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奴役之路（修订版） 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哈耶克的学术生涯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注意，其世界性声誉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这本书中论证道，当时正在计划中的福利国家不是为个人自由的战斗在和平时期的继续，倒是朝着专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此，他认为追求计划经济，其无意识后果必然是极权主义。为了反对这种计划经济，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贯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同时，也允许适度的政府活动，但这仅限于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动形式。应该强调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包括对许多有用的社会制度的赞赏，但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发行动的后果，而不能是人设计的结果。

德国社会主义者在本国曾从普鲁士传统的某些特征中得到极大的支持；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渊源，在德国为双方都引以为荣，这更加支持了我们的主要观点。

在社会主义和有意识地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普鲁士国家组织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渊源，这是不可否认的，法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就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早在用管理一个单独的工厂的同样原则去治理整个国家这个理想鼓舞了19世纪的社会主义之前，普鲁士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就已叹息：“从来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逝世以后的德国那样，像一个工厂一样被治理过。”引自诺瓦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登堡）[Noval-is（Friedrich von Hardenberg）]：《信仰与爱情》（Glauben und Liebe）或《国王与王后》（Der König und die Königin）（1789年）。

驳斥因为社会主义和纳粹民族社会主义是对立的 所以社会主义不是纳粹极权 民族社会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的幼稚想法。

现代的社会主义趋向，不仅对不久的过去，而且对西方文明的整个演进过程意味着多么鲜明的决裂，如果不仅以19世纪为背景，而且以更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就显然很清楚了。我们正在迅速放弃的不仅是科布登和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观点，而且是在基督教以及希腊人和罗马人奠定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西方文明的显著特点之一。不仅是19世纪和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且连我们从伊拉斯谟（Erasmus）和蒙田（Montaigne），从西塞罗（Cicero）和塔西佗（Tacitus）、伯里克利（Pericle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那里继承来的基本的个人主义，都在逐渐被放弃。

Freedom”和“lib-erty” 这两个“自由”字眼常常被滥用，以致我们在用其表明它们当时所代表的理想时，也颇为踌躇。宽容或许是唯一还能保留这个原则完整意义的字眼儿，这个原则在整个那个时期都处于上升状态，只是近来才又趋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彻底消亡。

从一个严格组织起来的等级制度逐渐转变成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至少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有机会了解和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是和商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很有多不明白自由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人要把人当人看，基于此，自由才会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某党某国，认为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作为统治者，被统治者不配拥有做人的权利，那些被统治者也不是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拥护专政，否认自由的，确实不配做人。同样在改革开放下经济的突飞发展下，带来的精神阵痛是有规律可循的。

对于这种惊人的进步，如果我们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的话，那就不会是持平之论，这个标准本身就是这种进步的结果，而现在又使许多缺陷显现出来了。要评价这种进步对那些参与其事的人的意义所在，我们必须得用它开始时人们所抱的希望和心愿去衡量。

为什么社会越进步，人们的不满越多，要求越高？哈耶克的这几句或许可以解释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说不出愤怒。

当下，社会上存在一些否定改革开放的不良言论，对这一重大决策大加贬斥。这是不客观，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搞清楚30多年前我们决策的初衷、迫切解决的问题与期望达成的目标等众多衡量标准，才能服人。

民主和社会主义除了“平等”一词毫无共同之处。但请注意这个区别：民主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社会主义则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

出自：

《1848年9月12日在制宪会议上关于劳动法问题的演讲》（“Discours prononcé à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le 12 septembre 1848 sur la question du droit au travail”），见《亚里克西·德·托克维尔全集》（Deuvres complètes dAlexis de Tocqueville）第9卷，1866年，第546页。

前者在自由中得到的平等是自由人之间相互妥协博弈的结果，相对而言会得到大多数的自愿遵守。后者借助强权被分配的平等除了注定会不平等之外，还会引起相当多的抵抗和消极忍受。顶层设计出台必然也有内部消息和传播过程，这本身就是起点的不公平。

幸好有互联网，相对而言大家接受信息的机会几乎是同步的。不过有新闻管制还是会造成很多吃瓜群众的糊涂

这种新自由的允诺常常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物质财富大大增加的不负责任的允诺相提并论，但并非出于这种对自然的吝啬的绝对征服，经济自由便指日可待。这个允诺实际上指的是，不同的人在选择余地上现存的巨大悬殊将被消除。因此，对这种新自由的要求，不过是对平均分配财富旧要求的代名词而已

自由主义带来的诸如贫富差距等问题使人们憧憬一个更理想的社会，试图消除自由主义的弊端。殊不知，在消灭这些弊端时，动摇的也是社会进步的根基——人在创造(经济活动)时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当然，如贫富差距等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解决他们或许就是需要在集权和自由放任中找到适合时代生产力、文化的中庸之道吧。

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大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毋庸置疑，对更多自由的允诺使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受到引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并且它“最好被称为超法西斯主义”；当我们发现同一作者承认“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他赖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计划的一部分”，

出自：

马克斯·伊斯门：《斯大林的俄国与社会主义的危机》（Stalins Russia and the Cri-sis of Socialism），1940年，第82页。

所谓主义只是概念，而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哪个人可以左右的，有其历史发展的民众土壤。

马克思主义也是对独裁主义的另一种解释，只不过我们更喜欢看好的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本质。

在德国，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或者情形正相反，这是尽人皆知的，两党的宣传家们尤其了解这一点。20世纪30年代，这个国家的许多大学教师看到从欧洲大陆回来的英国和美国的学生，无法确定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还是纳粹分子，只能确定他们都仇视西方的自由主义文明。

卡斯特罗的理想是崇高的，争取全人类的平等，这个目标永远都会鼓舞人心，但是在所有的手段中，采用“计划经济”的方式，被证明是永远达不到这个目标的，相反，它越来越使结果走向目标的反面。

社会主义意味着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中央的计划机构取代了为利润而工作的企业家。

我们的计划者所要求的是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的目标服务。

包办一切的计划，计划经济，按需分配，共产。愿望是多么美好，实现的手段是多么惨白无力，现实是啪啪打脸。所以改革了，国有企业减少，逐步放权，这只是不可避免下的历史潮流。但是阵痛下的大规模失业，以及房价问题。

社会为之组织起来的“社会目标”或“共同目的”，通常被含糊其辞地表达成“公共利益”、“普遍福利”或“普遍利益”。无须多少思考便可看出，这些词语没有充分明确的意义以决定具体的行动方针。千百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单凭一个多寡的尺度来衡量。

推翻所谓“资本主义”之后，所建立的计划经济，是一个更严密森严的等级制度，所有人都在这个大系统中，有个上下等级。高层决定食物和资源分配，他们所做任何决定，下层只有接受执行，否则就被边缘化，边缘化就有可能被饿死。

这里只能指出，迄今为止，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人行动受成规束缚的范围在不断地缩减。构成我们共同道德准则的条规，为数越来越少而性质上却越来越具一般性。

不加讨论，一些既定价值观念的恶心之处。

个人的目标体系应该至高无上而不屈从于他人的指令。就是这种对个人作为其目标的最终决断者的承认，对个人应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的信念，构成了个人主义立场的实质。

所以不婚主义，同性恋，避世者，都在意自己的目标改变自我的世界，外人又有什么资格去加以评判，那么出台的政策正确与否根本在于是否尊重：人的自由，人的基本人格。

议会的讨论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有用的安全阀，甚至还可以作为传播官方对各种指责的答复的便利媒介。它甚至可以防止臭名昭著的弊端并有效地坚决要求纠正某些缺点。但它不能进行指导，充其量它只能选出实际上拥有绝对权力的那些人。整个制度将趋向于那种平民主义的独裁制，在这种制度下，政府首脑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人民投票巩固他的地位，而且他掌握所有权力，使其能确保投票将按他想往的方向进行。

新加坡把这种体制演绎为实用主义和贤人政治，但仍然获得了成功，可见世界之大，并非东风压倒西风那么简单。

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最高的政治目标。它并非是为了一个良好的公共管理才被需要，而是为了保障对市民社会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标的追求”。

无论民主还是计划，都是执政者或执政联盟选择统治社会的一种技术手段，作为技术手段，它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民智的选择。民主也好，独裁也罢，历史的舞台，只需要适合它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