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_4000字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读后感4000字

我在家里住了16年，父亲不在工厂轮班，就在教堂。母亲整夜醒着，终日抑郁。我上学，去教堂，跑进山间，秘密地读书。我自幼便学会隐蔽。藏匿我的心。掩饰我的想法。
我母亲不热爱生活。她不信有任何事会使生活变得更好。她曾对我说，宇宙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我想了一会儿之后，问她桶盖是 关着还是开着。
“关着的，”她说，“没人逃得了。”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是一部由珍妮特·温特森所著的自传，
她于1959年出生在英国的曼彻斯特，自小由笃信基督教的家庭收养。珍妮特的养母是一个偏执虔诚的教徒，喜欢将事物分成敌友两派。恶魔，邻居，性是她的敌人，而上帝，她家的狗，夏洛特·勃朗特的小说是她的好友。在母亲的教育下，教会活动是珍妮特日常生活的一切。

但珍妮特并不是循规蹈矩的女孩子，受《圣经》启蒙，她对宗教、信仰和死亡有着超越同龄人的认知，这遭到学校其他师生的冷眼与排斥，她的世界里一半是天堂的盛景，一半是地狱的烈焰。

16岁那年，珍妮特·温特森爱上了一个女孩，并为追寻自我和真爱最终走上了与家庭、教会决裂的道路。此后，她靠在殡仪馆、精神病院等地兼职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

1985年，处女作《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出版，获英国惠特布莱德小说首作大奖，赢得国际声誉。2011年，珍妮特出版自传《我要快乐，不必正常》。2016年，温特森入选“BBC100位杰出女性”名单。代表作品有《写在身体上》《给樱桃以性别》等。

珍妮特

珍妮特·温特森人生的开始是魔鬼与婴儿床的黑暗故事。

“躺在我隔壁婴儿床里的，是一个名叫保罗的小男孩。他是我幽灵般如影随形的兄弟，因为我不听话的时候，圣洁的保罗总会被召唤来。保罗绝不会把他的新玩偶丢进池塘。保罗不会往小狗睡衣袋里塞满西红柿，然后通过挤压动作进行一场“血淋淋”的胃部手术。保罗不会把外公的防毒面具藏起来。保罗不会戴着外公的防毒面具，到一个欢乐的生日聚会去当不速之客。
假如他们领走的是保罗而不是我，一切会变得不同，变得更好。”

保罗是圣洁美好的象征，珍妮特的母亲总是在对她生气时说：“魔鬼领我们找错了婴儿床。”

“错误的婴儿床”这个概念贯穿着珍妮特的一生，给她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往后很久的时间里，珍妮特都觉得自己是错误的，是不应被爱的，是魔鬼的化身。

我从不相信我的父母爱我。我设法爱他们，但徒劳无功。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会如何爱——付出爱与接受爱。我着了魔似的、巨细靡遗地书写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认为它是最高的价值。当然我早年爱上帝，上帝也爱我。那算是爱。我也爱动物和自然。还有诗。人才是问题。你如何爱另一个人？你如何相信另一个人爱你？我不知道。
我以为爱是失去。
为什么要用失去衡量爱？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总是伴随着争吵、疑惑和迷茫，对珍妮特来说，迷茫更多来源于对自我同性倾向的认同。

“我对性与性取向感到困惑，也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烦恼，住哪里、吃什么、怎么通过A-Level课程 的各项考试。
我孤立无援，但T. S.艾略特帮了我。
所以当人们说诗是一种奢侈、一种选择，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不应在学校读诗，因为它不符合时代潮流，或者给出其他任何奇怪又愚蠢的关于诗以及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的观点时，我便猜想说这些话的人过得很安逸。
艰难的生活需要坚韧的语言——这就是诗的本质。这就是文学所给予的——一种语言，强大到足以说出生活如何艰难。
这不是藏身之处。这是安身之所。”

她读遍图书馆中A-Z的散文集，找到了一个可以庇佑不安心灵的安居之所，与诗和文学共同感知，从书中获得平衡，并平安度过浸透人心的情感浪潮。

但珍妮特·温特森的母亲认为印刷品能煽动叛乱、燃起争议。书籍和知识能充裕一个人的思想，让人拥有越来越多不可控的力量，于是她不让家里存放书，也不允许珍妮特阅读虚构作品。

珍妮特与母亲之间注定有着一面高墙。是信仰、认知、逻辑与伦理。

“墙是庇护，也是限制。墙的本质注定了墙终将倾颓。吹响自己的号角，你会看到四壁倒塌。”

母亲发现珍妮特私自藏匿和阅读书籍，于是她烧毁了珍妮特所有的书籍，摧毁了珍妮特的光明与温暖，那一刻，珍妮特感受到了切身的疼痛，她重要的一部分被毁坏了，连同书本被烧成灰烬，珍妮特的信仰也瓦解成了碎片。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快感。就像走过绵延不绝的山路，回头眺望时景象映入眼帘所带来的触动。

“书没了，但它们是身外之物；蕴藏其中的东西无法如此轻易被摧毁。书里的已经在我心里，我们将一起逃离。
那堆闷燃的纸片和铅字，到隔天寒冷的清晨依然温暖，我站在边上，明白了我有别的事可做。”
“我可以自己写书”

温特森太太

温特森太太是一个矛盾结合体，可以说让人又爱又恨。她有着虔诚的基督信仰，宣扬末世论，厌恶性行为，更鄙弃珍妮特的同性爱情，但是她却丝毫没有种族歧视，听不得任何因肤色或种族而起的诋毁。

温特森太太光荣负伤，像一个为耶稣挖目流血的中世纪殉道者，拖着她的十字架给世人看见。受难是生命的意义。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在这儿？”她会回答：“为了受难。”

作为母亲，她严肃而刻板，每日向珍妮特诵读《圣经》，希望将珍妮特培养成一位传教士，走出她未竟的人生。这是荒唐的，显然珍妮特的人生轨迹也与温特森太太的信仰背道而驰。

起初，温特森太太期望领养的是个男孩，即伴随珍妮特一生的幽灵兄弟保罗。温特森太太准备了很多适合保罗，一个男孩所穿的衣服，而这些衣服后来错误地穿在了珍妮特的身上，这也成了珍妮特对自我认知和性别认同产生怀疑的导火索。

珍妮特对温特森太太的形容一直是负面的，温特森太太是她的苦难，给她带来了黑暗的礼物，但并非毫无用处。这份黑暗滋长了珍妮特的文学素养，没有温特森太太，就没有现在的她。以致于后来珍妮特找到了亲生母亲安却没有感觉到那种受脐带和血脉牵扯的情感联系，她不喜欢安批评温特森太太。

“温太太是个怪物，但她是我的怪物。”

性别政治

珍妮特决定申请去牛津大学读英文系，因为这是她最不可能做到的事，她在对这个世界宣战，誓要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无论性别，无论阶级。

我读得越多，就越感觉跨越了时间，与其他生命及更深刻的共鸣相连。我感觉不那么孤单了。我并不是独自在此刻的小筏上漂流。

书籍、知识与教育资源不应阶级化，更不应涉及商业利益，它应是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的公共财产。这也是珍妮特一直以来所争取的。

即便是今天，法律与规则的天平仍然偏向男性，女性的贡献与影响力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回报，反而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被要求顺从和谦卑。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糟粕之处并未被彻底摒弃，它就像微弱而燃烧着的火苗，持续照亮着世间的不公。

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工人阶级的女人。我是个希望能毫无愧疚、不被取笑地去爱同性的女人。正是这三件事构成了我政治观念的基础，而不是工会或左派男性所理解的阶级斗争。

珍妮特选择的这条路，没有退步的余地，因为从开始的那一刻她便决定彻头彻尾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改善。

最终珍妮特也以全A的成绩考入了牛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

重生

珍妮特的一生有着数不尽的坎坷与争议，就像圣经中的世界一样，一半是天堂的盛景，一半是地狱的烈焰。

珍妮特也曾焦躁不安，自我否定，精神崩溃，想过用自杀结束这一切，但就在她试图自杀的时候，幻觉却告诉自己必须重生。

她是破碎的，但是活着。

那个独居在底部沼泽的迷失、暴怒、凶恶的孩子，她不是富有创造力的珍妮特——她是战争的受害者。她是牺牲品。她恨我。她恨生命。

珍妮特就像一艘在夜晚航行的小船，四周没有光亮，海浪不断拍打她孤独的船只，只有小心翼翼和坚定方向才不会被议论的旋涡吞噬。《太阳之战》便是在夜晚航行中诞生的灯塔，它在偶然间照亮了珍妮特苍白的人生，那是她创造的一个怪物，凝聚着内心所有的迷失与癫狂，却支撑珍妮特活下去，因为她选择直面它，选择与它和解。

“我们将学会如何去爱。”

信仰与爱

珍妮特的文字里有家庭、信仰、学业、性别等束缚中的挣扎，也有从懵懂走向独立，从倔强走向坚定的人生态度。

对一个人而言，没有意义的一生，也毫无动物自然的尊严；我们不能只是吃、睡、狩猎和繁殖，我们是追求意义的生物。西方世界摒弃了宗教，但没有消除我们的宗教冲动；我们似乎需要某种更崇高的目标、某种生活的目的——仅仅有钱有闲和社会进步是不够的。

母亲曾对珍妮特说，宇宙是一个浩瀚的垃圾桶。但珍妮特说，

“我就是没法活在一个合上盖子的浩瀚的垃圾桶里。”

“我发现一线微光，明白自己需要找到那个能让生命与它自身和解的地方。我知道这与爱有关。”

“无论多么贫乏，仍要爱生活，无论怎样寻找爱，也要爱自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式，那将会与生活和爱背道而驰，而是以鲑鱼一般的决心逆流而上，无论水流多么汹涌，因为这是你的河流……”

同性爱情就像社会秩序中悄然滋生的一个裂缝，微小而确切存在着，谁也不能说那是错误的行为，谁也不能自诩高贵地去批判一个信仰，肆意评判一种人生。

就像托马斯·林奇在《殡葬人手记》中写道的那样：

“无论是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或是持有其他不同信仰的各种人——像普通人一样哀恸。他们承认我们有哭泣和歌舞的需要，有遵从和亵渎圣典教条的需要，也有敬仰和责难上帝的需要。 ”

15岁的珍妮特曾向母亲表达自己的心情，期望得到理解：

“When I am with Janey I am happy.”

母亲的回应却是：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Why Be Happy When You Could Be Normal？ ”

珍妮特无疑用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回答：

《我要快乐，不必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