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天命不可违与天时可逆

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四月初九甲子），夕阳西下，星光渐显，西北方向的岐山之上，五颗亮星会聚在一起[1]，犹如被南方朱雀这只大鸟衔在嘴里，从天而降，落入姬周。

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后人所见，不过是盛衰成败的必然逻辑，而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周人，自然少不得谋深虑远并心生忐忑。

殷商数百年基业，岂能轻易撼动！

自古公亶父以来，周人迁居岐山之南的周原已是三代，西伯侯姬昌沿着父辈的足迹，走到了家国命运与前途的关键节点。

五星会聚，凤鸣岐山，对周人来说，天命转移的征兆出现，既是对扩张意图的首肯，也是对王朝更替的推波助澜，更是将反叛弑君包装成替天行道的充分而完美的理据。

东进中原的问鼎之志，也许正是在这天命的护佑之下才变得更加坚定。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兴周灭商，由此拉开了商周之变的帷幕。

谷雨时节，土膏脉动，带着天命的五星聚应时而现，西伯侯姬昌看到了周人先祖后稷在冥冥之中指示的方向。

方向很清晰，向东！

向东第一步，是从岐山脚下迁到沣水河边。

沣水发源于关中平原南部的秦岭北侧，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渭水由西向东穿越关中平原，在东大门潼关注入黄河，原本向南的黄河在此转头向东，作别风陵渡，一头扎进中条山和崤山南北夹峙的山谷，迤逦向东。

沿着黄河在崤山葱岭之中蜿蜒的是连通渭河平原与河洛平原的崤函古道，无数行旅行伍在这条唯一的通道上走过了千年悲欢。

出函谷关，过三门峡，黄河冲出山谷，进入一马平川的中原，大邑商和九鼎就在那里。

沣水汇入渭河的地方就是灭商以前周人的国都所在地（现西安市西南）。“文王作丰，武王治镐[3]”，丰与镐分列沣水两岸，河西为丰，河东为镐，合称丰镐。

八百里秦川，这里是位置居中的风水宝地。

相比偏于西部的岐山脚下，这里当然更适合小邦周向大邦周的演进。

就在五星聚天象出现之后，第二年（公元前1058年），西伯侯姬昌“遂迁于程[4]”，迁居到渭水北岸的程邑——早在西伯侯姬昌的父亲季历时代，程国就已经被周人兼并[5]。

程邑在渭水北岸[6]，丰邑在渭水南岸，西伯侯姬昌离开岐山迁到程邑，自然是为了在选定的沣水河畔开始着手丰邑的营建。

翦商大计，就是从渭河平原开始的。

公元前1057年，入冬以后，丰邑落成，周人迁都，“西伯自程迁于丰[7]”，“诸侯咸格来庆[8]”，四方诸侯应邀观礼，很可能商王也派出了代表前来参加[9]。

庆典之后已近年关，西伯侯姬昌前往朝歌向商王答谢回礼，结果就此一去不返，被商王扣留，史称文王囚羑里。

其实季历时代对程邑的兼并，东进扩张的意图就已经让商王警惕起来，最终“文丁杀季历[10]”，周人止住了东进的步伐。文丁，就是末代商王的父亲。

季历被杀，姬昌继位，在岐山下苦心经营四十年，终于等到“凤鸣岐山”的天意指引。

对周人来说，四十年的潜伏，等的不就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但是，再次东进，故伎重演，岂能不让商王侧目？

商王之所以要把西伯侯姬昌扣下来当人质，很可能就是因为五星聚天象出现之后，周人闻风而动，再次表露东进意图，大有应谶之势。

当然，此时的周人不会公然反商，也绝不可能承认自己要搞颠覆，而最好的证明，就是西伯侯姬昌留在商王视线以内，同时保持崤山以西的平静。

七个年头过去，年老的西伯侯姬昌身体每况愈下，商王终于允许他落叶归根，也许在他看来，周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事实上，七年前“西伯自程迁于丰”，随后西伯侯姬昌去而不返，但他走之前已有交代，转年太子姬发就开始了沣水东岸镐京的建设，“春正月……西伯使世子发营镐[11]。”

阴谋揣测，说不定所谓文王囚羑里，原本就是一出苦肉计。

既要扩张东进，又要让商王不起疑心；既要上应天象，又要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明明不可两全，却要兼而有之，除了西伯侯姬昌自己委身为质，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公元前1051年，西伯侯姬昌返回关中。

（帝辛）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12]。

他回到哪了呢？

“归于程”，既不是岐山下的周原故地，也不是沣水河畔的新都丰邑，而是程邑，五星聚出现后第二年的东迁也是先到这里。

周人从岐山之下东迁渭河平原并建设丰镐作为新都，但早就经营有年的程邑才是持续数十年翦商大计的策源地，从姬昌之父季历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至于今六十年……乃今有成[13]。”从季历开始，经姬昌（文王）、姬发（武王）前后三代经营，历时六十年，才最终灭商成功。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漫长的数十年中，直到出征之前，周人伐商，一直都是需要严格保守的秘密。

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14]？”

“密不显”，即伐商大计一直都是秘而不宣的保密状态。

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15]！”

“寤有商惊予”，武王做梦消息泄露而惊醒。“欲攻无庸，以王不足”，很担心自身实力不足以对抗殷商，称王自立以分庭抗礼还不到时候。

不难想见，在西伯侯姬昌滞留殷商的几年中，周人采取韬光养晦、静待时机的策略才是合理选择，所谓“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戎，五年伐耆，六年伐崇[16]”，放在现实的政治逻辑中考量，根本不合常理。

韬光养晦，是为了向商王表示臣服与绝无二心；静待时机，既是为了示弱以保西伯侯姬昌的安全，更是为了等待天时——

稍后我们将发现，灭商决战的发起以及后来周公摄政后还政于成王，这两次重大军政事件的时间选择都与五星聚出现的时间相呼应。

换言之，五星聚出现，兴周灭商的时间就已经注定。也就是说，周人的翦商大计其实有既定的时间表。

公元前1051年，西伯侯姬昌返回关中。次年三月（公元前1050年），“我身老矣”，时日无多的姬昌在镐京向太子姬发遗命治国之道[17]，同年在丰邑建灵台并很快在年底落成。

灵台的建立，是上承天命必然的步骤，也是伐纣灭商以取而代之的前奏。

僭越天子之制的灵台落成后，正月初一（公元前1049年），以太姒之梦为背景受命称王。三月，文王驾崩。此时已是五星聚出现后的第十年，即受命十年，灭商大战的时机已经近在眼前。

太子姬发继位，名义上仍是殷商诸侯，程序上自然还需要商王的封赐。

出乎意料的是，被商王委派来赐命观礼的胶鬲被策反了。

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于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18]。”

周公旦与胶鬲密谋的加官许爵之盟，当然就是指伐纣灭商的革命大计。

《孙子兵法》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商王重臣胶鬲就是被姜太公吕尚安插在殷商的这个“牙”的其中之一。

不仅如此，商王的长兄微子也倒向了姬周。

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于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

孟诸，又名孟潴。

孟，指排行第一；潴，指水聚集的地方。

孟诸，即大湖大泽，在河南商丘地区，正是后来微子启被封于宋国的所在。

紧锣密鼓的战备之后，受命十一年，公元前1048年，周人开始行动。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19]。秋，周师次于鲜原。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20]。

“有事于上帝”，就是祭天。

这里引出一段公案。

传说武王伐纣曾观兵孟津，“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与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诸侯都说“纣可伐矣”，武王却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于是大军各自散去[21]。

从出征前周人谨慎保密来看，所谓观兵无异于向商王公然宣战，完全暴露了伐商密谋的战略意图，武王因梦到伐商计划泄露而惊醒更是无从说起[22]；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出征可不是春游，说大军集结又散去，行军打仗犹如儿戏，几乎就是烽火戏诸侯的翻版；至于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更是违反常识而充满戏剧性的不可能——事实上，武王伐纣是“八方咸发……约期于牧[23]”，抵达牧野展开决战，是选好日子的。

一句话，所谓孟津观兵根本就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小说家言。

孟津观兵的故事不可信，武王伐纣的年代更是问题。

比如《史记》，就给出了模棱两可的说法。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太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24]。

“二月甲子”牧野之战，在“十一年十二月戊午”之后，当然就应该是“十二年二月甲子”。但是，同是《史记》，还有一说。

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25]。

牧野之战在甲子日，《史记》、《尚书》、《逸周书》等诸书所说无异[26]，也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

利簋铭文：珷征商，隹（唯）甲子朝，岁鼎（贞），克昏（闻）夙又（有）商。

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甲子之日，至牧之野，禽受，（系）亓首于白。

问题是，甲子日究竟是“十一年正月”还是“十二年二月”呢？

《吕氏春秋·首时》：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今本《竹书纪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看来“十二年”才是更靠谱的答案。

再来看《尚书》。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27]。

十一年、一月、十有三年春，三个时间很容易产生岐义，似乎“渡孟津”的一月是十一年一月，两年后的十三年又再次“大会于孟津”。

不难发现，两次孟津之会相隔两年，时间上正与孟津观兵的故事相仿佛——

《史记》的版本，孟津观兵在九年，之后两年，就应该是十一年，但成说又是十二年，所以留下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说法；

另一种版本，出兵渡孟津在十一年，之后两年，就应该是十三年，所以原本前后连贯的一件事被分解到三个年头。

既然孟津观兵并不存在，那么，“渡孟津”与伐纣的“牧野之战”就是一件事，而十一年一月“渡孟津”，十三年春，也就是两年后才“大会于孟津”，显然说不通——除非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但如此一来，不过是又创造了一个与所有成说都不同的新故事，当然更与见于文献的诸多事件无法调和。

唯一合理的解释，原本一目了然——

十一年开始伐商，其时已经是年底；

之后的“一月戊午”当然就是第二年，即十二年；

再之后的“大会于孟津”就是一月“师渡孟津”的结果，在此之后，就是“牧野之战”灭商成功。

十一年伐商，十二年灭商，结论与上面相同。

诸说合一，武王伐纣，是在十二年。

十二年，从何算起呢？

“凤鸣岐山”的天命来自五星会聚，十二年，实即五星聚出现之后的十二年，即受命十二年，公元前1047年。

事实上，武王伐纣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这是一个聚讼千年的问题。

西汉时代已经岐说难断，司马迁的《史记》前后矛盾，刘歆的《三统历》则尝试通过天文历法推算历史年代。

时至今日，古今中外的学人累计已经提出了多达四十五种可能，最早的在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到了公元前1018年[28]，上下跨度超过百年，当真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原本简单的问题变得超级复杂，要想回归原貌，问题的关键还在姬周的天命神话“凤鸣岐山”，也就是前文所说公元前1059年出现的五星聚天象。

只要明白了“凤鸣岐山”的真相，从这个坐标原点出发，就可以让传世文献中异说纷呈的记载以及出土青铜器与竹简等文物所提供的纪年各就其位，顺理而成章。

简而言之，受命十一年“周始伐商”，在公元前1048年秋冬；受命十二年“牧野之战”灭商成功，在公元前1047年春[29]。

请注意，十二年，正是木星的运行周期[30]，古人因此将其与十二地支相配用以纪年而称之为岁星。

对周人来说，木星更有特殊意义。

一则周人以后稷为祖先，被奉为掌管五谷的农神，而在星占中主五谷的正是木星[31]；二则十二年前的五星聚天象出现在谷雨之后，所以“凤鸣岐山”的天命神话还有“大赤鸟衔谷之种[32]”的版本，而且巧合的是，五大行星逐渐聚拢，木星就处在中枢的位置。

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四月初九甲子，日落后出现五星聚，其中木星的位置在赤经5h9m。

公元前1048年10月2日，木星于子时从东方升起，再次回到了十几年前五星聚时在天空中的相同的位置（赤经5h9m），此时是八月二十己巳，正是仲秋时节。

“秋，周师次于鲜原。[33]”周人选择这时开始行动，不是没有原因的。

此后木星升起得越来越早，到春节的时候，日落之后，木星已经升得很高。

公元前1047年2月22日，正月十五壬辰，木星在井宿与鬼宿之间，天黑之后约五十分钟，木星升到南中天头顶的位置。第二天凌晨，武王出发了，“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34]。”

武王伐纣有一段小插曲。

传说武王带着文王的牌位出征，伯夷和叔齐兄弟俩拦路劝谏说：“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35]？”文王尚未下葬，谋逆反商弑君，既不孝又不仁啊！

按古代礼制，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36]。文王三月驾崩[37]，按天子之制，应该在九月下葬；按诸侯之制，应该在七月下葬。即便按天子之制，武王正月出征的时候，文王也已经下葬三个多月，根本不存在“父死不葬”的问题。

伯夷、叔齐的故事，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

文王驾崩后，商王重臣胶鬲和商王长兄微子启都被周人策反，周人把他们与姬周秘密结盟的事情以及伐纣灭商的计划告知投奔而来的伯夷、叔齐，俩人并不赞同反叛，最后不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38]。

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39]。

“扬梦”之“梦”，指为受命称王而张目的“太姒之梦[40]”。

编造预言，大动干戈，你们这么干，不就是“以乱易暴”嘛，哪有仁德可言？

细节不可谓不生动，但细想之下，都很可疑。

大军出征，以所谓仁孝为名进行劝阻，未免可爱得迂腐；秘密结盟，据实相告未尝不可，但不愿入伙共谋也就罢了，奚落嘲笑又有何益？

“父死不葬”也好，“以乱易暴”也罢，恐怕都是戏说，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承载的微言大义当然是仁义二字。

当然，想象基于现实，“扬梦以说众”是官方舆论自不必说，所谓“父死不葬”也并非全然编造。

受命十年三月，文王驾崩；受命十二年正月，武王出征。发兵的时候，距离文王驾崩还不满两年，就“三年之丧”的礼制而言，此时仍在居丧期内。

商周之交是否有居丧三年之说不好讲——居丧三年很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早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就已经有了——但“父死不葬”的故事十之八九就是这种礼制思想的产物。

公元前1047年正月，武王出征。一个月后，二月十八甲子（3月26日），商周在牧野决战。

一战定乾坤，末代商王在鹿台之上被武王斩首[41]。

此时的木星（赤经4h38m），相较于十二年前五星聚时所在位置（赤经5h9m）向西略有偏移，但几乎就在井宿与鬼宿中间。

公元前1047年3月26日（二月十八甲子）朝歌地区（河南淇县）所见星空

木星在井鬼两宿所在天区的中心，沣水河畔的姬周国都在关中地区的中心，而井鬼两宿的分野正是关中地区。

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姬周必须要在五星聚出现之后把国都从岐山之下迁到沣水河畔了吧[42]？

“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昏夙又商。”利簋铭文所说的“岁鼎”，就是指岁星（木星）正当其位，在对应关中地区的井宿与鬼宿之间，在五星聚天象所指示的关中分野。

十二年前五星聚，寓意居关中者有天命。十二年后木星归位，从关中东进中原的姬周得了天下。天命所归，应验不爽。

第二天，占领朝歌的周人开始修建社庙，为武王登基做准备[43]。

社，是土地神。稷，是谷神，也是周人先祖。社与稷，为周人所祭，是国家的象征与代名词。

商王已死，但战事仍在继续。

一个多月后，直到公元前1047年5月6日，三月三十乙巳[44]，分兵追击与讨伐的各路大军相继凯旋，灭商之战才告结束。

公元前1047年5月12日，四月初六辛亥[45]，即位大典在新修社庙举行。仪式持续了五天，初十乙卯[46]，即位礼成，武王正式秉受天命，从周国之王变成了周朝之王，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牧野之战发生在二月十八甲子，即位仪式礼成于四月初十乙卯，十二年前的五星聚在四月初九甲子。

发现了吗？五星聚的甲子日与四月初九，正是商周决战与武王即位这两个重大事件的时间。与天象的呼应，堪称不无刻意的完美。

伐纣灭商选择在五星聚天象出现的十二年之后，这个十二年的木星周期并非孤例。

武王驾崩后，成王继位。因为成王年幼，由武王四弟周公旦摄政。周公摄政七年，还政于成王，次年成王亲政。

成王亲政元年，是公元前1035年，正是五星聚出现后的二十四年，该年4月19日（二月廿四日），木星再次回到当年五星聚时所在的位置（赤经5h9m）。

五星聚之后，过一个十二年的木星周期，武王即天子位；再过一个十二年的木星周期，成王亲政。两次重大事件都是如此，很难让人相信这只是巧合。

军国大事的决策与择日背后的逻辑，可见五星聚天象的非凡意义，“凤鸣岐山”的天命神话成为姬周得天下的舆论母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问题来了。天干配地支，六十甲子循环往复。武王正月出发、二月灭商、四月即位，如果提前六十天，那么，所有日子的干支也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是十一月出发、十二月灭商、二月即位呢？

如上所述，公元前1048年10月2日，八月二十己巳，木星再次回到五星聚出现时在天空中的位置（赤经5h9m），看起来应天命而伐纣的时机到了，但是，很快就出现了变数。

在观测看来，每天所见的五大行星和太阳一样，都是东升西落，而他们在天空中的位置，也就是以恒星为参照，则是自西向东运行，如木星的十二年周期，就是十二年完成一次自西向东的运动后再次回到同样的位置。

以恒星为参照，木星自西向东称为顺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但有时候也会调过头来自东向西运动，出现短暂逆行。

在军事星占中，木星的位置与状态可以决定是否能兴兵出战。

石氏曰：“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

石氏曰：“岁星逆行，其国不可以兴兵；星顺，兵宜进；星逆，兵宜退[47]。”

公元前1048年的夏秋之交，木星一直正常地顺行，逐渐向鬼宿靠拢。八月二十日，木星回到五星聚出现时所在的位置，即井宿与鬼宿之间。井鬼两宿为周人所在关中地区的分野，这就是“岁星所在之国，可以伐人”。

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还不到一个月，情况变了。木星开始调头向西，向相反的井宿方向运行，这就是“岁星逆行，其国不可以兴兵”。

木星逆行持续了三个多月，公元前1047年正月初六（2月13日），木星再次调头，恢复顺行，又开始向鬼宿靠拢。

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在此期间木星都是在井鬼两宿之间。再次顺行后，“岁星所在之国，可以伐人”与“星顺，兵宜进”二者同时满足——伐纣灭商，时机到了。正月十六，武王出征。

前述与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又以“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为由各自退兵的孟津观兵故事，也许就是由出兵伐商之前曾出现木星逆行这件事为基础敷衍而来。

星象可以解释为什么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7年正月出兵而不是上一次的十一月，因为那时正是木星逆行的时候，“不可以兴兵”。

不过，单纯的星象决定论，证据似乎还有点单薄。

武王伐纣遭遇天时不顺，传世文献有大量记载。

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48]。

武王之诛纣也……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49]。

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50]。

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51]。

武王东伐，至于河上，雨甚雷疾[52]。

东伐受（纣），至于河上，雨甚雷疾[53]。

武王伐纣，到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54]。

显然，武王伐纣出征时天气很不好，向殷商王都进军途中，“风雨暴至”、“雨甚雷疾”、“日夜不休”，以至于“至汜而汎，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

汜，指汜水，现河南荥阳境内，为黄河支流，在黄河南岸。“汜而汎”，即汜水入黄河之处河水暴涨乃至决堤泛溢。

怀，是地名，现河南武陟地区，在黄河北岸。“怀而坏”，即该地区道路被冲毁。

共头，即共首山，现河南辉县境内，在武陟东北方，已接近商王所在的朝歌（现河南淇县境内）。“共头而山隧”，即共首山因雨水冲刷而出现滑坡。

公元前1048年十一月二十日（12月30日）冬至，十二月正是最冷的三九天，而持续的雷雨天气，意味着武王伐纣不可能发生在隆冬时节。

冬雷震震，已属罕见，冬雨连绵以至黄河泛滥山体滑坡，更是不可能发生的诡异情节。

公元前1047年，武王正月十六出发，五天后就是雨水节气（2月28日，正月廿一）。二月十二渡孟津，四天前已是惊蛰（3月16日，二月初八）[55]。

仲春时节打雷下雨以至“雨甚雷疾”，很正常，并非不可想象的咄咄怪事[56]。

你也许会有疑问，不是说古代战争大都发生在秋季吗？不是说春天万物生长不杀生吗？

纸上谈兵要不得，教条主义更要不得。事实上，春季出征，原本就是古代战争的成例。如银雀山汉墓竹简说得很明白：

明王之起师也，必以春……为客者利矣。秋……则为客者不利矣。冬……则为客者危矣[57]。

春季“为客者利”，对于出兵灭商的周人来说，他们当然就是千里远征的“客者”，一战定鼎，确实很有利。

大雨滂沱，劳师远征，其实不利的兆头接踵而至。

武王坐骑被雷劈死、旗杆也折了[58]、车轭断成三截[59]，就连出征前的占卜都是大凶之兆[60]。

面对糟糕的天气和接二连三的意外，周人不无犹疑。

武王四弟周公旦感叹“天不佑周[61]”，武王八弟霍叔惊呼“无乃不可乎[62]？”武王自己也很是忐忑，“纣未可伐乎[63]？”莫非还不到灭商的时候？“群公尽惧[64]”，但太公姜子牙无比坚定。

天气不好？没关系，“天时不顺可击[65]。”

占卜为凶？没关系，“枯骨死草，何知而凶？”“以祭则凶，以战则胜[66]。”

车轭断折？没关系，“轭折为三者，军当分介为三也[67]。”“分介为三”，指三军。

天雨三日？没关系，“欲洒吾兵也[68]。”这是老天爷给我们三军将士洗刷征尘呢。

古人确实重视卜筮、星占、预兆、解梦等各种非常规手段，但并不意味着愚痴拘泥，正如文王遗训所说：“兵强胜人，人强胜天。”

既有天命不可违的坚定信念，也有人可胜天的强大意志，小邦周战胜大邑商的商周之变，就这样迎来了凯旋。

最后，不能不说著名的“岁在鹑火”问题。

《国语》记载了一段伶州鸠的谈话，罗列了武王伐纣时的各种星象，在推断灭商年代时多有引用，夏商周断代工程也引为重要证据之一。

王将铸无射，问律于伶州鸠……王曰：“七律者何？”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鼋，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牵牛焉，则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鹑及驷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人神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数合声和，然后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69]。”

首先需要指出，伶州鸠所说是关于“七律”，即主题是音乐。根据武王伐纣时的星象与“七律”相比附甚至说成是“七律”的由来，本身就不免牵强，强为捏合不过是逢迎话术，以此作为史实依据恐怕大为不妥。

为免繁复，各种星象不赘述，单说其中的“岁在鹑火”。

岁，指木星。鹑火，指南方朱雀七宿中的柳、星、张三宿。

公元前1059年5月28日（四月初九甲子），五大行星会聚在赤经差7°范围内，出现名副其实的五星聚天象，包括木星在内的五大行星都位于井鬼二宿之间并靠近鬼宿。井鬼两宿又称鹑首，此时只能称其为“岁在鹑首”。

公元前1058年2月9日为正月初一（该年第一天），木星在柳、星二宿之间。

公元前1057年2月27日为腊月廿九（该年最后一天），木星在张、翼二宿之间。

也就是说，公元前1058年，即五星聚之后一年，木星主要运行在柳、星、张、翼四宿之间。柳、星、张三宿合称鹑火，所以，该年可称之为“岁在鹑火”。

五星聚所代表的天命出现在“岁在鹑首”，第二年是姬周受命元年，虽然确为“岁在鹑火”，但显而易见的是，就所谓天命而言，受命元年只是结果，源头还在五星聚所出现的“岁在鹑首”，而武王伐纣所选择的时间，正是木星再现于五星聚时所在位置的时候。

尤为重要的是，在星占分野中，井、鬼二宿（鹑首）对应关中地区，柳、星、张三宿（鹑火）对应河洛地区，前者为宗周，后者为成周。

正因为五星聚出现在井、鬼二宿之间，所以周人才能将其解读为“凤鸣岐山”的所谓天命，在木星十二年后再次回到井、鬼二宿之间，武王伐纣灭商而得天下，正是天命所归。

鹑火分野在河洛，武王伐纣以前，那里是殷商王朝的核心地带。

倘若“岁在鹑火”的时候兴兵讨伐，在星占上，“岁星所在之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这就意味着占有鹑火分野的殷商“不可伐”而“可以伐人”。

“不可伐”的时候武王伐纣，如此一来，既重视星象所代表的鼎革天命，又无所谓星象所寓示的征伐禁忌，周人未免有点分裂。

正因为天命信仰的坚定，才有了天时不顺的诸多凶兆中一战定鼎的脍炙人口，一句话，天命不可违，天时可逆。

当然，“岁在鹑火”之说本非杜撰，之所以出现偏差或许也有迹可寻。

西周到东周，春秋到战国，周朝政治中心早已从宗周东迁成周；秦人在西陲的现实，也已经完全覆盖和取代了当年姬周在关中的存在。

数百年时光重塑认知，鹑首分野所在的渭河平原是秦人的地盘，对应鹑火的河洛平原是周朝的分野，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就这么成了星占分野中符合实际的定论。

鹑火与周相应，所以，本就确有其事的受命元年为“岁在鹑火”，后来居上地成了商周革命的标签。

殊不知虽仅数月之差却是倒果为因，所谓天命将变成无源之水，“凤鸣岐山”的天命神话，也将变成无本之木。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周人的唱和告诉我们，“凤鸣岐山”的故事和意象，在商周鼎革的历史变迁中绝不能变得虚无。

[1]本轮五星聚目测可见，持续月余，五大行星间距在四月初九甲子日到达本轮星象最小值，赤经差约7°，此后逐渐相互远离。

[2]《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文王》

[3]《史记·货殖列传》

[4]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

[5]今本《竹书纪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五年，周作程邑”

[6]唐《括地志》：“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见《史记集解三家注索隐正义》

[7]今本《竹书纪年》

[8]《逸周书·酆保解》

[9]姬周迁都到丰邑的时间，或在该年春夏之交，详见后文。

[10]《晋书·束皙传》

[11]今本《竹书纪年》

[12]今本《竹书纪年》

[13]武王伐纣成功之后，曾登临太室山祭天并勘察地形，那时就选定了后来营建成周洛邑的所在地，当时称之为度邑。《逸周书·度邑解》：“王曰：‘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其名兹曰度邑。’”武王所说“至于今六十年”的起点，指其祖父季历于商王文丁五年兴建程邑，今本《竹书纪年》：“（文丁）五年，周作程邑。”文丁五年为公元前1106年，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7年，正好六十年。

[14]《逸周书·大开武解》

[15]《逸周书·寤儆解》

[16]《尚书大传》，作者不详，传为西汉伏生所作。

[17]《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

[18]战国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诚廉》

[19]古本《竹书纪年》，见《新唐书·历志》所引。

[20]今本《竹书纪年》

[21]《史记·周本纪》

[22]《逸周书·寤儆解》：“维四月朔，王告儆，召周公旦曰：‘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23]《逸周书·武寤解》：“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约期于牧。”

[24]《史记·周本纪》

[25]《史记·齐太公世家》

[26]《史记·周本纪》：“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太誓……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史记·齐太公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逸周书·世俘解》：“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逸周书·商誓解》：“予惟甲子，克致天之大罚□帝之来革纣之□。”《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

[27]《尚书·泰誓上》

[28]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统计44种，另有明代黄道周一说，共计45种。

[29]本文复原的牧野之战在公元前1047年，与前人之说殊途同归，参见清代林春溥《古史考年异同表》。

[30]木星轨道周期为11.86年。

[31]《淮南子·天文训》：“岁星之所居，五谷丰昌。”《荆州占》：“岁星主春，农官也；其神上为岁星，主东维……主岁五谷。”（见《开元占经》）《晋书·天文志》：“岁星曰东方春木……主大司农……主岁五谷。”

[32]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引《尚书传》

[33]今本《竹书纪年》

[34]《尚书·武成》

[35]《史记·伯夷列传》

[36]《礼记·礼器》：“天子崩，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礼记·王制》：“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亦见于《左传》、《荀子》等。

[37]今本《竹书纪年》：“春三月，西伯昌薨。”

[38]姬周灭商，有伯夷、叔齐为了保全德行而殉死，有意思的是，商汤灭夏，也有类似的故事。《庄子·让王》：“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自沈于庐水。”卞随不愿有贼贪之名而自投稠水，瞀光不愿废仁义以贪利而负石庐水，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事极其相似。

[39]《吕氏春秋·诚廉》

[40]详见前文《凤鸣岐山：商周之变中天命神话的源起》，除“太姒之梦”以外，还有文王梦日月的故事，南朝梁沈约《宋书·符瑞志》：“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鸣于岐山。”

[41]《史记·周本纪》：“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

[42]井鬼两宿分野在关中，周人对五星聚及木星所在位置的解读无疑与后世流传的星占分野完全一致，但并不能证明其时已有这种对应关系。星占分野的理论可能在商末周初已经成型（星占分野为因，周人解读为果），也可能正因为有周人的星占实践在先才会有如此结果（周人解读为因，星占分时为果）。

[43]《逸周书·克殷解》：“翼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王入，即位于社……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祷之于军，乃班。”

[44]《逸周书·世俘解》：“乙巳，陈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百韦命伐厉，告以馘俘。”

[45]《逸周书·世俘解》：“辛亥，荐俘殷王鼎，武王乃翼矢圭矢宪，告天宗上帝。王不革服格于庙，秉黄钺，语治庶国，龠人九终。王烈祖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维告殷罪。龠人造，王秉黄钺正国伯。”

[46]《逸周书·世俘解》：“乙卯，龠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47]见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所引。石氏指战国时代魏国石申，天文学家、占星家，著有《天文》八卷，已佚。

[48]《国语·周语》

[49]《荀子·儒效篇》

[50]《吕氏春秋·慎大览》

[51]《史记·齐太公世家》

[52]东汉王逸《楚词》注引《六弢》

[53]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

[54]西汉韩婴《韩诗外传》

[55]西周时雨水在惊蛰之前，即雨水、惊蛰互换位置。《逸周书·周月解》“月有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惊蛰、春分、清明。”惊蛰为正月中气。《夏小正》：“正月启蛰。”惊蛰原名启蛰，西汉时汉景帝名为刘启，为避讳而改为惊蛰。

[56]诸书有载武王伐纣遇大雨，另《旧唐书·礼仪志》记有冬雪之事：“又案《六韬》曰：‘武王伐纣，雪深丈馀，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车行无辙，显为神迹，神乎其神，实为不可信的演义之说。

[57]银雀山汉墓竹简《起师》

[58]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东伐受（纣），至于河上。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黄振而死，旗折。”

[59]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到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

[60]《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东汉王充《论衡·卜筮》：“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传》或言：‘武王伐纣，卜之而龟。’占者曰：‘凶。’”

[61]东汉王逸《楚词》注引《六弢》

[62]《荀子·儒效篇》

[63]西汉韩婴《韩诗外传》

[64]《史记·齐太公世家》

[65]《六韬·犬韬·武锋》

[66]东汉王充《论衡·卜筮》

[67]西汉韩婴《韩诗外传》

[68]西汉韩婴《韩诗外传》

[69]《国语·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