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醪集》读后感_2600字

《春醪集》读后感2600字

#梁遇春# 
读书与怀人：许君远文存（许君远谈遇春）
谈梁遇春（1） 谈梁遇春
在《现代》二卷三期中读了侍桁君《最近逝世的梁遇春》一文，忽然引起我的怅触。去年夏间从梁君追悼会中回寓，便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但因人事鞅掌，终于迟迟未能下笔。废名君曾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中撰一短论，对于这位玉楼应召的作家有所批评。关于他，此后顿而寂然，除掉《新月》月刊中，正陆续发表他的“遗著”。
梁君享的年龄过小，他的“成功”并不算伟大，在将来的文学史中能否给他一个小小的位置如道荪（ErnestDowson）或其他短命文人一样，也很是一个问题。
不过他确是一个拼命努力的“学者”。在最近十年中他读过无量数的书，在最近五年中他写过或是评论过将近几十万言的著作。如果天假以年，他定能给予人间以绝大多数的贡献。然而他死了，这种想象的推测，说来又有什么好处呢？
侍桁君给予梁君的批评却很深刻，但错误也在所难免。遇春爱读书，只要是“书”他便喜欢读，这也许是他的毛病。不过他也有专嗜：于中国他爱好唐宋诗词，于西洋他爱好兰姆诸人略带哲学味道的散文。而他的小品文字，便全是受了这两者的“烟士披里纯”才产生的。他好“卖弄”，幸喜这一“卖弄”并不牵强，我们绝不会想某篇文章是将就某说某句而组成的。
他没经过大的风波，这也许是一般人说他不老练不成熟的原故。但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新奇思想，多是道古今中外所未道：读了这些妙论，谁敢相信他还是一个幼稚的孩子？他未能饱更世故，要知道对于世故，他也并不比一般隔阂。
侍桁君又说梁君对于新出版物是厌恶的，“至少是以轻蔑的眼光来接受那些书籍的”。侍桁君同遇春不是素识，传这话的乃是他们的一位友人。如果不是侍桁君的错误，我们总不认为友人的说话为非片面的见解。自我与遇春同窗的观察，知道他对新旧都能容纳，在某一种新出版的刊物上竟惹起他的注意了。尤其是西洋现代的思想，他了解得十分清楚，这可以从他生前或死后所发表的作品中证明（尤其是《新月》月刊四卷三期中的批评斯特剌奇的文章，够那么深刻而有独到的见解）。
谈梁遇春（2） 梁君是福建人，自幼受教育于南方，到民国十一年才来北平升入北京大学。他入北大之初，完全是一个活泼的小学生，在一般人看来，谁也不相信那样一个孩子会进入最高学府受教育来了。他不好运动，也不参加出风头的工作，如演说辩论会等；终日夹着书本出入图书馆，上下讲堂；不过绝没有“腐坏了的老学究面孔”。关于以上种种，侍桁君完全臆测错了。
民国十一年北大收入的学生约三百二三十人左右，文科方面（即乙部）除德法文班外，英文组分甲乙丙丁四班，每班在英文选读和数学实习钟点，每班又分一二两组。在预科二年期间，梁君是丙班一组。与他同班的张友松、石民是乙班，废名是甲班。丙一的英文完全由关应麟先生（安慰他的灵魂！）担任，梁君在他的班上很是一个成绩卓异的学生。
除了年纪轻，“漂亮”，梁君还有一件令人乐于称道的事情。这事在一般人看来，也许认为不道德，然而青年们有几个人不犯这个毛病？梁君那时年才十七岁，他自然未能免俗。事实是如此：梁君有一个同性恋爱的对象，对象是理科姓江的学生。这事比其他的事更容易惹人注意，于是梁君便为许多同学所知道他的名字，就要追问他志趣与学问。结论一致称赞他聪明，并且谁都明白他喜欢哲学，在预科毕业后，他一定要从事于叔本华、笛卡儿的研究。
在民国十三年夏季北大英文系的入系试验，梁君以第五名而获中（第一是张友松）。但当时他的意志尚未完全确定，据说他还想入哲学系。不过后来没人提到他这改弦更张的理由，而梁君也就专攻了六年偏哲学性的文学著作。他是有天才的，只要是他读过的，他便能领略。到他手边的书全肯加以涉猎，不过一本著作他能够彻头彻尾地读完的也很少；这情形尤其是在小说方面：他读过琴•奥斯顿，读过布郎第姊妹，读过迭根斯，读过塞克利，读过汤麦斯•哈代……但你试问问他各著作的内容，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大概的影子，充其量不过是Shirley中所用的法文比Villette尤多。朋友们都说他没郑重其事地念完过某一本书，这也许可以相信，否则我们能从什么地方探寻他那不能享尽天年的征兆呢！
民国十六年北大大改组，是年暑假，叶公超先生由暨南来信，邀梁君同其他英文系二三同班南行。梁君是叶先生很看得起的门生，信上写明暨南可以特改一班英文系四年级。?过梁君同其余都未成行，我们七八个人就将将就就地在所谓“京师大学”也者毕业。毕业后梁君回闽。他预定在暑假期间赴法留学。这原因不明白，国未曾出，结婚之后即赴真茹，随叶公超先生在暨南任教员职。那一个时期他的成绩很好，他的文章渐渐出现于《北新》半月刊及其他杂志。至于他从什么时候起始写文章，那只有他自己知道。民国十六年当儿，北平曾出版一种昙花一现的《摸索》半月刊，我还是在那上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题目是《查理斯**自传》，这篇“评传”完全能代表他终生的思想。
谈梁遇春（3）
十八年春天他携眷北来，在北大会馆任职，因为瑞利查资的小说，特去一院红楼东头访他，他问到我的工作，提到张友松的结婚，还谈了一些别的闲事。亲密的程度比较在学校时，像是深了好多，但我心中感觉到些须的惭愧：在一个教室中两人同受教育，因为天才环境的不同，料定他的成就较我为远大。我劝慰他，同时却恨自己。自是而后，我们也不断地过从，不过都为时很短暂，而且预定互相访问，终因时间之不许而未果。我最后见他，是在一个结婚典礼筵前，去他死不过一月。
除掉写小品文外，梁君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按照英文对译了好多短篇小说。译文很忠实，给予初学英文的青年以莫大的便利。即使梁君在文坛的地位不稳固，但我们相信此等译品以及《**自传》都有留传永久的价值。
梁君死后，当时也很受了一些刺激：只惜自己不是雪莱或丁尼生，写不出Adonais或是InMemoriam的伟大诗篇以纪念自己的好友。见到别人纪念他的文字，也想动动笔，终于迟至于今，去他逝世的日子，眼看又是一年了！偶尔翻出侍桁君的作品，才凑成这一篇?小的“礼物”。《现代》月刊二卷四期又登载着梁君至石民君书数通，读罢觉其文笔比他旁的作品还老到。
仅写了一些轶事，补他人之不足。检讨评论的重大工作，愿意有人担负。结尾了，借雪莱挽济慈的诗录此二句：“花待开了，竟尔凋零摧折；暴风雨过了，碎百合在地面陈列。”
原载北平《晨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