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颔先生的“盟誓”

▲侯马盟书

▲张颔先生画像

8月25日，

文博山西从山西省文物局了解到，

首届“张颔领军人才”支持评选工作，

将在全省文物系统开展，

具体内容如下

本次参评人员需要具有文博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年龄不限，参评人员须具备以下业绩条件之一：第一，主持的工作或个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的；第二，主持的工作或个人获得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考古学会等国家级行业组织奖励的；第三，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或支持计划的；第四，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的；第五，主持的项目曾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十大精品展览、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全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等奖项的；第六，在全省文物系统中特别优秀，作出突出贡献且具有重大影响力的。

本次评选工作从即日开始申报，至9月18日结束，按照自下而上、逐级审核、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申请人根据评选条件向所在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单位做好资格初审和推荐工作，经过攻势后逐级上报，最终由省内外相关专家进行评议，形成人选意见。

本次评选结束后，对评选出“张颔领军人才”支持计划人选一次性给予50000元奖励，并在项目上优先支持。

张颔先生简介

张颔（1920-2017），山西介休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担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理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山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泠印社社员等。著有《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侯马盟书丛考》《侯马盟书》等。

2020年，

对于山西文博界和文博人、

以及古文字学界而言，

是颇具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是“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

也是盟书主要整理者和研究者之一

——张颔先生诞辰100周年。

为发掘优秀传统文化，

弘扬山西老一辈文博人

求真、务实、严谨的精神，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将举办系列学术活动。

这些活动包括：

举办张颔先生百年生平展；

召开“纪念侯马盟书发现五十五周年

暨张颔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

出版《绵瓞集——侯马盟书发现55周年

暨张颔先生100年诞辰纪念文集》。

此外，

为配合纪念活动，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官方微信“考古汇”

还推出了系列宣传文章，

内容涉及侯马盟书的发现研究

及张颔先生生平与学术成果等。

本期特选取其中几篇，

以飨读者。

大家张颔

▲1936年的张颔

民国9年(1920年)11月16日，张颔生于山西省介休市。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但他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偏爱文史方面书籍。抗日战争时期，便开始以“抟泥“的笔名撰写短文和新诗，揭露时弊，呼吁抗日救亡。

▲1939年的张颔

1945年后，张颔任“同志会太原分会”特派员，担任《青年导报》总编、《工作与学习》杂志主编。

▲1948年的张颔

1948年底，张颔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平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共城工部公开指挥所的工作。

1949年底，张颔调回解放后的太原，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干事及副处长。

▲1954年的张颔

1953年，被聘为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同年发表《关于“尖底瓶”的意见》。

▲1957的张颔

1958年，论文《尖底中耳瓶与“欹器”的关系》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1期发表。

1961~1962年，张颔担任侯马东周遗址考古队队长，负责遗址发掘工作。此后，先后勘察太原晋阳古城、侯马东周平望、台神古城及曲沃古城等12座古城遗址，并发表《晋阳古城勘察记》、《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等文章。

▲《万荣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首页

▲张颔先生与饶宗颐先生

1965年底，侯马市晋国晚期新田遗址出土带有朱书文字的玉石片——著名的“侯马盟书”。张颔随即赴侯马遗址现场考察这批重要资料，并对当时刚刚出土的少数资料进行研究，写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

▲《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首页

▲侯马盟书

1973年，张颔、陶正刚、张守中对侯马盟书进行全面综合整理研究。张颔辨认出盟书全部文字，制作资料卡片，记录工作笔记，逐日记问题、记心得、记线索，对盟书内容科学分类，梳理出六大类别，逐类一一考释，每考证一处，均旁征博引，四面贯通，确定这批盟书的主盟人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鞅(赵简子)，为撰写《侯马盟书》打下扎实的基础。

▲张守中、张颔、陶正刚

1974年，张颔赴京，受指定专门进行侯马盟书综合性文字撰述。在对侯马盟书研究中，他自制许多研究仪器和模型，如“旋栻”“无影塔”等，并运用天文学知识解决考古学中的相关问题，如《侯马盟书历朔考》《匏形壶与“匏瓜”星》等。

▲1974年的张颔

1975年4月，《侯马盟书丛考》在《文物》上发表。

1976年12月，巨著《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

▲已出版的侯马盟书封内

1979年8月，《侯马盟书丛考续》在《古文字研究》上发表，并于1980年荣获山西省科技成果二等奖。

▲张颔先生研究手稿

1980年，张颔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

▲1982年的张颔先生

1985年后，先生几下安徽、河南、山东、湖北、陕西等地，收集大批货币文字实物拓片，逐字摹写、排比、注释、汇集、辅以图表、索引，至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古币文编》。

▲1990年5月9日介休圪塔庙城，

左起：王川勋、张颔、杨富斗

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张颔学术文集》。

2005年冬，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组来晋为张颔先生拍摄专题片，先生成为山西文化界走进《大家》的第一人。也正是这个享誉全国的栏目，使先生其人及其贡献成就为全国观众所熟知，后该采访内容收入《大家》杂志。

▲2005年中央电视台科技教育频道《大家》栏目

2009年11月30日，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的“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十生辰文字展暨生日庆典在博物院艺术中心开幕。来自全省乃至全国文物界、考古界、书画界同仁和先生家乡代表参加庆典并观看展览，共同庆祝张颔先生九十岁寿诞。

2012年先生被授予“文博大家”的荣誉称号。

2017年1月18日，张颔于太原逝世。

张颔先生不仅释读、研究盟书内容，还将研究拓展至天文学、书法艺术、玺印篆刻等方面，成就卓著。

▲左：《侯马盟书文字六言联》

（吾）入晋邦之地通绎侯马盟书

右：《甲骨文五言联》

乐岁京邑喜高陵风雨多

▲张颔先生所刻图章

侯马盟誓遗址

地理位置及考古工作

▲地理位置图

盟誓遗址位于侯马市东部秦村西北三华里，相距牛村古城遗址约五华里，位于古城遗址的东南郊。面积约三千八百余平方米。发掘是配合基本建设工作进行的，从1965年11月开始，至1966年5月中旬结束。

钻探共发现了长方形竖坑四百余座，发掘了其中的三百二十三座及椭圆形窖穴二处。长方形竖坑分为大小两种：大者，主要埋葬牛或马两种牲畜。小者，主要埋葬羊和安放盟书。在坑80的填土中，曾发现有鸡的骨骸，但仅见此一例。

▲盟誓遗址发掘区

▲盟誓遗址T12竖坑平面图

▲牺坑

盟誓遗址时代

盟誓遗址位于第三层下面，打破了红褐色土层。二层以上是晚于东周的文化层，三层遗物极少，偶有一些陶、玉器残片发现。红褐色土层内也没有遗物，均属于东周文化堆积层。有的长方形竖坑互相打破，但都是出在同一层位的遗迹，估计他们的绝对年代有早晚，相对年代则是同一个时期的。

盟誓遗址分区

盟誓遗址可分为甲、乙两区。甲区集中在西北部，这里的竖坑一般都较小，而且又很密集，互相打破的情况多，盟书都是在这个地区发掘出来的。乙区：除甲区外，均属于这一类型。竖坑一般比较分散，面积较大，重叠情况少，埋葬的牲畜主要是牛、马和羊，不见有盟书出土。

▲侯马盟书出土情况

盟誓遗址的遗迹和遗物

清理长方形竖穴坑323座、椭圆形窖穴坑2座。

大部分竖穴坑北壁近底部有小壁龛，尺寸不定，据随葬玉器大小与数量而变，最多埋3-5件玉器，埋藏时间可能早于埋牲畜时间。但存放盟书的竖穴坑无壁龛。

▲坑55壁龛和玉璧

《礼记·曲礼》说：“约信曰誓, 涖牲曰盟 ”孔颖达疏：“盟之为法，先凿地为方坎，杀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盘，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为盟，书成，乃歃血而读书。”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侯马盟书

存放盟书的竖坑有31座(除三座未全部整理外)，出土盟书数百件，都是用红色颜料写在玉、石器物上面的。成器形的有石圭、玉质的有瑛、玉圭。其余为制作玉器剩下的废料，呈不规则块状和片形，大小一般不超过拳掌。

椭圆形窖穴，呈圆柱状，底部贮放两堆盟书和四件石璜。其放置方式可能与礼仪有关的一种宗教仪式。

▲椭圆形窑穴——坑1盟书出土情况

其他遗物

除了盟书，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出土玉器、丝织品残件和陶片。

玉器数量、种类众多,均由青玉、白玉或一些较为美观的石料琢成，器类有壁、环、援、璜、圭、璋等。

▲玉璋

▲1.偏孔玉环 2—3.玉璧

4.方形壁 5.玉援 6.玉环

陶片均出自是竖坑填土中。有盆、鬲、盘、豆、板瓦、盂等。

▲陶豆

▲陶鬲

坑17所出璧的外表存留有一块丝织物，纹饰细密，经纬紧密，说明我国东周丝织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

认识和意义

▲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出土盟书摹本

古书关于盟誓的记载多次提到结盟，立盟誓，杀牲取血，最后把牲畜和盟书共同埋葬于坎，这些与发掘情况相同。不同的是：第一，牲畜不一定杀死，而是有活埋的，或部分牲畜活埋的。第二，盟书有的同羊牲合埋在一起，有的不埋葬牲畜，仅有盟书。第三，“天子诸侯用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鸡”和发掘情况不相符合。第四，竖坑底部有一个小壁龛，安放一件玉器，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所有这些，都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东周盟誓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

由发现的盟书、出土的器物，特别是盟书中提到的“自质于君所”和 “定宫平阵之命”来看，“君”当指晋国某君， “定宫”，郭沫若同志说“是晋定宫午之宗庙”，另外，盟书中还提到“邯郸”和“中都”这二个地名。据此，初步断定盟誓遗址的时代应在晋定公以后。

何谓“盟书”？

盟书是参盟者彼此取信的文献，亦称“载书”。《周礼·秋官·司盟》称“司盟掌盟载之法”，郑注：“载，盟辞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书每式二份，一份“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留作事后查考；一份埋入地下，或“载书在河”(《左传·定公四年》)，沉在河里。侯马出土之盟书，属埋在地下的那一种。

侯马盟书内容与释读

出土盟书计5000余件。形体基本完整、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一般在30到100多个字之间，全部临摹发表。

整理小组将盟书分为六类十二种，即：

宗盟类，计514件，分别出土在34个坎中。参加盟誓的人均为同姓同宗，谓之“宗盟”。

盟辞强调“事宗祀”和“守清庙”。其中心内容是每个与盟人都要诚心效忠盟主，一致诛讨已被驱逐在外的敌对势力并不准其重返晋地。这类盟誓是主盟人赵孟为巩固晋阳赵氏宗族内部包括一部分异姓家臣、邑宰在内的团结，以求一致对敌而举行的盟誓。它又可按诛讨对象之多寡分为一氏一家、二氏二家、四氏五家、五氏七家等几种。在一片盟辞前的序篇中，由赵鞅追述受命，并有“十有一月甲寅朏乙丑”干支纪日，可据此推算盟誓的年代。

▲左：摹本右：释文

▲侯马盟书类型之宗盟类

委质类，计75篇，分别出土于18个坎中。“委质”就是把自己抵押给某个主人，表示一生永不“叛质”的意思。这是主盟人赵鞅对敌对势力采取分化政策，使之自愿送人质于新的主君后所立的誓约。中心内容是与盟人表示愿意和旧主君断绝关系，不同逃亡出国的旧势力勾结，制止其重返晋国的活动。这类盟誓的诛讨对象又有增加，达九氏二十一家。

委质类盟书在盟誓时，主盟人不直接参加此项活动。这类盟书的其特点主要有：第一、没有“以事其宗”和“守二宫”这样事宗祀、守清庙的任务，说明往主盟人绝不是赵孟的宗族。第二、盟诅对象超过了“宗盟类”的范围，扩大为九氏二十一家，说明在盟人与赵孟敌对阵营的关系是广泛的。第三、既质之后还必须到“皇君之所”举行再祭即绎祭，这是莅盟人为了使新的主君相信自己的誓言，而附加的一些保证条件。

▲侯马盟书类型之委质类

纳室类，计58篇，集中出在一个坎中。内容为禁止纳室，即与盟人在盟誓后不再扩充奴隶、土地、财产等，同时也反对和声讨宗族中其他人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受诛灭制裁。有人认为，这可能属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新兴地主阶级对扩充奴隶的一种限制措施。

▲侯马盟书类型之纳室类

诅咒类，字迹较模糊，共13件，集中在一个坎中，墨书，是对某些罪行加以谴责的诅咒文。

▲侯马盟书类型之诅咒类

卜筮类，共3件，墨书，分3处存放在坎的壁龛内。不属正式盟书，而是举行盟誓祭祀“卜牲”时使用龟卜和筮占文辞的记载。

▲侯马盟书类型之卜筮类

其它类，“除上述五类外，还发现少数残碎的盟书，内容特殊，但由于辞句支离，无从了解其全貌。其中只有一件保存着‘永不盟于邯郸’一个完整的句子。”

▲侯马盟书类型之其它类

自侯马盟誓遗址及盟书发现以来，关于其分类、年代、主盟人、盟誓内容等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冯时、裘锡圭、黄盛璋、谢尧亭、田建文、赵世纲、降大任、江村治树、罗凤鸣等发表过各自认识。

“侯马盟书”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十项重大考古成果之一，已成为国宝级的文物。数以千计，盟辞内容完整而有系统，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它是继殷墟甲骨、商周铜器长篇铭文之后，有大量文字记载的珍贵文物资料，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是难得而关键的材料。

张颔先生与侯马盟书

1965年冬，侯马盟书被发现，为张颔的学术水平跃入崭新的境界，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可以说，是侯马盟书成就了张颔，是张颔先生使侯马盟书散发出灿烂的光彩。

侯马盟誓遗址1965年开始发掘，侯马盟书于1965年12月出土。听到盟书出土的消息后，张颔立即奔赴侯马。只用了短短几天时间，他对刚出土的少数盟书进行了仔细的辨认与研究，写出《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一文，与郭沫若撰写的考释性文章《候马盟书试探》一起发表于《文物》1966年第2期，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张颔先生相关工作照

侯马盟书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官方文书实物标本，内涵丰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随着发掘的结束，盟书的整理工作急待完成。然而，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在“文革”期间，张颔先生身心都受到了折磨，但是他并未绝望，而是逆境重生，心向光明，不忘继续学习。在此期间他温习曾学过得天文学知识，用观察的结果与记忆中的古文献资料相印证。天文学方面的实践知识，为他后来制作太原地区的观象授时塔(即“无影塔”)模型、推算古代星岁纪年的旋栻，以及研究侯马盟书历朔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现在，即便是在白天也能掌握中国古天文的星象座标——二十八宿在天空的位量及其运转规律。

1973年，张颔、陶正刚、张守中共同完成这一繁难的整理工作。张颔负责盟书的文字考释、盟辞训诂与历史事迹考证，拟定出整理研究的总体构想和框架；陶正刚负责关于遗址发掘情况的编写。张守中负责盟书文字的临摹和《字表》的编写。经过两年艰苦、细致的辛勤劳作，《侯马盟书》全书完稿。1977年巨著《侯马盟书》正式发行。

▲后为张颔，前左为张守中，前右为陶正刚

《候马盟书》不仅是一部盟书资料整理的汇集，而且在学术研究与撰述体例上有独到的见解，还是将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定的典范。此书“盟书字表”(张守中一人编制)的体例在古文字和考古学专著中尚属首例，极大便利了读者查阅，由于张颔先生的学业宽厚，他对古文字、考古、古代史、训诂、金石、古汉语等均有所长，所以他对盟书资料驾驭便得心应手。

《侯马盟书》是张颔先生学术历程的一个高潮，带来了功成名就，但他并不以此止步，而是更加的钻研学术，相继出版《古币文编》和《张颔学术文集》。这是他常青的学术生命之树上结出的份量颇足的硕果。即使如此，年届八旬的张颔先生依然在“闭门补课学文化”。这种知之愈多，其心愈“虚”的精神永远让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