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智慧：徐向前》读后感_2000字

《元帅智慧：徐向前》读后感2000字

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十七八岁娃娃一大片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个性鲜明的部队。就打仗亡命凶狠而言，在整个红军队伍中无出其右。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归纳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而他尤其看重的“首先是狠。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整个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生活中。”(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狠”的前提是不怕死。怕死这个词，在这支队伍里是不存在的。不怕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和骄傲，也没有什么比怕死更令人不齿和屈辱的了。在这种团队氛围下，他们根本就不把死当成回事，并引以为自豪。他们把在战场上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是红军战士的神圣归宿，是最大的光荣。指挥员尤其不怕死。打起仗来，各级干部乃至团长师长都冲在最前头，干部往往因为只顾冲杀而指挥不力，甚至冲得脱离了部队挨批评。被扣上畏敌怕死罪名，一定是栽赃陷害。
到那时为止的辉煌战绩和队伍的迅速壮大，造就了这支部队强烈的荣誉感和凝聚力，那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一种不容置喙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一种战无不胜的求战欲望。徐向前说，部队从上到下“巴不得天天打仗，如果一两各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工作”。内部之间争的是打头阵战强敌，否则就觉得窝囊要闹情绪。团队被人贬议是不能容忍的，真的打了败仗上上下下都觉得是天大的屈辱，有的指挥员甚至因此自戕。
上下之间等级分明绝对服从，是这支队伍又一大特色。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在两军会合时发现，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每人有十几个背篓，里面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我在懋功见的第一个四方面军领导干部是30军政委李先念，他请我吃了一顿饭，十几个菜。我已经将近一年没有吃过如此丰富的饭了!”(《杨尚昆回忆录》)十几个背篓当然不会是指挥员自己背，这在提倡官兵一致的红军中是少见的。同时，打骂士兵、草菅人命的现象也不鲜见。
这种绝对服从的精神使这支虎狼之师，在面对内部的清洗残杀时犹如沉默的羔羊。肃反冤杀在整个红军中都有，而杀人之多，手段之残暴，尤以四方面军为烈。1931年底三个月的“百雀园大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处决。但这种冤杀并没有动摇过军心和意志：指挥员正在指挥打仗，几个手持驳壳枪的保卫局的人闯进指挥部就把人押走，剩下的继续指挥，事后也不打听被捕人罪名下落;团、营、连、排的干部几乎杀光了，就忙着提拔新干部补充，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莫名其妙的被抓、闻所未闻的罪名、生不如死的酷刑、朝为高官暮为囚徒背夫的沉浮、亡命于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枪口大刀之下，不生反叛之心甚至无言声辩。尽管也有恐惧和不平，却没有发生重要人物叛变，更没有中央苏区福田事变那样的集体内乱。
连年无休止的恶战和内部清洗，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损失惨重。以4军正师以上干部为例，便有：11师师长张子清1930年5月负伤不治;11师师长周维炯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政委姜镜堂1931年10月肃反被杀;12师师长耿凯1931年11月阵亡;12师政委张赤男1932年2月阵亡;10师师长陈奇1932年3月肃反被杀;军政治部主任高静山1933年肃反被杀;10师师长王有钧1935年8月阵亡。在这8人中，死于打仗和死于内部杀害各占一半，其中1931年10月到1932年3月不到半年时间就死了5位师长师政委。
干部的大量损失和部队的迅速扩编，使四方面军的干部比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都年轻。徐向前说“军师两级干部20来岁的占绝大多数，团以下干部十七、八岁的娃娃一大片”。到1935年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除了方面军领导徐向前34岁，陈昌浩31岁，王树声30岁，军、师两级都是20多岁年轻人。
4军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王建安28岁，10师师长王近山20岁，11师师长陈再道26岁、政委陈锡联20岁，12师师长张贤约24岁、政委胡奇才21岁;9军军长孙玉清26岁、政委陈海松22岁，25师师长韩东山30岁;30军军长陈世才23岁、政委李先念25岁，88师师长熊厚发21岁、政委郑维山20岁，89师师长邵烈昆25岁;31军军长余天云“20出头”(生年不详)、政委詹才芳28岁，91师师长徐深吉25岁、政委桂干生24岁，93师师长陈友寿24岁、政委叶成唤22岁……。别看他们年纪轻轻，个个都是身经百战，战功累累。
徐向前承认，干部文化程度偏低，是这支队伍的一大弱点。“除总部保留了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干部外，军以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连作战命令、书信也不会写。受领任务传达指示全凭记忆力。有位师长，作战勇敢，屡建战功，但写不了自己的名字。签收文件，划个‘鸭蛋’了事。”(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这和张国焘卖力推行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有关，上有好者下必有甚，部队轻视文化知识，视有文化者为异己蔚然成风。两军会合时有人议论说，四方面军是工农分子，一方面军是知识分子，不是无产阶级的军队，理由是，“一方面军讲究衣着，许多人口袋里还别着一支笔”。文雅为负粗鲁自然为正。男性的睾丸和女性生殖器一样，是中国民间的“话把子”，各地叫法不一，湖北人叫“卵儿”，发音“罗儿”，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开口闭口不离“罗儿的”，甚至成了战友之间亲密无间的代称。以至许多人建国后当了老大的官还口不离“罗儿的”，老战友见面不“罗儿的”就不亲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