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中国传统语境下的皇权与学术读后感

作者：熊逸

《春秋》在中国古代长期被尊为政治哲学的至高圣典，并被认为是唯一由孔子亲手编撰的儒家经典。但《春秋》以微言大义暗藏褒贬，是非常费解的，尤其是经过历代经学家的解读变得越来越芜杂。那么《春秋》以及相关经典是如何在两千年专制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甚至呼风唤雨的？一贯被当作中国精神的春秋大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熊逸从唐朝一桩谋杀案讲起，通过大量生动的历史案例，运用翔实考据和缜密逻辑，一层层揭示了上溯至春秋时代的中国经典文化，包括《春秋》“一经三传”、《论语》《老子》等，是如何在皇权政治下被扭曲成了权力的工具的。熊逸对数千年的史实和典籍信手拈来，并让帝王、圣贤、权贵、武将、文士等不同时代的人隔空对话，他也在其中嬉笑怒骂，行文充满真知灼见，文风轻松幽默。当读者沉浸在他的文字世界时，一根绵延两千多年的线索逐渐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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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对文化的形成及社会心理、行为规范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四面被海洋、草原、高原包围，形成了独特的“黄土文明”，农业成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务实本分是文化底色，中国人自古就重视实用主义，士农工商本来只是管仲的职业划分，后来就有了等级之别，重义轻利的观念让商人处于尴尬的位置。中国的文化土壤让辩证逻辑发扬光大，却缺乏形式逻辑；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盛行，却难以产生科学思维和民主意识；注重自然和人的内外统一的和谐观，却没有对客观存在的刨根问底的求实精神。中国的文化火锅底料极为丰富，以至于近乎是个大杂烩。儒家更强调社会等级秩序，道家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墨家兼爱，法家看中刑法对人的外在约束。对于造反，商汤、周武顺应天命取代残暴统治，孔子肯定是不支持的，起码没有认同，推行仁与礼，四处碰壁，道之不行，也只能乘桴浮于海。孟子就完全不同了，“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失去民心的君王也只是独夫民贼，人人可得而诛之。文革中的“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大概可以从这里找到依据。封建社会（秦朝以前的社会形态）的百家争鸣确实促进了文化发展，而内法外儒的君主专制社会（秦以后社会形态）从黄老之学过渡到被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两汉间佛教思想进入，汉末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崩塌，儒家思想开始暗淡，道家和佛教的兴起让玄学盛行一时，隋唐开始儒释道的融合与发展，至两宋重新对儒学改造，兼顾融合道家和佛教，形成了理学，儒家思想重新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先秦儒家思想是原生形态，秦汉儒家思想是次生形态，宋明儒家思想是再生形态，清代儒家思想是衍生形态。中国经济重心呈现出“由北到南”的过程，政治重心呈现出“由西向东”的过程，几次大的社会动荡也伴随气温的急剧变化，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先秦的君主权力需要被限制在一定范围，秦朝开始君主权力被释放和激活，君权和相权开始博弈，中央和地方开始博弈，直到明清君权真正无所钳制，地方似乎也失去反叛的能力，君主专制也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