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唐政府军大举反攻安史叛军开始,就是一副摧枯拉朽的局面。
时间表大约是这样的:
9月25日,组织军队大反攻;
9月27日,来到长安城下;
9月28日,收复长安城;
10月18日,收复洛阳城;
10月21日,南线叛军全面瓦解,安史叛军统帅尹子奇被人杀死,安史叛军统帅田承嗣最初选择投降,随后又逃回河北。
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时间,安史叛军就被打得退缩于关东地区,似乎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在关东地区,安庆绪占据了邺城,史思明占据了范阳,其他地方基本遍布投降派。
这种局势已让安史叛军感觉绝望了,而史思明经过一番盘算之后,还决定向大唐政府投降。
史思明选择投降后,安史叛军的基本盘只剩下了安庆绪占据的河北七个郡,还让大唐军事主力打得抱头苦撑,其余地区已全挂起了大唐的旗帜。
到此为止,如果不知道后来的历史,谁都会认为这场叛乱即将结束。
但是就在最后临门一脚时,平叛工作突然受阻,而且越来越被动,最后叛乱竟然死灰复燃,一时又愈演愈烈了。
说到安史叛军死灰复燃愈演愈烈时,史书常常会提到李泌的著名战略。总而言之,如果当时按李泌的战略,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政府军大举反攻安史叛军前,李泌认为,不要急于收复长安和洛阳;应该先慢慢消耗叛军实力,然后派军攻克叛军老巢。这样一来,叛军实力削弱了,老巢又被捣毁了,再收网消灭叛军,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唐肃宗最终拒绝了李泌提出的这一战略,结果在邺城遭遇了一场大败,使得平叛工作变得遥遥无期。
面对这种基本事实,后人难免会有一种错觉,那就是如果唐肃宗采用李泌的战略,就可以一举平定安史叛军。
其实呢,这是我们在分析历史时习惯犯的一种错误:只要历史当事人失败了,被历史当事人舍弃的战略就会被人们吹得完美无缺。
问题是,我们常常忘了一件事,如果这个战略真的完美无缺,当事人为什么会舍弃它呢?
平叛工作之所以会在关键时候突然掉链子,绝不是因为大唐帝国的战略有问题,而是因为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出现了问题。
如果帝国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没有问题,先收复长安、洛阳,把安史叛军压缩到河北地区,一样可以彻底剿灭他们。
反过来说,如果中央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出现问题,先夺取安史叛军的老巢,再收复长安、洛阳,也一样会在关键时候出乱子。
按李泌的战略行事,马上就要进入日程的一个问题是:夺取安史叛军老巢的军事主力,应该由谁来指挥呢?
如果由某个军方大佬全权负责,这个军方大佬率军夺取安史叛军老巢后,突然要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中央政府该怎么办呢?
在军人势力越来越强大的背景下,这种事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如果皇帝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就让文职官员、甚至是太监节制几个互不统率的军方大佬,去进攻安史叛军老巢,无非是邺城大败的结果在安史叛军老巢那里出现罢了。
从这层意义上,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控制军队。
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任何战略都会发生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任何战略都没有问题。
按大道理去思考,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只要皇帝选择一个值得信赖的将领,让他全权负责前方军事就可以了。可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皇帝相信这种逻辑,就如同相信心灵鸡汤的人出去创业。
在军人势力扩大的背景下,无论中央政府怎么玩,好像也无法阻止军人势力渐渐失控,皇帝所能改变的只是阻止某个军人崛起或失控。
换而言之,皇帝集中力量压制某个军方大佬,这个军方大佬肯定不会失控。问题是,这无非是草驴换个叫驴罢了。
对皇帝而言,割据地方的人是张三也好,是李四也罢;为了压制张三而让李四崛起,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李泌的战略之所以被舍弃,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第一,南线是不是能支持这个战略?
帝国政府大举反攻长安、洛阳,安史叛军的士气受到空前打击,但是在这种背景下,睢阳依然失守了。
如果帝国政府迈着四方步,不急于收复长安、洛阳,而是拖延三五个月时间,再到千里之外范阳与安史叛军主力开战,战争一旦进入僵持,甚至让邺城大败的结局在范阳出现(皇帝让太监指挥军方大佬与安史叛军决战,让占绝对优势的政府军发生大溃败),安史叛军利用这段时间,突然把南线打穿了(甚至只是攻克了襄阳),整个战争局势就会产生不可预料的变数。
我们知道,大唐帝国可以翻盘的基础,就是西北有精兵良马、南方有充足物资。如果江南被打穿了(甚至江南通往西北的后勤通道被掐断),整个情形就复杂了。
第二、中央政府对帝国军队的控制力,能否支持这种战略?
只要军方力量达成默契,无论采用什么战术,他们都会在最关键的时候掉链子。无非是换一些主角,换一个场景,发生类似邺城大败的局面,然后整个剧情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因为类似的原因,怎么控制军队的问题,困扰了中国随后的历史二百多年;就如怎么控制诸王的问题,在两晋南北朝时曾困扰中国近三百年一样。
表面上看,这是某个皇帝的某个错误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客观环境造就的。
在这种背景下,帝国军事主力只有在帝国权力中心覆盖的范围内,才可以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一旦到了远离帝国权力中心的河北地区,军事行动总会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这也就是表现在外,西北军总是忠于皇帝、河北、山东军区容易闹割据的主要原因。
第三,这样玩下去,有可能会让西南的太上皇寻找到机会。
唐肃宗指挥军队正面进攻安史叛军,一举收复长安、洛阳,大家都说唐玄宗老年痴呆,让大唐帝国丢失洛阳、长安;唐肃宗英明神武,又把长安洛阳收复了。
这样一来,唐玄宗在帝国的政局中的影响就会变得微不足道。
按李泌的玩法,如果折腾了半天,长安没有收复,洛阳也没有收复,却突然在范阳城下玩脱了,那太上皇突然借机出来夺权,这个问题就复杂了。
古代战争资料少,所以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整个帝国的大战略都是两三个人坐在密室里讨论出来的。
现代战争资料多,我们自然会发现,战争开始后所有的战略层面,都是无数人反复商讨出来的。
最后,你可以做的选择,也就是做一道四选一、三选一或二选一的选择题罢了,只是在这种选择题中,永远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因为所有的答案都是利弊参半的。
在许多时候,不同的战略也是由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出来的。
军方希望政府给他们下放更多的权力,把各种罗圈套罗圈的牵制都放开,并给他们最多的自主权,否则这仗怎么打啊?
而帝国政府通常不会公开讨论这种问题,但是在具体操作中,总会授权文官系统或内廷系统凌驾于军方之上。
哪种选择正确呢?这很难说。
但是从大道理上讲,显然是给军方下放更多的权力正确。因为让军人在前方打仗,却让文官、太监在旁边瞎指挥,能打胜仗吗?
问题是,从隐秘的权力博弈角度来说,皇帝永远不会这样做。摆在台面上的时候,皇帝总会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要给将帅全权,但是内心深处,皇帝什么时候也不会真正信任某个将帅。
李渊起兵时,宁愿让19岁的李世民当大军统帅、甚至让15岁的李元吉当大军元帅,也不会让那些资深大佬当大军元帅;至于唐肃宗,宁愿让大太监鱼朝恩节制几路大军,也不会让授权郭子仪李光弼等大佬节制几路大军。
李泌的战略想要取得成功,就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给军方下放更多的权力。
问题是,皇帝哪敢这样玩呢?说一千道一万,在长安、洛阳没有收复之前,帝国中央政府也有点流亡政府的意味。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授予军方太多权力,让他们到远离中央政府的地方长时间作战,随时有可能让相关军队失控的。
如果皇帝为了有效控制这些军队,就让文官、内廷系统坐镇前方监管军方统帅,邺城大败的结局恐怕就会提前上演了。而邺城大败的结局,如果在帝国没有收复长安洛阳城前就出现,肯定更危险。
从这层意义上,藩镇格局后来无法消除,与唐肃宗没有选择李泌的战略并没有多大关系。
而按唐肃宗的战略行事,帝国政府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收复了长安、洛阳,更把安史叛军挤压到了河北一隅之地,如果没有意外,完全可以收网成功了。
但是很不幸,如何控制军人势力,似乎成为一道无解的问题,就如两晋南北朝时期,如何控制诸王势力,似乎成为一道无解的问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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