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谈话录（人文与社会译丛） 读后感

作者：拉明·贾汉贝格鲁

伯林谈话录包括：从波罗到海到泰晤士河、现代政治学的诞生等内容。在这本谈话录中，以赛亚·伯林讲述了他的思想及政治哲学的发展历程，其中穿插着许多个人回忆。他谈到了马克思、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等令他着迷并给予他深刻影响的思想家，也谈到了他的诸多挚友，如诺埃尔·安南、W.H.奥登、大卫·塞西尔、阿尔弗雷德·布伦德尔、斯蒂芬·斯彭德，尤其是他与阿赫马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颇富传奇色彩的交往。从伯林精彩纷呈的谈话中，读者可以分享他对自由主义与宽容的信念，可以分享他对音乐与文学的激情，也可以对他的生活与个性获得一种独特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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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以赛亚•伯林诞辰110周年。

为了把握伯林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我们必须回顾“两种自由概念”。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概念是基于一种错误的一元论观念——认为人类的所有终极目标都是兼容的，能够符合一个单一的整体。但是，如果人类的种种目标最终是不兼容的，那么选择就不可避免，而消极自由——这种让人得以不受强制地做出自己选择的自由——就是根本的价值所在。伯林以这种方式来证成自由主义。他写道：“ 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人类的目标有很多，并非所有的都能在原则上相互兼容，那么冲突以及悲剧的可能性则永远不能完全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无论是私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在多种绝对的主张之间进行选择的必要性就成为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特征。由此自由获得了其价值——如阿克顿所构想的那样——自由本身就是目的。”

但是，伯林的“价值的多元性”本身没有给出我们支持自由主义的理由，实际上没有给出偏好任何特殊的政治安排的理由。价值是“多元的”仅仅这个事实本身，在其直接相关的意义上，完全没有告诉我们，在人类经验已知的各种广泛的价值中，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社会制度选择哪些价值。多元主义告诉我们的是必须选择、而不是选择什么。如果说伯林对自由主义的基础的论述不完全清晰的，那么他对自由社会到底是由什么组成这个问题的讨论更加含糊隐晦。对他来说自由社会主要以消极自由为特征，但是（正如他自己认识到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简单地建立在消极自由之上。对这种自由一定会有某种的限制，也应该为国家的行为留下空间，当然这种国家行为也会受到限制。但伯林并没有非常具体地阐述这些限制。他告诉我们，即使在自由社会里，个人自由也不是“社会行动唯一的或支配性的判断标准。我们强制孩子们受教育，我们禁止公开行刑。这些当然是对自由的约束。”至于具体在何处施加对自由的约束，这最终取决于“我们的道德、宗教、智识、经济和审美价值，这些价值以它们的特有的方式共同构成了我们关于人的观念以及人性的基本要求。”而且，就像伯林一直认为的，这些我们的决定所依赖的种种价值，它们本身是冲突的，这使我们陷入悲剧性的选择。

综上所述，作为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的贡献在于反驳了乌托邦和极权主义思潮，捍卫了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可惜的是他没有指出真正的自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