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哪个对古代的社会危害更加严重呢？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语出于韩非子。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必须清楚韩非子这句话背后的主张。韩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他的主张目的是建立绝对的君主权威，政事一断于法，因此这有两个权威不能侵犯，即君主的权威和法律的神圣性。

在这两个权威之下，儒家学者以王道政治理想议论法律，在韩非子构建的君主法治体系下无疑会让法律失去公信力，失去公信力，国家则难治，这是韩非子否定儒家的基本前提。而侠者，他们本是一批急公好义的人，对于社会不平之事，侠者敢作敢为，甚至不惜为行义而杀恶徒，侠者的这种用武力去解决社会不正义，不公平的行为，在君主官员看来无疑是对国家行政权力的一种巨大挑战，甚至有些侠者出现击杀官员的行为，这无疑不能让官员所容忍。

因此，韩非子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主义前提下，儒与侠都成了被打压的对象。如果我们站在结束战国纷争的立场，以整合国力，维护国家内部稳定的标准去评判，无疑儒家和游侠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势力。但对破坏君主专制而言，儒家对法家的颠覆要超过游侠。

法家对儒家的打压，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理念，两种治国体制之争，儒家如果得势，恐怕会再次埋下列国林立，战争频繁的隐患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原始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的政治主张是行王道政治，现实的政治版本就是孔子所说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就是周公创制的等级分明的礼乐封建制。这里面有两个核心要点，一是君主要仁，所谓仁者爱民，二是政治体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分明的封建制。以上两点主张最为法家不能接受。下面通过李斯与儒生淳于越关于秦国政治制度的争论来进行剖析。

淳于越是秦始皇的置七十博士之首，是个标准的儒家学者。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对于秦国的政治体制就发表了如下见解：

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从淳于越的话来看，他是主张古制的，所谓古制就是分封制，通过分封功臣，宗室子弟以保证秦帝国的政治稳定。如果这个方案被通过，估计汉初的七国之乱，诸侯王之乱，以及西晋八王之乱恐怕又会上演。宗室，功臣成为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已经为后面的历史所证明。因此，儒生的主张如果成为政治主张，会给帝国埋下巨大的隐患，好在先秦儒生没有获得实际的执政地位。

李斯从各学派的对秦法的危害来反对各派学说。

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因为各种学派，当然也包括儒生对秦法的批评会动摇秦法的权威性，如果放任这些学说的发展，君主的权威就会被动摇，更会产生结党这种不良的社会影响，所以李斯奏请禁绝文学诗书百家语者。同时也奏请秦始皇不事分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谏言说：

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从秦始皇的态度来看，秦始皇认为在行分封就是树兵之策，所以长久安宁计，采纳李斯之谋。所以说在特定的背景下，儒家之祸，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

游侠与国家的冲突，实际上是公权力与不受约束的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同时侠者风气不利于鼓励耕战之民，但总体而言造成的后果并不很严重

侠者按照韩非子的说法为不垦之民，所谓：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这对于鼓励耕战，崇尚军功，以赏罚治国的法家来说，侠者无疑是不能为国家出力或者不能被国家任用的人物，因此韩非子将游侠列为五蠹之一。所谓：

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因此，在韩非子看来，这些侠者聚集在一起，相与为党，表彰气节，以此来使自身名声得到彰显，以至于触犯国家法令。从韩非子对儒家的两条批评来看主要就有两条，一是不能被国家使用，不能充当增强国家机器能力的农民与战士，二是聚集在一起，有触犯国家法律的危险。

以上两者我个人认为对于大一统的帝国破坏并不严重，战国虽然游侠之风盛行，但在农耕国家这个群体毕竟是少数，不足以改变国家中整体务农的倾向，二则游侠虽然有破坏国家法令的风险，但并不是以破坏法令为职事，游侠的正面作用还可以维护地方社会风气。即便是产生负面的效应，最大程度也只构成社会刑事案件，并不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根基，甚至对国策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侠者对于国家的冲击最负面的效应，不过是为行义滥杀他人性命，而破坏影响国家机器的权威，成为国家机器行政的挑战者。

结语

因此，笔者认为儒者和游侠都能发挥正面积极的效应。但是如果儒者发挥负面效应，儒者因为参与国家政治，制定国家政策，一旦政策失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远远超过游侠。而游侠就其极端情况而言，最多只是地方性的反国家群体，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