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紧紧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与最终失败的经历这一主线,广泛展现了“19世纪最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反映了19世纪早期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本质问题。
红与黑 读书笔记于连不“悲”
——《红与黑》读书笔记
袁品涵
“红”与“黑”不仅是两种颜色,还反映了不同的具体事物和状态、社会含义,以及社会诉求。
“红”指的是红色的血液,一种“开天辟地”“大破大立”的状态。有三层含义:1.远见卓识和富有开创精神的鲜活血液将注入“老态龙钟”“破败不堪”“停滞不前”的旧社会;2.用具有远见卓识和开创精神的人的鲜血来复苏一颗颗许久不跳、寒气逼人的心脏,唤醒沉睡已久的劳苦大众。所谓“用鲜血为革命祭旗”;3.为了劳苦大众长期被剥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流血流泪,前赴后继,在所不惜。最终的诉求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贵贱之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何以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高度发达的条件下追寻个人梦想,实现个人价值的大同社会。
“黑”指的是笼罩薄雾的黑夜,一种“混沌模糊”“恐怖压抑”的状态。有三层含义:1.劳苦大众毫无希望地、浑浑噩噩地生活在“老态龙钟”“破败不堪”“停滞不前”的旧社会;2.贵族统治阶级或上流社会对劳苦大众和不安分者的黑暗统治;3.贵族统治阶级或上流社会对于劳苦大众恶劣生活状况的视而不见,劳苦大众对于所受痛苦的习以为常,麻木不仁。最终的诉求是通过愚弄、压榨、鞭挞以及减小社会阶级流动性等方式统治劳苦大众;通过维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使贵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团体化、紧密化、网格化,巩固统治基础和核心利益。
司汤达的《红与黑》紧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与最终失败的经历这一主线,生动展现了“红”与“黑”的分分合合、恩怨情仇。让读者对社会黑暗风气“大声疾呼”“拍案而起”的同时,也对于连的一生“又爱又恨”“哭笑不得”。
阶级分析
于连这个人物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他算是一个普通平民,家里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但又不完全是平民,第一,他们家拥有一家水利锯木工厂,算小资产阶级。第二,从小影响于连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都非富即贵,包括德高望重的杜朗神甫、有着丰富军事和政治经历的退伍老军医,等等。从他们那里,于连接触到了法国历史,掌握流利的拉丁语,背诵《圣经》的所有篇章,等等。也因为与乡绅贤达的交情,于连有机会去特▪瑞那市长家做私人家庭教师,随即去贝藏松甚至巴黎深造和实现个人理想。所以于连属于“胜似平民而又不是平民”或者说“是平民但是完全有机会跳出平民阶级”这个类别。
悲从何来
把于连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当时法国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冷漠无情过于模糊。除了大环境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于连的悲剧呢?
第一,不幸的少年时代造就了他极度缺乏安全感、自尊心极强等性格。少年时代,于连常常遐想出神,加上脸色十分苍白,身材过于瘦削,他爸总以为养不大,即使活下来,也定是家里的累赘。一家人都瞧不起他。在公共场合,也一直是被挨揍和奚落的对象。他的父亲是不喜欢于连读书的,每次看到于连在工厂看书,都免不了一顿毒打。那位退伍老军医有几次甚至要付钱给于连爸爸,才能买得于连的读书时光。
第二,智商颇高,情商颇低。智商颇高:一方面,于连将《圣经》交给瑞那市长的三个孩子并让他们随便翻开一也页,无论哪一段,只要说出第一个字,他就可以一直背下去。另一方面,在贝藏松神学院,于连对《圣经》《创世纪》《摩西五经》《教皇论》等著作的见解让彼拉神甫看见其潜力。情商颇低:一方面,在瑞那市长家做私人家教时,瑞那先生指责于连消极怠工,于连激动地回击甚至威胁不干了。另一方面,在担任侯爵私人秘书之前,彼拉神甫试着给一些忠告。比如“你要是犯傻,就会上当;你想飞黄腾达,就该让自己上当”“只有靠名公巨卿,才能有出息;你不发迹就会倒霉,没有折中余地”,等等,但于连极度厌恶粗鄙之辈的傲慢无礼与曲意逢迎。虽然彼拉神甫的话偏世俗,但他无非是希望于连做事稳重点。
第三,虚伪无耻、自私自利。一方面,无论是对瑞那夫人还是玛蒂尔特公主,玩弄比真情多,征服比体贴多,伤害比照顾多。于连恋爱只想证明平民之子也可以玩弄和征服贵族女子。另一方面,瑞那夫人向拉穆尔侯爵揭发于连的真面目。她表示:于连虚伪到家,专门引诱软弱女子,借此谋得一个出身,成为一个人物。他的目标就是这家的主人及其家产,而留给别人的是灾难无穷与抱恨终身。于连因为这封信而枪击瑞那夫人。这都表现其野心勃勃和不择手段。
批判精神
像于连一刀切式的批判,把平民与贵族僵硬地分为善恶两个堡垒是不行的。比如,社会上的仇富、仇官等现象。对于不同阶级持双重标准也是不可取的。第三者破坏平民阶级的夫妻关系是不道德的,于连破坏瑞那夫妻的关系就是合理的,就是阶级的胜利?玩弄和伤害平民阶级的女孩是不道德的,玩弄玛蒂尔特公主的纯情就是合理的,就是阶级的胜利?当然不是。
于连偏激地恨贵族阶级是无根据的。第一,从少年启蒙到成为侯爵的私人秘书,他的每一步都受贵族中有识之士,忠义之士,仁爱之人的眷顾。于连的过激想法有些“以怨报德”的意味。第二,于连的目标是驰骋沙场或者做能臣。凭借其智商,稍微注意情商再加上日益熟络的贵族社会圈,并非难事。第三,即使于连实在看不惯某些现象,他可以像他的偶像拿破仑一样等有足够的权力、地位与名声的时候再改良。或者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终究无法改变社会总体趋势,也可以严格地要求和约束自己。做一个忠义仁爱,开明温和的新贵族。毕竟任何的重大改变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于连的个人正能量可以为量变“添砖加瓦”,为质变“夯实基础”。
究其根源,只不过是过度的自尊心和自卑感在作祟。贵族们的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极有可能让于连的内心受到打击。所以,于连是一个玻璃心的人。
改革者的标准
在《寒战》这部电影中,警务处副处长李文斌对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国标说:“我服务了香港警队30年,认识不少人,也得罪不少人。不过在这30年,我学会了一件事: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岗位,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不管是明是暗,第一步学会它,不过好多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就已经死了,知道为何?自以为是。第二步,就是在这个游戏里面把线头找出来,学会如何不去犯规,懂得如何在线球里面玩,这样才能勉强保持性命”。
是啊!就像李文斌说的,自保都如此艰难,更何况改革。改革是持续且艰难的,并非一蹴而就,光鲜亮丽的。改革者要具备隐忍沉着的心态,逆流而上的决心,把控全局的视野,才能够智慧地找到顺势而为的方法。
于连是有本事的人。或许,他非常想以“改革者”的姿态出现在当时的社会。我认为,他有改革者之质,无改革者之魂。
受过压迫不代表就是改革者。普里奥▪莱维曾说过:大部分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无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的,由原本拥有安全、平静,甚至享有特权生活的人领导的。于连算是平民,也懂平民之苦,而家境有不至于受切身之痛。于连确有改革者之质。
于连的无改革者之魂主要起源于他的空想和偏见。一方面,对于理想的态度。一类是有理想,但视理想如包袱之人。一类是不仅有理想,还懂得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之人。于连有改革的理想和意愿,却不知道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像一个孩童尿裤子,只会和父母说:我尿裤子了!但只有父母知道如何解决,而于连更像是尿裤子的巨婴儿。另一方面,我习惯于用两种方式来将人分类,进而定义改革者。一种方式是将人分为能够独立思考之人和盲目跟风之人。能够独立思考之人皆可看作社会的精英,而改革者则是精英中的精英。另一种方式是将人分为有能力的、没能力的、有偏见之人。在众多人类情感中,偏见是最阻碍自身发展与升华的,无论那个人的才华有多突出。于连可算作精英,因为他具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但是他的偏见,特别是在阶级问题上的重大偏见使其忘记了初心,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对于当下社会状况的准确掌握尤为关键。而能否准确掌握当下社会状况取决于改革者能否对于各现存阶级的情况进行客观、全面、准确的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改革的步骤和解决可能遇见的问题的对策。比如,毛泽东同志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解答了“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重要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结语
我很同情于连,因为他的确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奋斗励志路使我肃然起敬。与此同时,我也很“痛恨”他。手上不乏好牌,却不知道如何打出去。拥有了改革的理想,坚定了“曲线救国”的方针,却因为空想和偏见而走上了极端之路。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与惋惜。即使换一个时代、国家和社会,他的悲剧同样会上演。也许他的死能够使劳苦大众对于社会黑暗和贵族统治阶级的丑陋嘴脸有更深刻的认识并有所行动,但我不希望后来者都像于连这样死得“轻如鸿毛”。他们应该拿起“改革者之质”的盾和“改革者之魂”的矛,将这个社会改造得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更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更加爱国、敬业、诚实、友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会永垂不朽,他们的牺牲将会“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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