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与道教》读后感_1300字

《儒教与道教》读后感1300字

超级喜欢黎敏老师在外法史课上讲宗教，所以在很多书里挑出这一本写老师安排的读书笔记。事实证明，我实在是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拖了一周也没觉得自己读懂了多少。不过好歹也算是我读的第二本韦伯的著作了吧，强行推文但不做推荐。

马克斯·韦伯认为，考察社会的信仰体系，最重要的切入点在于关注社会中的阶层。宗教预言的方式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阶层性的不同决定了认命所追求的此生和来生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他指出“本书志在对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一些定向因素进行剖析，因为这些定向因素对宗教的实际伦理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最终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宗教的独特气质”。在古老中国，并没有宗教先知或者权力极大的僧侣阶层，皇帝自身便是地位最高的僧侣以及至上的统治者。在周王建立松散邦联国家的时候，其在担任宗主的同时，还兼任着着正统的最高祭司。担任最高祭司成为了周王统一诸侯国文化的基础条件，礼仪作为一种粘合剂粗成了这种文化上的统一。在封建制度被消灭，秦建立了统一帝国以后，“神灵非人格化”成为了官方祭司的主流特征，“天”不再以英雄的形式出现，而成为了一种可以对当权者提出控诉的理想法庭。在儒教等礼仪倡导者和哲学家的运作下，中国皇帝的一举一都源于古代经书典籍中的礼仪和伦理，皇帝想要证明他具有卡里斯马（统治者所具有的能让被统治者信服的非凡品质），证明君主之外是天赐的，那他就必须施惠于民。

韦伯认为，对传统主义（视日常习惯为行为规范）的信守是古老中国一切统治形式的基础。家长制是最重要的统治形式，世袭制是经由家长制变化而来的。在古老中国，一切最重要的统治形态早已经被卡里斯马和传统家长统治瓜分殆尽。具体到卡里斯马型统治，韦伯认为卡里斯马型统治在战国时期经历了从封建世袭卡里斯马到世俗卡里斯马的转变。在战国时代的诸侯国战争中，士人（拥有知识的人）被诸侯用来在自己的领地内进行理性化的管理，这是行政管理从封建采邑制向官员俸禄制转变的开始。自秦在中央以左右丞相代替封建卿士寮，建立起严格的官员制度，迅速形成了与世俗卡里斯马等级阶层相适应的俸禄制度。由于国土面积过大，中国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受到一定限制：中央权力的下放造成了地方分裂主义的出现。因为对于地方正式或非正式的官员来说，任何中央集权化的管理都会严重侵害到他们的俸禄。这个原因阻碍了国家中央理性化和统一经济政策的实现，原来推动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行政管理理性化的俸禄阶层在国家统一后成为了国家理性化行政管理的阻挠者。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理性经济活动，而是非理性的政治掠夺资本活动，宗族组织和乡村村庙充当了这样的掠夺体。宗族和村庙由被管理者缴纳的税费作为货币财产，将货币利得用于土地投资，并将所拥有土地进行投资，发展出一个放租小农地的土地贵族阶层。这种受缚于宗族的经济关系和国家共同体的经济税收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张力，也是导致中国不曾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市民阶层的原因。

具体到士人阶层和儒教的关系，以及儒教与道教的关系，因为还没有整理明白，姑且不提。等再读过几遍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