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宋后宫的思考，望大家指点探讨

说宋朝无后宫干政，其实这个问题缠绕已久，这应该是蔡东藩先生的意见。由于太祖成法限制，北宋的外戚确实没有出头之日，从张尧佐身上不难得知，最起码北宋外戚的地位似乎还不如明朝，看看那个武清伯李伟即知。但南宋如韩侂胄和贾似道，尤其是后者确实是一特例。整体看来两宋宗室和外戚对宋朝发展走向的影响确实太有限了。但是后宫则不然，尽管很多人认为宋代的后宫不曾干政，并且认为即使干政，类似于章献太后也是把国家往好的方向上引导，所以没有太多的人置喙批评宋朝的后宫（尤其是北宋）。

作为荆公王安石的铁粉，自然很别扭这种说法，因为洒家看到的北宋后宫确实并不太厚道。前有太祖的老妈（金匮之盟不可考证，所以只是虚提一下），然后接下来真宗刘后，仁宗曹后，英宗高后，神宗向后，哲宗孟后（这个是凑数的），前面一连四位皇太后，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而且都在不同层面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我想说的是，后宫虽未与外戚合流，但是不得不说，北宋由盛而衰，后宫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据说刘太后有武皇之志，曹后也差不多，只不过被韩琦怼了回去，高太后更是“老奸擅权”（我想要不是元祐初年的垂帘和旧党执政偏激，章惇复位以后也不至于开党禁之例，岭南之路重开本是元祐党人的杰作），最后的向太后，她的功绩就是扶徽宗上位，让北宋在若干年以后进入暗黑时代，有此种种，还能说北宋后宫不干政成立吗？洒家个人确实有些怀疑和困惑，反正从这一连串的事件看来，北宋由盛而衰，这些后宫势力即使没有起决定作用，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不知道史学大佬们怎么看，特意请教。

宋神宗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全盘照抄了汉武帝取西域断匈奴右臂之故智，确立了调一天下，兼制夷狄的大战略，就是行新法变法敛财西北开边练兵，经略熙河以断夏国右臂，经略西夏以断契丹右臂。从而实现扬长避短通过侧面的大迂回达到平辽灭夏的目的。从宋哲宗亲政开始到宋徽宗上台都是按照这个规划来实施。北宋后期只有高滔滔垂帘的元祐时期是个例外

而后世对其评价还是出于政治目的更多，晚清时人经常以两宋自比，清流士大夫明确将两宫太后比拟为宋朝的宣仁高太后，且将“元祐”之政作为“同治”所当效法的先例。1881年，慈安太后病逝，翁同龢为诗悼念，其中有“一样宣仁诔，苏公涕泪多”之句，陈作霖“孝贞显皇后挽词”亦有：“慈安宫不启，天市惨星辰。哀动九重主，恩周二十春。中兴汉明德，摄政宋宣仁。”1908年，慈禧太后病逝，胡聘之挽其“深宫圣德普遐陬，宋室宣仁未许俦”，]陈宝琛挽其“手定中兴四纪周，女中尧舜古无俦”，“遭逢元祐无微效，晚绝攀号涕泗流”，慈禧之附葬册文中亦有“徽猷普被，直超有宋之宣仁”。

而宣仁高太后厚遇司马光、苏轼等的故事，亦成为同光时期朝臣士大夫的常用政治典故。此一时期，隐居司马光地位者，为出身翰林、崇奖理学、身后获谥“文正”的李鸿藻，同光清流翘楚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陈宝琛等人皆出其门，一时有“元祐诸贤”之目。[59] 清流亦以此自许。列名“翰林四谏”的张佩纶，在其丁忧归来的谢恩折中说：“伏念宋苏轼当宣仁之世，以文章再入翰林。”张之洞在其遗折中，述及其殿试中一甲三名，“蒙孝贞显皇后、孝钦显皇后拔置上第，遇合之隆，虽宋宣仁太后之于宋臣苏轼无以远过。”均明确以苏轼自命，而以两宫为宣仁高太后

当然相对应的，维新变法失败之后，孝钦后名声大坏，阎镇珩直接指斥“元祐”垂帘之制，认为“国家将衰，女子小人相为表里，而其卒遂酿成夷狄之祸……宋之亡，吾不曰徽、钦，而曰宣仁太后。惟其阴邪之气适与夷狄相感召故也。然则女中尧舜之说，非与？曰：当元祐之初，先帝旧臣犹在政府，朝廷无大奸慝，是以中外无事，民物粗安。向使蔡京、章惇诸人早窃柄任，比附宫闱，内外相煽，是亦王莽舜歆之续而已矣。宋之亡，岂待靖康之日乎？”这就是借古讽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