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革命者的必读书目，人人读完都大骂清廷

梁启超曾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的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鲁迅在青年时代也曾受到过民族主义革命的感染，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写到：“时当清朝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别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出来，还有《黄萧养回头》及其他单篇的汇集。”

由此可见，当时明遗文献的传播与革命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扬州十日记》。

其实，在强烈的“反满”民族情绪推动下，“扬州十日”所描写的内容已经没那么重要，它激起的民族情绪的历史意义已经超越了历史事件的本身的真伪性。

《扬州十日记》通过深刻揭露清兵的暴行，令广大读者在心中形成了“排满”的愤慨，并自然与民族大义联系在一起。

革命党人在“反满”的政治宣传中，大量翻印了明史资料，以及借此阐述了诸多的政治理论，在众多的宣传读物中，邹容的《革命军》是其中的佼佼者。

受明末历史影响颇深的邹容将满腔热血倾注在《革命军》一书中，对当时的阅读者以影响力和震撼力。《革命军》销量极大，曾印刷了 20 多次，销量高达110万册之多，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

因为《革命军》与《扬州十日记》常合刊发行，所以《扬州十日记》的影响也因此更加广泛。

《革命军》以阐述《扬州十日记》等明史资料的内容为开篇，声泪俱下的控诉满人对汉族同胞的残忍屠戮，认为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只是当日满人残戮汉人一州一县之代表，不过是略举一二而已，不敢设想当初有多少个扬州和嘉定浸染在满人屠戮的血泊之中。此外，满人还纵军焚掠，所到之处，华夏大地，哀鸿遍野，汉人芸芸，国破家亡，吾忆之，恻动于心，吾不忍而又不能不为同胞告也。

邹容的《革命军》中洋溢的满腔民族情绪，正是其在阅读《扬州十日记》等明史著作之后的感情升华。邹容认为汉人内为满洲人之奴隶，受满洲人之暴虐，外受列国人之刺激，为数重之奴隶，将有亡种殄种之难者，此吾黄帝神明之汉种。

他并将推翻清廷统治与民族主义理论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最不平、伤心惨目之事，莫过于戴狼子野心、游牧贱族，贼满洲人而为君，把汉人要革命的原因归咎于清廷的“异族”统治。

维新志士谭嗣同在读完《扬州十日记》之后感慨道：《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

他举一反三，和邹容不谋而合，都由此联想到汉人受到的灾难和不幸，在书中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因而更增加了他心中民族情感的集聚。

田桐在《亡国惨记叙》中哀鸣：亡国之惨，又莫如我中国之明季，夫我中国明季之亡之惨，何以与他国不同，罗马之亡也无此惨，印度之亡也无此惨，波兰、犹太之亡也无此惨。

又大声疾呼到：吾愿读《亡国惨记》者，于安居饱食之时，勿忘扬州、嘉定、江阴、南雄、九江、金华、福州诸地之被屠之时之神号鬼哭、刀剁斧砍之声也。

梁启超曾自己描述道：每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等书，未尝不热血溢涌，令人发指眦裂。

此外，如熊成基读《扬州十日记》，乃至流泪不止；

朱峙三读完《扬州十日记》之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革命党人张汇滔读了《扬州十日记》后，感愤泣下，后在日本加人同盟会成为革命志士；

蒋翊武甚至阅未终卷，便愤然指斥清朝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

冯玉祥回忆他自己在读《扬州十日记》后便闭起眼来，看见靼子们残酷狰狞的面目，听见数百万鸡犬不如的汉人的惨号，不由我咬牙切齿，誓志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

汪精卫在《民报》上哀叹道：呜呼！自满洲入寇以来，所至屠城，杀人如麻……尝怪今人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诸记者，即甚驯静，亦未尝不作愤懑之色，而于虏每岁杀人之数，则不为约略以记之，何可胜数？！

这些都是阅读完《扬州十日记》之后由衷的心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指引阅读者的民族主义思想和革命行动。

以《扬州十日记》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宣传，归根到底是为推翻清廷政权、恢复汉族统治服务的。

正如杨度在给梁启超的信中所言：“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

无论如何，以汉人为中心的政治思想极大的促进了民族思想的传播。群众觉悟的提高和他们参加革命运动，是革命事业能否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这场以“排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宣传的意义和目的显而易见，尽管革命思想的萌发可能是纯粹感性的民族情绪，而一旦将这种感性情绪转化为理性维，革命的发动和理论的成熟将指日可待。

【撰稿】朱儒超【读史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