、下册）》

2018-10-06 席大大

1757年乾隆22年，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唯一的正式通商口岸，广州渐渐成为非常繁华的城市。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了近代史部分，开始了屈辱的100多年，上海开始兴起。所以有”五千年历史看西安，两百年历史看上海“之说。

商业方面，开始“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学堂，开办新式工厂。有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荣闳的安庆兵工厂、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沈葆桢组建的福建南洋水师，张之洞的的汉阳铁厂。整个社会面貌貌似为之一新。

同时依靠左宗棠起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带领民族手工业者跟洋人对抗，天不遂人员，一败涂地，此后20余年一蹶不振。

而依靠李鸿章的盛宣怀则是修铁路、架设电报电话线、开办轮船招商局，跟外国企业竞争。其中招揽“晚晴四大买办”的唐廷枢、徐润，后招揽第三个买办太古的郑观应，繁华时排名第一，没落时都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个买办是江南东山席家，开始在汇丰后来几乎控制整个上海的金融界，后随国民党迁至台湾。买办阶层有三个鲜明特点：1. 世家化；2. 富甲天下；3. 思想开化。

盛宣怀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提出产业国营化，政府强制兼并轮船招商局，这确实为企业带来了资本，但是同时带来的官僚主义几乎彻底毁掉了轮船招商局。这次是“国进民退”的典型案例。

此时，甲午战争惨败，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骞选择了实业救国，创造了南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张骞发展纺纱厂，强调政府入股可以，但是不可以派遣官员，强调民营。靠他一己之力，把南通从一个穷困的小城市，发展成一个全国示范城，有俱乐部、剧场、图书馆、银行、绣织局应有尽有的现代化城市。

张之洞的汉阳铁厂步步错招，在盛宣怀改制下，邀请郑观应整治，从而出现了著名的汉阳铁厂，以及后来鼎鼎大名的“汉阳造”。盛宣怀也一直在给铁厂找出路，跑关系，中国后来的铁路只要是用国产的主要就是用汉阳铁厂的。1896年到1906年，盛宣怀共修了2100多公里铁路，是之前30年的6倍，也超过了民国成立20年修建铁路的总数。

此时，成立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为督办，称为了建铁厂、修铁路和办银行的大实业家。他利用自己的官商身份，左右逢源，利用清政府和洋人资源做成了一件又一件大事，成为了继胡雪岩后的晚清首富。

此后的一百年间，国营资本大多走的是盛宣怀路线，而民营资本走的是张骞道路。

1900年，无锡荣氏兄弟开始磨面、纺纱。

清末政府开始颁布《公司法》，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1905-1908年，全国新设厂201家，投资合计4581万元。到1911年股份制公司已经达到977家。

1911年盛宣怀修铁路，一则主张国营，二则主张贷外国人的款，被国人指为卖国。最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自己仓皇逃亡日本神户。

唐廷枢曾在1878年北上筹建开平矿务局开采煤炭，后在八国联军之后被后任美国第31任总统的胡佛强买。自盛宣怀后最著名的周学熙登上历史舞台。周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大开大合，夺回开平，可惜赶上辛亥革命，功亏一篑。这也充分说明，没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山给一定是软弱的。

周学熙开办水泥厂、包揽了重要工程项目（包括北京自来水工程），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创办玻璃厂，拥有公路、铁路和运河的运输主动权，是盛之后最大的国营经济支柱。袁世凯死后再无靠山，于1927年61岁时退出商界。曹禺的《雷雨》就是以周家为原型。

中国民国建国，张骞被任命为第一届实业总长。张骞做了重要和合理的规划，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官不与民争利。奈何孙大炮徒有理想，被袁世凯架空。此间的轮船招商局在袁世凯政府的官僚影响下再度没落。

国内学者认为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达到13.4%,1921—1922年有一个短暂萧条，1923—1926年为8.7%。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计算显示，1912—1927年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这个黄金16年里，纺纱领域有张骞和荣家；张公权靠实力对中国银行进行操盘；范旭东开始制造中国自己的精盐；侯德榜的侯氏制碱法造就了永利制碱厂；纺织机械有大隆；火柴市场有大中国；出版业有商务印书馆，肥皂业有永利，水泥厂有周学熙的启新，钢铁产有汉阳铁厂。整个民营经济表现非常出色。不幸的是，1925年张骞产业破产。

在这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最终蒋介石胜出，上海资本家开始向蒋介石靠拢。

自1927年到1937年，国家主义的出现，蒋介石纵容宋子文、孔祥熙强抢豪夺，图谋收编荣家（幸亏陈光甫的仗义出手）、强抢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企图收购民生、。独立王国山西在阎锡山的带领下发展迅猛，东三省在日治下工业产值超过中国其他地区总和。此时最著名的就是卢作孚创建了民生公司，在1937年的宜昌大撤退中承担了90%的运输量，为国家保住了大部分有利用价值的重型物资。1936年，被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的7家银行，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额总量的90%已经被其控制。

为了应对战争，更为了自己的敛财欲望，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拼命发钞。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1949年建国后，首先稳住上海经济，打了著名的物价战、金融战，同时顾准的税收策略彻底挤走了所有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1950年开始公私合营，开始走上国营化道路。1953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形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支持的“156”工程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一五器件生铁产量从1949年的25.2万吨猛增到412万吨，同时苏联转让了大量的技术，比如高炉和平炉，汽车制造工艺，产生了44个军工企业，但是这也向中国输出了浓重的计划经济烙印。不过也有败笔，比如三门峡水库工程。

1956年开始公私合营，开始走上“大跃进”的道路。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8%降低到0.73%，水浇地占耕地面积从18.5%提高到45.3%，每亩使用化肥从0.2公斤增加到19.4公斤。中国的钢产量增加了129倍、煤产量增加15倍、发电量增加47倍、石油产量增加726倍、化肥产量增加874倍、水泥产量增加71倍、粮食产量增加2.5倍、棉花产量增加4.6倍。中国的铁路里程增加2.2倍、公路里程增加10.2倍、水运和航空里程分别增加1.9倍和8.6倍。中国用不到30年时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不过据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对亚洲各国人均GDP增长率的计算，在1952—1978年之间，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整体落后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是2.3%，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分别是：6.7%、6.3%、4.8%、5.4%、6.6%。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的出口额只增长了一倍。

据李安增、王立胜所著的《1976—1982年中国当代史》统计，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1955年为35元，到1976年已下降到16元；工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66年还是34.5元，1976年下降为19.3元；商业每百元实现的利税，1957年是20元，到1976年只有9.7元。

无论上下五千年还是最近一百年还是今天的改革开放40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矛盾体总是一直存在的。当政府不折腾老百姓的时候，不与民争利的时候，民营企业发展迅猛，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当政权羸弱的时候，政府就会与民争利，开始国有化经营、垄断化经营，岂不知也是当了自己的掘墓人。

横向看，只有国企没有民企，社会注定不稳；而社会只有民企而没有国企，则存在重大的隐藏危机。所以宏观调控下的经济，也是一种折中的经济制度，才是稳定且可以快速发展的制度。国民有资本，有垄断，更有官僚主义。民企有灵活，有创新，更有唯利是图。哪种模式最合适，一千个人的脑子里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