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陌生的邻居》读后感4000字
蒋介石“以德报怨”讲话全文
13-08-16 把吴钩看了 关注献花(0) 收藏
豪迈宽容”“无以复加”,这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对里说的,指的就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诸多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概括是恰当的,它如实地反映了抗战即将结束时,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准备对付中共,而对日本侵华军队采取的态度。当然,这一态度并不源于蒋介石、何应钦们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的。关于这一点,本文就不予涉及了。
现在让我们通过史料,去看一看1945年8月15日当天及之后的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一)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当天就号召国人不念旧恶,以德报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的方式正式宣布投降。就在同日的上午10时,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全国广播讲话。
这篇讲话,当然不免要首先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介石是基督徒嘛),也不免要赞扬一下全国人民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民族精神,以及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携手作战。但站在68年后的今天回看这篇讲话,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内容,恐怕是如下这些字眼:“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要爱敌人”,“待人如己”,“与人为善”。
蒋的讲话全文,收录在《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中,题目为“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兹引相关段落如下:
…我相信今后地无分东西,人无论肤色,凡是人类都会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联合,不啻成为家人手足。此次战争发扬了我们人类互谅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们互相信任的关系,而且证明了世界战争与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这更足以使今后战争的发生势不可能。我说到这里,又想到基督宝训上所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实在令我发生无限的感想。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关于这篇讲话,在蒋介石当年8月14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录:
近日忙迫,本托(陈)布雷伐拟,以其病,至今未动笔,故不如自拟为快也。
由此基本可以断定,这篇讲话应该是蒋亲手写成的,因而应最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
透过温情四溢的文字表面,我们不难听出这讲话的弦外之音,即忘记与日本的战争仇恨,开启与日本的合作。
几千万同胞、几百万将士尸骨未寒的时候,发表这样的讲话,是不是有点来得太快了呢?
日本作为投降的一方,当然对此会更加敏感,绝不会让蒋公的美意付诸东流。
事实上,后来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篇讲话。下面摘录几段:
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我等日人态度,总的来看出乎意料的良好。这可能与中国人慷慨的民族性格有关。但我认为其最大原因,是广为传闻的蒋介石委员长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
这个演讲与当时苏联斯大林之“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比较,应该说中国之豪迈宽容,无以复加。我认为,这一思想及方针,如后所述,已成为中国官民在接收中对待日军投降手续及战犯等一系列问题态度的基础。
由于蒋总统有名的广播演讲,对侨民很少压迫,治安大体得到维持。
停战不久蒋介石委员长就发表了对日本人宽大处理的方针,因此,中国军民对我军的态度大体良好。日本除下述与共军接触地区之外,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秩序。
8月17日、18日,北京、上海中央政府系统的报纸即已复刊,在其第一期报上,根据蒋委员长的方针,刊载了大意为“勿以暴力代替暴力”的社论。新任上海市长蒋伯诚、副市长吴绍澎两氏,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谈话。
30年后,蒋介石“崩殂”(台湾官方说法)时,日本《朝日新闻》在评价他的社论中,也提到这个讲话:
蒋介石氏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蒋氏的光荣在领导对日抗战胜利时达到了顶峰,并且由于蒋氏的以德报怨的布告,使得日本的二百万军队能够生还故国,是日本国民所无法忘怀的事。
当然,爱知县的中正神社说得更清楚:
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介石(中正)公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以德报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分区占领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反对罢黜天皇,200多万军民即行遣归日本。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二)受降仪式上,处处为日方着想,何应钦不由自主答礼
关于受降仪式的安排,以及受降仪式上何应钦先生的表现,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述。我们直接引他的说法,不必画蛇添足了吧?
有关投降手续等,因中国方面连日提出了一些小的抗议、质问和调查等,参谋们昼夜忙于事务,其忙碌程度与进行大作战的情景无异,对他们高度的责任感,我深为敬佩和感谢。由于中国总司令部的交涉委员(参谋),全部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基本都会日语,在这一点上,十分方便。
9月7日,王武参谋来访今井参谋副长,当询其9月9日签字仪式,是采取总司令官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对方呈交的形式,还是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时,小林总参谋长等也参加了协商,对方回答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
以后据中国参谋透露的内部消息说,会场布置,最初中国方面为避免威胁感,拟采取圆桌方式。但由于美军方面的干涉,才改为长方桌对立方式。另外,还规定投降者必须敬礼。即:一到会场即向何应钦总司令官敬一次礼;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领取投降书时再一次敬礼,我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小林总参谋长向何总司令呈交时再一次敬礼,前后共敬礼三次。中国方面对此均不回礼。这恐怕也是出自美军的建议。但是,在第三次小林总参谋长呈交降书敬礼时,何总司令却不由得站起来作了答礼。看到我这位老朋友的温厚品格,不禁想到:毕竟是东方道德!
(三)投降日军不叫“俘虏”,叫“徒手官兵”
日本宣布投降后,侵华日军并没有像在其他地方一下成为“俘虏”,而是在蒋介石的“无以复加”的“豪迈宽容”下,被称为“徒手官兵”。冈村宁次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有关处理投降日军的情况…其基本方针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一是到遣返为止不解除军队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官兵二字,在日语中是将兵之意,徒手官兵即意味着失去武装的将兵,这在精神上使人产生好感。有关指挥体制,则命令改变职称,将我的总司令官改称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改称“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
据台湾历史学者汪荣祖主笔的《蒋介石评传》,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1956年去日本看他。那年4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了二人的对话。对话中对此有生动的描述: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
何: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
这里的事实极为清楚:之所以不把日军当“俘虏”,是因为可以利用他们去对付中共,是要给冈村宁次“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的资格!
(四)日伪军直接接受国军命令,帮国军抢占地盘
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对这一段历史有如下叙述:
8月23日,政府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命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军,在政府军到达之前,日军在必要时要就地防御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日军还接到命令,要他们收复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给共产党军队的地区,他们遵循这一命令展开了进攻行动。从8月末到9月底,以共产党军队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政府而行动的日伪军为另一方的冲突,有100多次见诸报道。作为这些军事行动的结果,共产党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苏、山西、山东和绥远丢失了大约20座城镇。
冈村宁次回忆录中的记载与此非常一致:
我派遣军通告中国方面:“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同时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敌人的任何要求,坚决予以拒绝,必要时应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
在美国人约翰·亨特·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中,对此也有相似和叙述。该书于一九七二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出版说明,该书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三百多种与中日战争有关的专著、回忆录、论文;日本外务省、德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和前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有关档案材料;以及作者对当时参与日本和汪精卫勾结的日本头面人物今井武夫、清水董三、松本重治和汉奸陶希圣、高宗武、李圣五等人。因而,该书的严谨性与可信性,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关于日军,书中写道:
上海、南京以及其他长江沿岸和沿海的城市最后都由傀儡军和日军交给了蒋介石的军队,而没有交给共产党,不过整个过程完全不合乎常规,而且进行得并不很快。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军在日本投降三天之后,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八日对他的部队规定一项投降后的基本政策:在重建中国方面进行合作;协助国民政府努力把中国人民统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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