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读后感_2900字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读后感2900字

《枪炮、病菌与钢铁》读后

当我开车7公里来到健身房时，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狩猎采集者，那么这个距离对我来说可不轻松。而作为一名现代人，我们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给人类的便利。

当我在健身房中把杠铃从胸前推起，感受到因阻力训练而隆起的胸大肌和肱三头肌时，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狩猎采集者，那么这种训练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在森林中攀爬树木和跳跃穿行时，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已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个合格的狩猎采集者，都应是一个肌肉男。

当我在自助餐厅看到人们在烹制精美、琳琅满目的菜肴前，根据自己喜好而选择美味的食物，获得足够多的卡路里以维持生命时，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狩猎采集者，获得食物是我每天的首要任务。如果运气不好，很可能会吃了上顿没下顿，甚至饿死。

在阅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时，以上的怪念头经常从我的脑海中蹦出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再把获得食物作为第一需要的现代社会，生活在一个人人埋头刷朋友圈、点赞的现代社会，生活在一个已经忘记了人类先祖狩猎采集是什么样子的现代社会！

贾雷德·戴蒙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把我们从现代社会拉回到那个狩猎采集时代，把我们审视人类历史的视角带回到13000年前。

戴蒙德这么做，不是让我们重温历史、不忘初心，而是让我们去思考和研究为什么起点相同的人类族群，发展到今日却如此不同。

13000年前，人类的先祖，无论是居住在欧亚大陆的，还是生活在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大家都站在狩猎采集者这个同一起点上。

但是，一起出发的人类不同族群却各有奇幻之旅！

为什么拥有共同祖先、起点相同的不同族群，其命运却如此迥异？

为什么有的民族很早就发展出先进的文明，而有的民族却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为什么从公元前8500年到公元1450年期间始终落后的欧洲，会咸鱼翻身成为近代以来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

为什么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而不是印第安人征服欧洲？

为什么中国在领先世界数千年后，却在近一百多年来被超越？

作者以1972年在新几内亚工作时，针对当地一名黑人的类似问题开始，历时25年研究与思考，推出了这本书名古怪的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

这本跨越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遗传学、传染病学等多学科的“神作”，于推出的次年--1998年，先后获得美国普利策奖、英国科普书奖，成为从专家学者到一般读者都欢迎的畅销书。

那么，戴蒙德是如何解读这些问题的呢？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戴蒙德认为，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是农业革命。

首先，粮食作物的种植具有偶然性。地球上约有20万种植物，其中只有几千种是可以食用的，而只有几百种是可以人工种植的。在56种最大、最有营养的种子中，有32种都集中生长在了西亚的新月沃地和地中海区域。正是因为这样地理上的好运气，原始农业才最早出现在新月沃地，并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

其次，动物的驯化也具有偶然性。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能够被驯化。戴蒙德将其总结为“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能被驯化的动物都满足了相同的条件，不能被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同。家畜一般都是大型草食动物比如羊、马、牛，人类之所以没有去驯化狮子灰熊，不仅是因为这些动物性情凶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太不划算。养一头狮子，还需要再养10头羊喂它，对于当时农业社会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还有些动物比如猩猩或者大象倒是吃素，而且肉也多，可它们的问题是生长周期太长了，谁会花费15年的时间来等待猩猩或者大象的成年？按照“安娜·卡列尼娜原则”，能够被驯化的“候选”动物大约只有148种，而最终被人类驯化的只有区区14种，其中13种都在欧亚大陆，美洲只有1种。

再次，农业革命带来了传染病。只有当人类定居下来，人口的数量超过一定限度之后，才能引发传染病。由于对动物的驯化，使得发生在这些动物身上的流行病转移到人类。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传染病都可以追述到我们的动物朋友身上：麻疹、天花、肺结核来自牛，流行性感冒来自猪和鸭，百日咳来自猪和狗，恶性疟疾来自鸡、鸭等禽类。城市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形成并保持我们人类才会有的群众疾病，因而形成对病菌的免疫力。

一个社会里的常见病，对另一个社会而言可能就是致命的瘟疫。欧洲殖民者之所以能够征服美洲，不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先进，而是因为他们携带的病菌。当西班牙人踏上美洲时，所用的“火绳枪”在射击一次之后必须重新填充火药，土著人的弓箭能够轻松地秒杀这种笨枪。但是，当那些经历了一场场疾病肆虐而存活下来的欧洲人闯入美洲脆弱的生态系统时，灾难开始了。由于缺乏圈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这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菌，开始大面积地死亡。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最终有95%的美洲土著人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在对“新大陆”土地征服过程中，病菌就这样成为欧洲人征服异邦的“头号杀手”。这就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新大陆时印地安人死于欧亚大陆病菌的比死于欧洲人枪炮和刀剑的人多得多的原因。

戴蒙德在书中感慨地说：“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可以传染给敌人最肮脏的细菌的一方”。

枪炮、病菌与钢铁。重要的不是枪炮和钢铁，而是病菌。

病菌来自农业革命，是农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帮助西方人征服了很多殖民地。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正是因为欧亚大陆首先跨入了农业社会，才有了足够的物质和技术积累，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方世界之所以兴起，不是因为西方的人种更加优秀，甚至也不完全是因为西方科技更发达、制度更完美，追根溯源，是因为地理这种极其偶然的因素。

因此，他在书中写到：“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

而对于中国从领先到落后的命运，作者解读为：欧洲始终分裂，中国经常统一。分裂催化了竞争，统一扼杀了竞争。

书中如此表述：“了解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的关键所在，就是去了解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个答案让人们惊讶，觉得十分荒谬，但是也引人深思。

由于戴蒙德是学习自然科学出身，所以，他才能避免囿于历史学的单一视角，而用更加宽广的视野审视人类的命运。虽然他的部分观点过于偏颇，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

怎样看待历史，决定了人们怎样看待现实；

怎样解释历史，决定了人们怎样解释现实。

当看待和解释历史的视角被固化时，现实的视角也会被固化。

戴蒙德的贡献就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多元的看待历史、解释历史的视角。

这是我阅读此书最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