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阐释读后感

作者：王浩斌

"市民社会是一个关涉多学科的问题，其理论思潮之庞杂、历史内涵之丰富使得如何总体性地把握这一分析路径成为一个难题。本书稿以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垄断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核心的关节点，试图贯穿起马克思主义分析路径的中心逻辑。市民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基本社会理论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对市民社会展开考察，对当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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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民社会的建构中，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知识分子基本上受过高深的人文教育，拥有比一般人更多的文化知识与信息来源，对社会问题与弊端更为敏感，也有能力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共识的达成必须假设参与对话的人都具备理性能力，而知识分子显然比一般大众更容易达到这个标准（需要指出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虽然具有一定的理性思考能力，然而由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多元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共识很难达成。然而尽管如此，仍然需要提倡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对话，特别是要搁置自己的价值判断，认真地理解别人的观点与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提出“宽恕”。因为公共领域的交往之所以存在价值，是因为每一个人可以了解别人想法，同时他也可以通过与他们的交往和对话，在人际互动和自我反观之中更清楚地认知自身。公共领域的交往使参与交往的各方既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别人，从而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并且由于学术探索自由与理性精神，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往往与个人所属的集团利益没有直接关联（当然也不能排除一部分被利益集团收买的知识分子中的败类）。而且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写作、发表文章，讲演等，可以促进思想的传播与公民意识的觉醒。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应当自觉、自愿地承担起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虽然这仍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但或许最具有现实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