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回唱读书笔记5000字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1952年，阿富汗，贫穷的村庄沙德巴格。10岁的男孩阿卜杜拉和3岁的妹妹帕丽经历了一场可能永生难以挽回的骨肉分离。他们的妈妈在生帕丽的时候死于大出血，父亲萨布尔是个卖苦力的老实人，勉强支撑着艰难度日。他无力拉扯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给孩子们娶了个继母帕尔瓦娜。帕尔瓦娜的哥哥纳比在喀布尔一户富裕人家里做厨子兼司机，女主人妮拉一直无法生育。纳比舅舅居间牵线，帕丽被卖给了妮拉，开始了新生活。

我叫纳比，我生于沙德巴格，却在喀布尔度过我的大半生。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帅小伙，人人都这么说。他们说我很帅，我留着大鬓角，大背头，黑发一丝不苟地梳到脑后，穿一身超大的橄榄绿西装，白色的礼服衬衫，棕色的乐福鞋。

这身橄榄绿西装，我穿了超过了半个世纪，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衣服，是他，是一身的牵挂。

1946年，我来到喀布尔，我在这里做事

1947年，瓦赫达提先生雇佣不会做饭的我，还教我读书写字，我的阅读能力提高了很多。

1949年，瓦赫达提先生娶了美丽动人的尼拉夫人，二人关系一直有些过于彬彬有礼，但偶尔也会吵架，尼拉说苏莱曼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老人，空有一个年轻的皮囊。不得不承认，美丽的尼拉，很吸引人，我确实有点喜欢她，喜欢听她说话，喜欢看她抽烟的样子。

1950年，我带尼拉去沙德巴格，尼拉认识了我的小侄女帕丽，她说她很喜欢她。第一次她在车里哭了，她说她再也不会有孩子，她指着自己的肚子，说它在印度就已经被掏空了，我拉住她的手，心里暗暗的决定了。

1951年，瓦赫达提先生一家收养了帕丽，准确的说是通过我买了帕丽。我本想开车去沙德巴格去接帕丽，但萨布尔执意要送帕丽过来，没想到他也把阿卜杜拉带了过来。不过，看那孩子的样子，应该是他执意要跟过来。他们叫我纳比卡卡，我开着小车带他们到处转，当然，尼拉也跟着。 当我抱起帕丽飞快的跑进长廊时，帕丽趴在我肩上，小脚乱踢，惊慌失措的喊着“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不顾父亲的阻拦，也拼命的喊着妹妹的名字。我从他们身边夺走了帕丽。

我也曾自责，愧疚，但却也欣慰于帕丽不用再过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她叫我纳比，不再是纳比卡卡，我是她的厨子，司机。而我叫她帕丽小姐。

帕丽的到来缓和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甚至活跃了他们的关系。他们一起吃早餐，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瓦赫达提先生更是为帕丽在橱门上画上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苏莱曼先生的画，从来没有。

1955年，瓦赫达提先生中风，瘫痪在床，家里一下子乱了。他脾气变得很差家里一下子就空了，这是个时候尼拉该出来承担她作为妻子的义务，可这恰恰是她承受不来的。尼拉带帕丽远走巴黎，留下我陪着瓦赫达提先生，尼拉临走之前对我说，纳比，原来是你，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当时我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

我几乎整天守着瓦赫达提先生，他的咕噜咕噜呜咽呜咽，我全部能听得懂。

尼拉带帕丽走了有一阵了，我全权承担起照顾瓦赫达提先生的重任，我洗衣做饭，浇花哉草种菜，擦玻璃，擦地板，我打理房子，清扫地毯，给地板打蜡，拍掉窗帘上的尘土，擦窗户，修理漏水的龙头，更换生锈的水管。瓦赫达提先生红着眼眶说，你会累坏的，纳比。我说，不会。他说，你随便给自己开工钱，我的钱放在哪里，你都知道，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我笑着说，我午餐要做汤，怎么样，我想喝了，您也考虑考虑。

起初，我只是以为他因为我的尽职尽责而感动，现在想想，并不是。也许，因为我还在，在他目光可及的地方。

一次，瓦赫达提先生向往常那样睡着了，我去收拾他的衣柜，发现一个大纸箱，放在衣柜最里侧，被大衣遮挡住。里面放满了一箱瓦赫达提先生用过的速写本，厚厚的一摞。他一直都有画画，只是我从没见过他的画，哦，除了他给帕丽画的长颈鹿和长尾巴猴子。我打开画册，随便翻了一页，我腿都软了。我一本接着一本看完了所有的画册，里面画的始终都是我，纳比，在除草的我，在打扫卫生的我，在花园的我，在开车的我，倚着铁锹的我，打盹的我，做礼拜的我，全部，全部都是我。我放回了所有画册，轻轻关上门，走了出去。我不知道去哪，但就是要出去。

我走了好像很远，我脑子很乱，很乱但不恶心，但也没觉得荣幸。但他现在的样子又不能容许我离开，况且我也无法离开。

原来是你啊， 纳比

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

有一天 我跟苏莱曼说我给他准备了惊喜，他便立刻问我是什么惊喜。他眼里闪烁的喜悦和期待，我真是一辈子都不想忘。当我把他抱上轮椅的时候，他又哭又笑。我第一次推着轮椅带他出去转转。后来，我总带他去公园，或者开车出城，去帕格曼。

哦，对了，我其实有在帮自己在寻找接替者，但他们似乎总是不能让我满意，要么做饭不好吃（苏莱曼对吃的很挑，不要说我做饭也不好吃，没错以前就是不好吃，但现在好很多了）要么识的字太少，要么没有耐心，因为现在苏莱曼就像一个小孩子，总是发脾气。

于是，三年过去了，我仍在这里，在这里照顾他。

我偶尔会想起尼拉，又过去了好几年。

1968年，在帕格曼，我和苏莱曼在下棋，他好像有点困了，但他棋艺精湛，即使困了，我也斗不过他。我正在琢磨如何挽回局势。

他突然问我，纳比，你今年多大了？哦，我四十岁了，我心不在焉的回答。他说，或许你该结婚了，趁你还好看，你都有白头发了。我俩相视一笑，一直都有人说我好看，老了也是。

我妹妹马苏玛也这么说过，那是二十一年前了。无意中话题就走向了一年前，苏莱曼大笑的说起我第一次做饭，真主啊，第一次开车，他说那感觉好像中风一样。我吃惊的问他，那为何还要雇我？他说，因为你一走进来，我就在心里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人。我一遇见你，就知道我们不是同类，你和我，所以我想要的是一件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早晨一起散步，一起开车出门，我不会说有了这些我就满足了，可这总要好过不能和你在一起。我学会了在你身边苟且度日。

仿佛我听到，纳比，我喜欢的是你，不是你的性别。

我低下头，看着棋盘。我无法抬起眼睛，去触碰他的目光。

“我需要告诉你，哪怕就这一次，告诉你我一直爱着你，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纳比，请不要生气。”

我摇摇头，表示不会生气。你爱我，却害怕你的爱让我生气。他说，纳比，你走吧，组建自己的家庭，找一个妻子。我说，嗯，没准哪天我真就走了，到那时你一定会后悔的，还有另一个可怜的狗杂种，后悔老得给你洗尿布。

他说，你就是爱开玩笑，你要是不走，那么请答应我一件事，你要保证。

我会留下来，不仅仅是为了苏莱曼，他已经完全依赖我，我也觉得这种生活很舒适，有一个爱我，会完全接受我的家。

我和苏莱曼也会吵架，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不过是我今天煮了两次豆子，或者我把水杯放在窗台上，在或者是苏莱曼没有及时叫我端便盆，我们都会吵起来，有时他气的不理我，或者我假意离家出走。我感觉，他渐渐融入了我，我也渐渐融入了他。

接下来的几年，战争，战争，除了战争，喀布尔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冷枪，地雷，空袭，火箭弹，劫掠，强奸和杀戮。塔利班来了，短暂的战火平息了，但他们也罪行累累。但我和苏莱曼都是老头子了，蓄起胡子也就没事了，倒也多活了几年。使我更宽慰的是，帕丽远离这场灾难和杀戮，她长成了大姑娘，平平安安。

子弹袭击过这的每一幢房子，枪榴弹此起彼伏的在街上跳跃，火箭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很庆幸我们还活着。但我和苏莱曼的身体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我的视力越来越差，膝盖也疼得不行。苏莱曼的情况比我糟糕的我，我真的担心他。他变得无比的瘦小和脆弱，我每次抱起他，都觉得他像纸糊的玻璃娃娃，又轻又脆弱。

2000年，我实在不想回想起这一年。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一进去，就知道出事了。他上气不接下气，面如死灰，我要去叫医生，他努力摇头。他再说着什么，可我听不清。泪水涌出了他干枯的双眼，他用手指着让我找到一个信封，一个写有我名字的信封。他嘴巴动了动，我靠近，居然听清了。我拼命摇头，泪水控制不住了，我说，不，苏莱曼，还没到这个时候，我去找医生，你会好起来。他说，你保证过。

我保证过。

我躺在他身边，把他转过来，让他面向我，他好轻，轻的就像一个梦。我吻了他干裂的嘴唇，把他抱在怀里，一个长长的，紧紧的拥抱。

他啊，这辈子只说了一次他爱我，爱了很久很久，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仍然记得那天他穿了什么颜色的上衣。

可我当时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瞳孔放大的模样，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他的信封里是一份遗嘱，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我。可我什么都不想要，似乎除了那一箱速写本，什么都不属于我。那一箱子的我，就好像是我灵魂的碎片，拼凑起这个我。

我陪伴他53年，他死后，我突然觉得这房子又像53年前那样大了，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房子一样大，我不想住在这里。这里每一处缝隙，每一处走廊都有我和他的记忆。

我搬回了我原来的小小的房子，带着那一箱速写本。

2002年，马科斯先生来到我这里，他告诉我他来自希腊，是一名外科医生，在这里要给那些面部受伤的孩子做手术。他和他的同事想要租我这里当“宿舍”。我表示，不用租，你要想住就可以住，你是来帮我们的，帮我们喀布尔的。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八十五六的老头子了，我很多事情记不太清了，但我仍然记得，那个送我一套橄榄绿西服的人，那两个叫我纳比卡卡的人，那个租我房子的医生。

时间可能会带走很多东西，他让你记不得你爱的人的样子，但他会让你记得你爱他时你的样子。对吗？纳比。

原来一直是你啊，纳比

一直都是你，你不知道吗？