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中的“八佰”精神：“嘉定三屠”所展现的忠臣“义气”

影院日前上映的“八佰”展现的四百多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人数相差悬殊的“屠杀”现场，将兄弟们的爱国情怀展露无疑。从古至今，在国难关头，总有一群人舍生取义，势必与国共存亡，纵使很多人会说他们以卵击石、不自量力，但这种“忠臣义气”又如何不让人动容呢？

很多不太了解明末清初历史的人，对“嘉定三屠”可能不甚清楚，这次也是一种屠杀，是一群士人奋力一搏，是不忘故国的舍生取义。他们和在四行仓库与日军厮杀的四百多名壮士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又有些不一样，他们的身后没有多少“国人”和他们一样坚定立场，他们的牺牲践行了他们自己坚守的那一套君臣道义理念，他们所展现的忠臣义气同样令人动容。

记载整个事件较清楚且可信的是朱子素所撰《嘉定屠城纪略》，作为整个事件的目睹者，他将满腔悲愤尽数注入此书，为后世揭开那段残忍真相。

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军破南京。闰六月初九，明降将李成栋留守300人在太仓附近江船上，率兵去吴淞。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强迫汉人脱下传统服装换穿满族服装，男子剃尽顶前的头发，洗后的头发必须编成小辫拖在脑后，以此区别“顺民、逆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剃发令激起群愤，远近乡兵围攻李成栋船队，斩杀清兵84人，兵船及船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十五日，李成栋选精兵40余人由吴淞去太仓搬兵，行至罗店，北乡兵追杀。李成栋即纵兵报复。

十八日，李成栋率兵屠罗店，杀居民千余人。十九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急促明左通政侯峒曾入城商议守城之策，决定划地而守城楼高悬白旗，上书“嘉定恢剿义师”6个大字，全城严阵以待。二十四日，李成栋遣弟李成林率精兵数十骑从吴淞再次往太仓搬兵，一路遭乡兵追杀至北门，又被北门乡兵逼入仓桥街，李成林毙命。李成栋大怒，于七月初一屠娄塘，初四屠县城，二十六日屠葛隆、外冈，二十七日再屠县城，全县死难2万余人。清末民主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始把这一事件谓之“嘉定三屠”。（《嘉定县简志》卷八 军事 民防）

残酷的历史事实是：假设没有这些忠臣的抵抗，这场屠杀可能不会发生。但历史没有假设，作为后人，我们不能站在我们的时空对当时的人和事进行“圣人”的评价，或许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场屠杀的对象——儒家士大夫，他们在明亡之际的嘉定县城率众抵抗时上演的悲壮殉国的一幕。美国学者邓尔麟所著《嘉定忠臣——十七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同样把目光锁定到“嘉定三屠”这一历史事件中那群忠义之士。他的着眼点亦是那群在特定时空下的中国儒家士大夫有如候峒曾、黄淳耀的一批忠贞的地方精英。

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让本孱弱的明朝彻底“崩盘”，清军的势如破竹使嘉定的失败成为定局，即使是这样糟糕甚至不可挽回的局面，在嘉定的这批儒家士大夫仍组织了这场视死如归的抵抗。正如黄淳耀对其僧人朋友说的那样，儒生有责任追随他的皇帝殉难，就像忠贞的妇人要为丈夫殉节，以此来证明忠臣对儒家基本信条的坚守，即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纲常，尤其是君臣之间的纲常。抵抗清政府的剃发令、反抗清军的残杀、强暴、掠夺行为，从城镇到村庄，百姓们组织起武装队伍，投入那场绝望的屠杀中，可以说民众抵抗运动与明朝忠臣的凝聚力显然在共同的耻辱感中得到加强，但清军装备的先进以及准许的无法无天的行为让这场忠臣组织的抵抗运动以惨败告终，并且引发清军野蛮而残酷的报复，这场抵抗运动以快速且毫无可能挽回的失败告终。

儒家士大夫的自杀行为是他们对儒家信条的坚守，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家价值观的信奉，候峒曾、黄淳耀等这批忠臣对他们的儒家信条坚守的信念近乎于极端，而且比他们所号召起来的普通百姓更富有理想色彩，一种理想，一种现实，两方的协调难乎其难，直接导致这场抵抗运动快速失败。姑且不论原因，这些忠臣和勇士抵抗外敌，反对变节，为儒家纲常价值观的复兴奋力一搏，他们的行动以及信念激励着后来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展现的是值得尊崇的忠烈，儒家信仰的忠实践行者。

再回过头看当时的嘉定县城，这些忠臣作为组织抵抗的领袖，其身份却有些尴尬，他们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明清之际那些能够产生地理、亲缘认同的“乡绅阶层”，他们没有做到“上呈下达”的平衡，仅与官方权力中心联系紧密，而与所在地方的乡民联系却异常薄弱。当时的社会事实是，开明的士大夫、商人和一些农民都有意与清首领合作，尽量消解民族冲突，商业化的发展让利益的追求变得愈来愈重要，忠臣推动的抵抗运动使得这场抵抗变得极端，导致残酷且残忍的屠杀。

当然，后人可以尽情讨论宣扬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但候峒曾、黄淳耀等忠臣奉行始终的忠臣义气在历史的记忆中是无法抹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