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读后感2600字
本书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史,十分新颖,与之前所看的历史书籍有本质的区别,更深层次的揭示了社会的根本矛盾,以及朝代更替的深层次原因,读起来也十分有趣,开阔思路。(摘录书中一些观点,梳理开来趣味盎然)
从商代晚期诸王用玉石作为货币,购买周人的效忠与军事服务,也使自身的粮食源源不断地流向周人,当周人壮大之际,也就注定了商王朝的终结。继承商朝的周人,在追求铜矿原料的道路上,由于无法摆脱对马匹的需求,把未来留给了秦汉帝国(由于要对江南铜矿进行管理,使管理者芈姓族人逐渐强大起来成为称霸一方的楚国)。而这两个古代王朝,并没有就此离我们而去,它们在告别历史舞台的同时,也将对玉器和青铜器的推崇,写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秦汉王朝对域外世界的向往,召唤起中国文化最底层中对“神仙”之境的向往(即域外民族,后来逐渐发展为匈奴)。杂糅了“仙人”与“先人”观念的博山炉,燃尽了秦汉帝国的积蓄,也打开了帮助后者登天的不归路。当神仙从远方来到中原边境时,他们不小心遗落了羽衣,变成了东汉护乌桓校尉墓葬壁画上“胡市”中的骑士(鲜卑等)。
为了让骑士们为己所用,汉地王朝再度倾尽所有。然而,这些流入北方营帐的钱粮,除了滋养了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外,还留下一个孱弱的魏晋社会。当魏晋名士不堪北伐带来的赋税压力时,行云流水的草书,成为他们遁身仙境的咒语(魏晋道教盛行,王羲之等属于天师道,以抄经为其一种修炼方式,实是对现实的无奈(东晋倾吴越之地钱粮北伐,最终失败))。与此同时,另一种与其有着共同起源的观念,则以相反的形态,帮助北朝建立了一个现实的神仙之境。佛教的现实王国,不但将北魏皇帝的容貌留在了大同通往塞外的山崖上(云冈石窟,四大石窟也随着佛教的从西向东传播形成为敦煌莫高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北魏迁都洛阳后最终也因为守旧势力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也为中国的再度统一贡献了宗教现实主义的力量(佛教本来是脱离生产力的,在南方确实如此,然而在北方佛教的转世观念,则像是一种一劳永逸的“降神附体”,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变成了与今天对应角色的“前世”,佛国就不再是遥远的彼岸世界,而是现实生活本身)。
很快,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这种力量重新以消费主义的形式,推动了中国王朝的新一轮交替。茶叶的适时出现,让这份佛教留给中国的遗产(茶圣陆羽改变了以往茶(包括茶叶,葱,姜等),使茶成为今天仅用茶叶泡出的样子),对后世产生了两种殊途同归的影响:一方面,它成功挽救了安史之乱后,陷于马匹和缣帛双重供应不足的唐朝经济(茶叶代替了丝绸成为交换马匹(突厥)的替代品,同时也使得瓷器大兴于世(青瓷,元代时崇尚白色,白瓷兴起(景德镇),明清时景德镇的青花瓷和青白瓷茶具重新兴起),北魏对北方柔然的进攻,使得柔然征调更北方的突厥为自己进行军事活动,随着北魏的分裂突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等到隋唐时其北方的敌人就变成了突厥);另一方面,茶叶贸易,也给宋代留下了辽国和西夏,这两个因茶马贸易而崛起的异姓兄弟(北宋建立后,急欲夺回唐朝在北方留下的另外两份遗产。借助茶叶、瓷器为基础的对外贸易,北宋得以维系一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队。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不仅没有为北宋赢得胜利,还把经济负担转嫁到了普通生产者身上,久战不胜的僵持局面,使北宋开始采取以“岁币”换和平的策略,这让周边的西夏、辽国每年都从宋朝的税收中拿走很大一部分。军费开支与购买和平,这两部分庞大的支出最终使北宋在末期背负了骇人的财政赤字。对于百姓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遁入山林)。宋代,犹如四周缺乏伸展空间、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国家,圈住了国内最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只能在山水画作中,追求陶情的林泉,躲避现实的无奈(辽代后期,虽然减少了与北宋的冲突,但辽与西夏的局部战事也没少耗费国库。于是他们引入渤海地区的女真作为自己的援助。当辽国把全部的资源用于供养女真雇佣军时,进入全面军事化进程的女真,很快就让辽国无法应对了。而女真建立的金国在与南宋的对峙中,也不得不走上辽国的旧路。他们从北亚的森林中,招募了蒙古部落。)。
在元代,这种象征形式恰好翻转过来,上进无门的知识分子重新聚集在园林之中,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把幻想的仙境在街衢中建造出来。当所有失望的知识分子都跃入仙境,元朝的统治便随之瓦解(江南地区作为东亚最晚进入元朝统治区域范围,其地位低下,且元朝在很长时间里取消了团结中国知识阶层的关键的科举制度,南方知识界在晋升无路的背景下,采取了自我放逐的策略,将宋代山水画中的虚拟世界搬到现实里来(古典中国三大雅集:东晋王羲之兰亭集会,宋代神宗朝驸马王诜西园雅集,元代江南昆山顾阿瑛玉山雅集,开江南苏州拙政园,留园先河),有钱,却不能参与政治活动,对于江南土豪来说,就只剩下任性这一条路了)。在玉山雅集同年元末农民起义也拉开了帷幕(在元朝短暂的统治时段里,蒙古贵族发动了大量对内、对外的战争。江南生产的粮食、丝绸,成为元朝必不可少的经济根基。而当时的昆山,掌握着元代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这里有两条路线可以抵达元大都:一条是从江南密布的河道网络进入京杭大运河,经过扬州一路北上;另一条是从昆山东面的刘家港码头进入东海,走海路北上,到达天津的大沽港,再走陆路到大都)。
不过,对于明朝而言,元朝留下的记忆又是情怀满满。为了重现蒙古帝国的物质网络,西欧航海家与郑和一同为打通欧亚大陆的海洋之路做出了尝试。新航路的开辟,将美洲白银运到中国这个巨大的银窖中,不但为明代的江南园林增添了许多家具陈设,还令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东北部落的营地(通过对外贸易流入明朝的白银,不但促进了国内的生产,还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望。明朝还向北方黑龙江、嫩江流域的人群开放市场,用白银购买东北亚地区的特产,比如人参、貂皮、鹿茸,等等。这些白银最终转化为粮食性产品留在东北,这些粮食让北方满洲地区的人口急速增长,更多的人口生产了更多的特产,更多的特产又换来更多的粮食)。明朝的丝绸、茶叶以及白银,以粮食的形式又一次鼓舞了北亚的人口增长,而这些物质产品也为满洲的首领打通了来自欧亚草原西部的火枪与火炮之路(明朝的茶叶和丝绸来到了俄罗斯商人的手中,而来自俄罗斯的火枪则转移到了蒙古贵族这一边,满清又在明末前征服了蒙古贵族,周边的蒙古汗国也归顺了,这些火枪火炮最终落到了满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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