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读后感_1800字

《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读后感1800字

如屈原、王夫之语，力行而后知之真，九折臂而成医。在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前，纯理论往往是脆弱不堪一击的。《良心的鼓声》中，徐贲试图从个人良知、群体公德、政治结构、社会共善着手，提供一套交互牵连的思考方法，只不过最终抽丝剥茧，却又形成了一个无法克制的闭环。

所谓“良心”，首先是一种是非观念，它不受一般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甚至法律规则的制约，而是一种缘于思考、判断之后的善恶分辨能力；同时，在作者看来良心更是一种“使理智付诸实践”的动力。只有当这种能力被采取相应行动，这才叫作良心。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和心学中的“致良知说”，大概是一脉相承的。王阳明说：“良知者，心之本体”，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种良知发乎本心，来自自然，是不受到外界的道德伦理和教条规则所约束的；而良知和致良知即是知行合一的关系，“知而不行，是为不知”。

那么用良心判断好坏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徐贲所言，和心学大凡无二：做一事，发一念，其动机是否出于自私自利，即善恶之唯一标准。

当然，人是社会动物，“私德绝非只是个人问题，它的首要价值乃在于有助于群体的集体利益（梁启超）。”一个人的良心是由于与他人有交往和互动，才变得清晰和明确起来的。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说，一个人的良心走不远，处在社会群体中，或许才能唤醒社会的良心。然而因为人性本身存在盲目性、趋同性，导致个人意志很容易服从某种公共意志，从而丧失独立思考，成为乌合之众的一员，无论是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所阐述的平庸的恶，还是“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社会角色带来的人性变化，都告诉我们，良心并不一定是好的良心，良心也可能成为“恶的良心”，许多做坏事和作恶的人，不是由于“良心泯灭”或是“没有良心”，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指挥着他们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作恶，通过牺牲别人来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由心学演化的泰州学派，就因为过于禅化，追求极致的个人主义——主张为了达到个人良心可以不择手段，不仅被官方定义为异端邪说，就连王学的主流，亦不能忍受其激进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制定一套适合绝大数人的法律，似乎就成为多数人良心的体现，按照徐贲的说法，维护法律的的集体之善是每一个成员的责任，然而，法律必须是正义之法，相比于个人的良知，社会的法律更容易堕落成为集体施暴的法器，从希特勒到斯大林时代，无数人打着法律的幌子，公然对他人施暴。他们行事有“法律依据”，或者至少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位和权力找到钻法律空子的办法。这就会使得法律在整个社会中丧失信誉和权威，对法治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社会的“良心”？徐贲给出两条路：一是法制，二是社会的公德。

第一点不多说，在充满了“丛林法则”和“感激主义”的社会，良心是无法正常存在的，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强权即是正义的社会，时刻上演着“好人打坏人，坏人挨打是活该”这样的情景剧，任何一个普通人进入这种制度当中，都会成为加害者、迫害者、凶手和刽子手。只有某一天法治替代了人治，我们才有资格谈论社会的公义。

而在社会公德中，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对个人崇拜和奴性的去除。个人崇拜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政治化的感恩、感激领袖或领导，表白谢恩与忠诚。在这种谄媚、讨好、奉承和忠诚表白的奴性之下，已经毫无个人原则可言，马克·吐温说，“感恩是一种债务，就像被讹诈一样，交付越多，就越向你勒索”。谁一旦被这样的软绳索捆住，便当然只好永生永世地感恩图报了。

须知，如《遗落的南境》中言，人不应该对本身应得的表示感谢，只有民众把自己放尊重了，看平等了，从骨子里去掉奴性，才有可能之真正独立思考，发现自己的良心。

而去除这种奴性，则需要克服功利主义行为，王阳明以为，良知唯一的仇敌是功利主义，不把这个病根拔去，一切良知无从做起。如今社会，逐利成为普遍行为准则，人人只顾私利，只要有利可图，便都将良心弃之敝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提高大众的道德意识，其实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构想。

社会道德的沦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谁都不是一座孤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个人良心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