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_读后感_1700字

《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_读后感1700字

这本书的书名就点出了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的事实。平心而论，我倒是很喜欢这种小心翼翼的宽泛定义，避免因个人的“知见障”落入狭隘的窠臼，当然难免有废话式“真理”的嫌疑。
“中国”一词，从“宅兹中国”代表的实体地区，变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区域概念和民族观念，最终升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延续历史最悠久者”的近乎神化信仰概念。也就是说，经历了实体凝练总结形成概念，概念扩展深入在人群中成为观念，观念经过流传神化升级为信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群构成了族群，观念和神化信仰形成了文化，而整个嬗变过程正是历史讲述。
首先，“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始终是不断变化的，一如作者在书中引用的精妙比喻：飞鸟无影、轮不辗地。实体地区在扩大：从商代的王畿，到周代认为的洛邑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到战汉的周郑宋鲁卫组成的诸夏，尽管圆心的位置变动很小，但半径无疑在扩大。时至今日，至少明代版图基础的两京十三省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核心区；承载观念的人群也在扩张和变化，大邑商的居民先是迎来了有着羌戎亲戚的周人，接踵的是荆楚的蛮子、齐鲁的东夷、吴越所谓的泰伯后裔、赤狄白狄混杂的秦人。徙戎于边、五胡迭兴、南北交攻，一次次强行侵入与融合消化，通过基因交流和文化浸染，承载中国观念的人群始终在扩大；中国的文化内涵也在不断扩写，以哲学体系为例，从战汉时代原生的诸子百家，到唐宋时代终于实现了有机统一的三教（现实化原生的儒、西来经过改造的释和半原生半借用的道），文化内涵以海纳百川之襟成有容乃大之势。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上唯一不变的事物就是变化。
其次，“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除了明确作主权国家名称用之外，在绝大部分语境中，俨然早已经是概念性词汇。概念不同于实体，如竹影扫阶、月穿潭底，灵活可变，却又有虚无化的危险。现实中的四个变量从四维上下协助界定着中国的概念，也就是政权、社会、经济和文化。政权上来说，其实中国始终处于胡汉交峙的状态：东方的商被西方周原走来的羌戎的亲戚周人取代；关东各国被视作蛮夷的秦人统一；魏晋南北朝后的隋唐根本就是五胡的余脉；宋与辽金夏并立神州；蒙元与满清更是标准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国的政权其实像人一样呼吸吞吐，直到实际控制范围达到了中古时代生产力可支撑极限。经济上来说，生产力总是进三步退一步的，不管乱离的发生带来多大的伤害，经济终究是向前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终究是越发紧密的。社会上来说，动物原生的家族群体性始终把握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人聚成群，宗族由此形成。不管政权如何更迭，宗族在国家政治阶层的地位如何沉浮，宗族本身的结构都是稳定的，构成了古代中国社会的细胞，也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物种”。文化上来说，新瓶装旧酒，不管发生怎样的变化，传统儒家道德的三观始终是中国的文化底线。四个变量有基本不变者，有缓慢变化者，即使在某一个维度上出现了离散，其它方面也能稳稳地约束，从而维护了中国共同体的概念。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内部的部分势力试图自绝于“中国”的时候（譬如辽金的独立主义、蒙元满清的隔离主义），尽管我者拒绝从属于这一集体，但他者的定义仍然促成了集体概念的延续。试想如果没有清末民初外国分裂势力的虎视眈眈，辛亥革命的元勋们又怎会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变为五族共和呢？
然而，“中国”这一复杂共同体毕竟已经是政治范畴的事物，它的定义也始终不可能脱离为政治服务的本质目的而存在，它或方或圆可大可小不得已随时而变。1920年代，顾颉刚推动“古史辨”运动，标榜“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本来的出发点未尝不是对中国概念作现代事实解剖。可到了1930年代面对日本侵略和国家危机，他们又不得不转向捍卫“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的立场。1950年代，常凯申反攻之心不死，始终推行大中国的概念并以正朔自居。近二十年来，独风渐盛，台岛地区中国的概念又重新缩水成主权国家。学问与现实产生某种矛盾，时代变迁造成此一时彼一时，不得不说，这对学者来说也是一种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