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货币战争

货币本是度量价格的工具，却在清朝的历史上引起轩然大波，并一度成为导致清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为什么小小货币如此“强悍”呢？

一、铜银博弈

众所周知，自秦朝以来，中国历代主要是以铜制钱作为货币流通结构和组织形式的。

然而，自晚明隆庆年开始，铜制钱逐渐被白银取代。

到清代，更是形成了“银钱并行”、“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二元平行本位制。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对外收付交易的增加，在国际支付中，也开始使用白银，铜制钱开始逐渐退出晚清中国货币舞台。

为什么银更胜一筹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清朝的通货膨胀政策。

晚清财政日益拮据，清政府常常用通货膨胀政策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即对铜制钱的价值进行灌水，使得铜制钱越来越不足值。铜制钱的地位受到威胁。

二是外国银元的大量进口。

外国银元以个数流通，

“市肆可以平行，无折扣之损; 囊橐便于携带，无笨重之虞。较之纹银，实属简便”。

铜制钱虽然也以个数流通，但上有朝廷的信用灌水，下有各地“局私”、“民私”的滥铸偷铸，使得其在实际使用中存在换算、贴水、补水、加耗等技术麻烦。

在这场铜银博弈中，银显然是胜出者。清乾隆年间，外国银元得到大量进口。

清宣统二年，度支部调查外国银元在中国者就有 11 多亿元。

银币在克服了铜制钱弊端的同时，也将之逐渐挤出了中国市场。

到清末，银钱平行本位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银独大的货币格局。

二、弃银就金

然而，当白银的货币地位在国内日益提高的时候，世界市场上白银的地位却在日益下降。当中国的货币体系发生着弃钱就银的演变时，世界货币市场上却发生着弃银就金的演变……

为了方便自己的贸易结算和货币汇兑，1816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

工业革命和海外殖民地拓展，使英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和世界工厂，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因此，英国实行金币本位制，等于是强迫各国用英国指定的币种与自己进行贸易结算。有了英国的示范和实践，西方世界（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差不多都循着英国之路，而相继走上了金本位制的道路。

整个19世纪，是一个金本位制大潮席卷全球的世纪。伴随着整个世界的金本位制潮流，在短短30年当中，金银比价就由 1∶15.57 变为了 1∶33.33，金价涨了一倍还多。银价的持续下跌，让此时手里拿着大量白银欲与洋人作交易的中国，在这个大潮中几乎陷入灭顶之灾。

三、已成定局

如果说币制危机让中国陷入了绝境，那么晚清王朝的外债危机更是足以把中国压垮。

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早已被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炸的遍体鳞伤。一项项的不平等条约留下了一笔笔巨额的战败债务和其它债务。

其大者，甲午之败紧跟着一个庚子之败，马关债务又加上一个辛丑之债。就辛丑条约而言，赔款额就达到了4.5 亿两白银，年息4厘，本息相加实际应付额翻一番还多，即9.8亿两。

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晚清积欠外债计208笔、13亿两白银。其中有的是直接的金债，有的是银债转金债; 有的必须以金还，有的虽可用银还，但需要进行“磅亏”贴水。

更有甚者，条约中还把原定的白银数额按当时的金银比价折合成了外国货币，要求中国用各种外国货币来偿还。

而此时中国债主俱是金本位国，这意味着中国每年必须用越来越贱的白银到市场上去买越来越贵的黄金来还债。

如此一来，参与对中国进行剥削的，已不仅是这些债主国，还包括了整个世界货币市场。世界市场上金每贵一分，中国的膏血就多流出一分。

货币亡国已成定论——货币因素虽然不是满清灭亡的第一原因，但视之为重要原因之一则是可以成立的。

四、垂死挣扎

面临货币亡国的危机，中国人从来都不是坐以待毙的。一些有识之士终于按捺不住，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两次币制大讨论。

第一次发生在《马关条约》签署的 1895年。

顺天府府尹胡燏棻在《变法自强折》中请求朝廷于各省通商口岸设局，自铸金银铜标准货币。他是提出中国自铸金币的第一人。

同时期，主张自铸金币的还有著名经济学家陈炽、有过出洋经历的川籍官员宋育仁、通政使司参议杨宜治。

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1899年出版的《盛世危言》中，专议币制改革。

他指出：

“环顾地球各国，以金为市十之七八，金银互市十之二三，专用银者中国、印度、墨西哥而已。……用金之国日多，用银之国日少，无怪银价之日贱也。”

而“我中国专以银为币，与洋人交易吃亏极大”，字里行间透出了实行金本位制的心仪主旨。

由马关赔款刺激出的世纪末的这一轮币制讨论，有发声大者，有发声小者，有说得深者，有说得浅者，但基本上都是在弃银就金的大方向上发出呼吁，而尚未形成在货币本位制度设计上的技术性争论。

真正在货币本位制度设计上形成技术性争论是在20 世纪初，这一次是庚子赔款刺激出的。

庚子后的中国思想界，开始就币制改革想具体办法，由此启动了第二波币制大讨论。参加讨论的人物，在阵容上也上了一个档次，梁启超、康有为、张之洞等当时的一流思想家皆提枪上阵。

在学术著作方面，开始有了大部头的学术专著，如康有为的《金主币救国议》、梁启超的《中国货币问题》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对货币问题的学术研究已大大深入。

最重要的是，在这次讨论中开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办法和技术上的设计方案，但由于当时的社会已不堪重负，在设计上陷入逻辑死角，根本无法实行。

清末的中国就像是一头被吮干了血的老牛，面对环伺群狼，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为夺路而逃在想最后的办法——这就是这场货币大讨论的本质。

讨论无果而终，清朝终于走上了“膏血即竭”“凋疗以毙”“腊枯而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